序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人困马乏，衣衫褴褛，干部战士都瘦得皮包骨头。作为中央领导人的毛主席都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头发又长又乱，唯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透露着坚毅和智慧的光芒。克服了重重困难，爬雪山、过草地，冲破敌人的层层拦截，经历了无数次血战，中央红军好不容易才走到陕北这块立足地。
但是，困难接着而至，已经到了初冬时节，7000红军还穿着破破烂烂的单衣，过冬的粮食也没有多少，战士们都吃不饱。周副主席找来后勤部长杨至诚，问他红军总共还有多少钱，杨至诚回答说：“满打满算还有1000块大洋，而熬过这个冬天，按两人一个大洋算，至少得需要3500个大洋。”周副主席犯了难，到哪去弄这差缺的2500个大洋呢？他去毛主席那里商量办法，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对杨至成说：“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到红15军团徐海东军团长那里借2500块大洋。”杨至诚怀疑的说：“他们能借给我们吗？”毛主席说：“试试看吧！死马当作活马医，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周副主席说：“徐海东比咱们早到陕北，加上原来陕北的红26军、红27军，兴许他们还有点家底。”
杨至成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到了红15军团的驻地，找到徐海东，将毛主席的条子交给了徐海东，徐海东打开一看，纸条上写着：海东同志，你好：中央红军眼下过冬出现吃、穿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个大洋。落款：毛泽东193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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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一看，心里很自责，中央红军来陕北两个多月了，自己竟然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立刻叫来供需处长查国祯，问他15军团总共还有多少钱？查国祯回答说还有7000个大洋，徐海东说：“留下2000元，其余5000元全部给中央红军送去。”查国祯不情愿，说我们自己过冬还不够呢，要送也不能送那么多啊，应该多留点。徐海东说：“我们是有困难，可中央红军更困难！我们自己好克服，中央红军刚刚来到陕北，立足不稳，人马困乏，他们经历过很大的困难才走到这里，我们不帮住他们，谁帮助他们呢？”
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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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最后对杨至成说道：“请转告毛主席，这钱是送给中央红军的，不是借的！”当两箱子白花花的银元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时，毛主席的眼睛湿润了！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过冬难题。以至于多年后毛主席还不忘此事，几次提起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以上就是有名的徐海东全力支援党中央的一段真实历史佳话。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前辈就是拿着毛主席的求援信亲自去找徐海东并把5000大洋带回党中央毛主席的人——开国上将杨至成
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和“枪炮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打仗打的就是钱粮辎重，打的就是后勤供应能力，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作为一支现代化自然十分重视后勤问题。在解放军历史上，出现过向洪学智、李聚奎、周纯全等著名的后勤方面的著名领导人，这几位都是军事干部后来转行后勤岗位，但是做的非常出色。不过解放军开国将帅里却有一个和他们不太一样后勤专家。这位前辈本身是正宗黄埔军校五期毕业，是党在建军初期为数不多的正派军校出身的人才，后来还在著名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本该在军事指挥岗位上一展拳脚，但是命运的安排和工作的需要，使他几乎没有在一线施展他的军事才能，一早就进入后勤部门，做起了军队的大管家，而且还成了毛主席最信任的红军大总管。
很特别的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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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开国上将中，杨成武、杨得志、杨勇三位大将是为人所熟知的“三杨”。事实上应该有“四杨”，杨至成正是被遗漏的那一位。
有意思的是，没上过军校的“三杨”，在前线指挥千军万马奋勇杀敌，屡立战功，而专业军校出身的杨至成，却干了一辈子后勤。
杨至诚是来自黔东南三穗县侗族村寨的少数民族将领，是1955年57位被授予上将军衔中三个少数民族上将之一，还是贵州省唯一的开国上将。
杨至成从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南昌起义、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斗争，作为后勤指挥官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后因病赴苏就医留学，先后就读于苏共远东局党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8年冬，杨至成因积劳成疾赴苏联就医。1939年起，杨至成先后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二战结束辗转回国后，以部队后勤军需领导身份在东北参加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军队后勤院校建设，先后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长，以及高等军事学院（即国防大学前身）副院长，为军队后勤和军事科学事业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至成作为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开拓者，被誉为“后勤之父”，为人民军队后勤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意料之外的是，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老将，最初的人生理想是实业救国。
杨至成18岁从贵州省立甲科农业学校养蚕专业毕业，打算回家养蚕振兴家乡，结果创业失败，只好到他乡谋职。后来他于乱世投身军旅，经受几十年枪林弹雨的洗礼，立下卓著功勋，成为开国上将。
杨至成经历过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和长期革命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可最能发挥他的军事才干、他的革命生涯成就最大的，并非带兵打仗，而是不起眼的后勤工作——筹物，筹粮，筹饷，保障部队供给。
杨至成尽管在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基本都是从事后勤工作，但是也曾四次负伤
杨至成第一次受伤是在1928年1月，那时他还没有转到后勤工作的岗位上。他率领连队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取得坪石大捷，结果右腿挂了彩，伤愈后被提拔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官长，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部队后勤管理事业。
同年6月，杨至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中央决定送他到莫斯科疗养学习。在龙源口大捷中右腹受伤，养伤过程中无法随大部队转移，被安排兼任28团留守处主任。1929年1月的大余战斗，杨至诚左脚又受了伤，需要继续留守后方，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部副官长。
1932年7月广东南雄水口圩战役，已经担任红军总兵站主任的杨至成为了抢救伤员被流弹击中腹部，身受重伤晕倒在地，幸得战友发现，坚持把他背到六里以外的救护站，才救了他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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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常，恰似革命之路，道阻且长。
毛主席口中的“红军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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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工作，说起来重要，但在实际中就像月球的背面，总是处于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难得收获荣誉和掌声。最极端的是旧日本帝国军队，他们有句口头禅“辎重要是也算兵，蜻蜓就成变老鹰”日军不重视后勤的结果是军人总是挨饿，留下无数抢中国老大娘老母鸡、小猪仔的丑态。
杨至成前辈在红军中无论被安排在什么位置，哪怕因为革命的暂时失败被当作替罪羊而遭贬职，他都没有停止为部队的后勤军需殚精竭虑，摸爬滚打，还敏锐地抓住发展红军后勤的契机，开创了革命军需工作，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事业的主要创始人。
红军革命时期，根据地经济非常落后，物资异常匮乏，革命力量被反动势力围追堵截，不但缺少食盐、布匹、药材等日常必需品，就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敌人的进攻无时不在，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根据地许多人只重视军事斗争，后勤保障跟不上，革命遭遇极大困难。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至成干后勤的热情和能力，常常被残酷的现实所挑战。
幸运的是，毛泽东对根据地的经济和后勤建设高度重视。1932年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军供给部部长，成了毛主席口中的“红军大管家”。
杨至成根据他的指示，穷尽当时所能采用的各种办法，如收缴敌军和土豪物资，群众支援，自力生产和自办贸易等手段来筹集经费，终于建成了红军第一个被服厂，制造了红军第一身军服，开辟了中国军队第一条邮政通道，建立了中国军队第一个电讯系统，还开办了若干为部队生产武器弹药的兵工厂。
有了他，以前一团乱麻的后勤工作慢慢有了条理，效率跃升了好几个档次。
毛主席对他非常欣赏和信任，后来还把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交给他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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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岸英与杨至成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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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主持建立了红军被服厂，被服厂建立后，为统一军容而特别设计的、配上了布质红领章和红帽徽的第一批红军军装，这是红四军的将士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军服，意义非凡。
在那个敌人把根据地包围的像铁桶一样、物资匮乏的年代，为了统一军装振奋士气，要买到足够供应四千多红军的颜色一致的优质布料，杨前辈究竟筹集了多久经费，跟布店和商行作了多少交涉，费了多少心思？
1930年4月至1933年7月，杨至成以瑞金、宁都兴国为中心，开设了五条兵站线，即建宁——广昌——宁都线；建宁——石城——宁都线；东陂——洛口——宁都线；招携——黄陂——宁都线；瑞金——宁都线。把兵站线建设成为瑞金首都连接前线、四通八达的“传递网络”，把中央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中央军委的《红星报》和其他报刊、书籍、信函、邮包等发往各地、各部队，而基层的信件、邮包也能通过“网络”及时送到目的地和收件人手里。杨至诚前辈是解放军邮政体系的创始人。
与买布造衣相比，长征途中的筹粮任务更加艰巨。
为了走出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红军需要提前在藏民聚居区筹集30万斤粮食。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藏族同胞对红军极不信任，在红军到达之前已把人和粮食都藏到深山老林。这段经历在本号之前发布的《吴法宪回忆录》里有非常真实回忆和记述。
担负后勤重任的杨至成，带领部下四处寻找、主动接触，采取一切办法向藏民反复宣传红军长征的意义和眼下的困难，还用打土豪得来的银元向藏民开出高价，提出收购部分粮食的愿望。
为了表示诚意，杨至成在了解到藏族同胞缺少盐和茶叶以后，就把仅存的一点盐和茶叶（还是不久前缴获的战利品，包括名贵的云南普洱茶。）作为礼物分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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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杨至成（中），左为龙飞虎，右为陈复生
在解决了信任问题后，杨至成又通过协商取得藏民的同意，率领全军上下利用镰刀，甚至徒手，帮助藏民开展了一场抢收成熟青稞大战，同时红军高价收购其中一部分用作军粮。经过在藏区一个多月的奋战，杨至成的筹粮任务总算完成。
可哪怕手握30万斤粮食，每个红军战士分到手的干粮也不过10斤左右…
红军是从1935年8月21日开始过草地的，足足花了7天时间才走到草地尽头。也就是说，过草地期间，也就是说每个战士每天只能吃上一斤多的干粮。
草地行军，体力消耗相当大，青稞即使省着吃，有的人还是不到四五天就吃完了。接下来，只好以野菜充饥，水芹菜、马齿菜、茴茴菜，等等，遇到什么就吃什么。连野菜都找不到后，就煮皮鞋、皮带吃。不少战士甚至连皮带也吃不上，最后体力不支倒在草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追上队伍……不用任何说教，人们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便油然而生。
长征胜利后，为了扩大陕北解放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围剿，为中国革命创建一个更大的更安全环境，中央决定进行东征，重点打击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匪帮。作为红军后勤负责任的杨至成，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2月，杨至成领导后勤部筹集棉布2000匹、棉花8000斤、毛皮2000张、粮食330万斤、食盐5000斤，建立起被服厂、兵工厂和3个后方医院，组织起1000人的运输队、3000人的担架队。后勤保障迅速准确，使红军在两个多月的东征战役中歼国民党7个团、缴枪4000多支、筹款30多万银元、扩大红军8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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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四次在战斗中受伤，后来又经过漫长而充满艰险的长征到达陕北，身体虚弱不已，相继患上了高血压、肺结核、羊角风等疾病，严重的损坏了他的身体。但他坚持拖着病躯工作，常常咳血，终于病倒走不动路。毛主席找他谈工作，杨至成只能由别人用担架抬着去。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中央决定送他到莫斯科疗养学习。1939年起，杨至成先后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杨至成与刘亚楼、卢冬生等准备经蒙古回国，但由于边境地区遭日军严密封锁，被迫滞留乌兰巴托，靠卖苦力甚至讨饭为生。
1946年1月，杨至成回国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一边组织领导后勤工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一边组织建设后勤学校和开展军工生产，初步奠定了东北部队物资供应的基础建设。1948年，杨至成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提供了物资保障。1948年6月，杨至成以佳木斯为中心，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很快建立起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机炮厂、手榴弹厂、子弹厂、雷管厂、电器厂、被服厂、鞋帽厂、制药厂等军工厂36处，50多个兵站和医院、仓库，职工达2万多人。仅手榴弹厂月生产能力就达到20多万枚，被服厂日产量9000多套、布鞋厂日产量1万双。为辽沈战役提供军衣、帽、鞋300多万件，其他物资20万件，有力地保障了东北解放战争的供给。1949年夏，杨至成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先后任华中军区和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在中南地区组织领导创建各类军需工厂、仓库、医院和学校，同时组织接收和发展了地方轻工业。
婚姻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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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屡次负伤，给他的身体留下了无尽伤痛，使他不得不留在后方，开始一步步与后勤工作结缘，发挥出他擅干后勤的看家本领，最后成为“红军大管家”。
杨至成一生有过五次婚姻，并不是杨前辈品质不好，而是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造成的。杨至成离开老家投身革命，他的不辞而别便结束了第一段短暂而不幸的包办婚姻。
来到井冈山，杨至成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湖南姑娘伍道清，幸福地结婚生子。但很快，席卷而来的战乱令妻儿失踪。25年后两人历尽艰辛得以重逢，世道沧桑，两人已各有家庭，他们的儿子毕其一生也再没找到。
到了瑞金，杨至成有了第三任夫人，一个江西农村的小姑娘，结果三年后开始长征，家属不能随行，婚姻再次解体。
红军长征结束达延安后，杨至成与参加长征的四川女战士钱家华结了婚，生下一个女儿，后来杨至成被送去苏联治病留学，竟被战争阻隔八年杳无音讯，妻子苦等无望改了嫁，他的家庭又一次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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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将军与夫人唐慧文
直到杨至成从苏联回国参加解放战争，遇到东北护士唐慧文展开第五段婚姻，才终于有了一个稳定持久的家。
可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却注定不会给他享受家庭温暖的机会，反而把他一次次勉力建成的新家撕扯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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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的一生，无论是他的革命生涯，还是他的家庭经历，都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那个年代，需要革命，也需要自我牺牲。忠贞爱国的杨至成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结语
地处偏远的黔东南三穗侗乡，灵山秀水孕育了一代名将，这是侗民的无上荣光，也是当地人的骄傲。
因为将军为人务实低调，也由于当时历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局限，早在1983年，杨至成传记作者王国华在三穗调查时发现，“当时全县十多万人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有个杨至成，在红军里当过后勤部长，其余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对杨至成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更是一无所知”。
如今，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和爱国主义宣传，当地已无人不识大将军。伫立在县城地标杨至成将军广场的纪念馆，就是三穗人自豪和思念之情的最好表达。
为国运民福奋斗终生的革命先辈，历史不会遗忘，人们也将深深铭记。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开国将士后代）：杨至成：毛主席最信任的“红军大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