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邓小平的三起三落》，赵晓光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只有我和（你）刘伯伯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立即就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半个月后行动。用十天作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邓小平对子女的谈话
1947年3月，蒋介石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战略改变为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的战略，其间，胡宗南率部攻占了延安。尽管这是一座毛泽东等故意留下的空城，蒋介石也满心高兴，乘飞机到延安的地面上站一站。他觉得占领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住过10年的地方，这本身从精神上就可以鼓起自己部队士气，而打落人民解放军的士气，连同进攻山东的战况，蒋介石自以为是胜券稳操了。
可是，毛泽东不会白白让蒋介石攻占延安，他也要派部队到南京附近看一看。他决心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就立即进入战略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于是，他选择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担任这一伟大的历史重任。
1947年6月30日深夜，刘、邓率4个主力纵队共12万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8个渡口，150公里的地段强渡黄河。这种情景虽然和两年后邓小平等领导的渡江战役规模比之为小，但气势也是“很了不起的”。顷刻间，国民党赖以防守的“黄河战略”即告破碎。蒋介石急忙赶到黄河南岸郑州，调兵遣将，企图迫使刘、邓十几万人马背黄河作战。而刘伯承说：“此时不打，更待何时？”邓小平则借古喻今：“我们绝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为着人民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于是，刘、邓指挥部队适时发起了鲁西南战役。
鲁西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之战。虽然国民党军调集了10个整编师、25个半旅，18万余人，又出动战斗机、轰炸机1500余架次，但我军以15个旅兵力，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迫使敌人先后从西北、山东、中原等地调集7个整编师、17个半旅驰援鲁西南。从而有力地配合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
据说，美军顾问组魏德迈将军离华前曾对蒋介石说：我看到共军攻破了足抵“四十万大军”的东方“马其诺防线”。他们连续28天的战斗，消灭了“国军”9个半旅。说他们“西窜”，实际他们在南进，说他们“失踪”，实际他们在反攻！这可以说是为刘邓大军做的“总结”吧。
邓小平生前，虽然没有像刘伯承那样专门撰文回顾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岁月，但却多次谈到大别山。可见印象之深，他说：
“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持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
运筹帷幄，语出《史记·高祖本纪》：“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古语指统兵将帅在军帐内对军略作全面策划，现泛指策划机要。1947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作出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策并付诸实施，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及刘、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惊人胆识，显示出他们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娴熟的军事指挥艺术。
审时度势，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早在1947年5月，就开始在党中央、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及陈毅、粟裕、陈赓之间酝酿了。
刘伯承、邓小平清楚地记得：5月8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发给自己的指示电中就提出：为击破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之敌，刘、邓率部于6月10日前抢渡黄河，第一步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同时，为在中原地区“长期立脚”，全军应作充分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作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陈、粟所部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部大举出击。7月19日的指示电中则决定：将陈赓、谢富治等纵队使用方向由北上援陕改为渡河南进。从战略上协同西北野战军击破重点进攻陕北之敌，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这时，坚守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地方武装派出干部来到鲁西南介绍大别山地区各种情况，对此，刘、邓极为重视，专门致电中央军委转报上述情况介绍。一位老同志的日记中记载：“7月7日，郑家庄。邓政委说：楚毅同志从大别山来，你同陈鹤桥找他谈谈。因时间紧，一时陈未到，我先谈起来。”
刘、邓还清楚地记得：6月30日，刘、邓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取得成功，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未结束时，军委指示电又到了。指明：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歼灭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流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几天后，两点之敌被歼。刘、邓遂依据军委指示电第一种情况，根据山东之敌不西进及自己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惫，急需补给等情况，准备全军休整半个月，然后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但是，当时敌情很严重，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率小部兵力转战陕北，处境更为艰险。所以，军委和毛泽东于7月29日电告刘、邓等：“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
一位老同志的日记留下了决策南征时有趣的细节：“7月24日，唐官屯。在一家地主院内的石榴树旁，刘、邓围着一张地图，时坐，时立，后信步村外，站在村西向南看，向东望，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里转（一）样？”“7月26日，由唐官屯移赵家楼。就在这个村子天天同中央军委毛主席通报，直到30日才决心直出大别山。”
7月30日，山东郓城以南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刘伯承、邓小平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此时，军委7月30日指示电也到了。电报指出：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要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最好每连能发一份鄂豫皖三省地图，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确定征粮征税办法，方能解决大军给养，等等。同时，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会议进行得很热烈。李达参谋长用木棍指点敌情标图介绍目前军情。刘伯承司令员拿着放大镜凝视着地图，邓小平政委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将讨论引向深入，刘、邓两个人还不时相互交谈着。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随后又作了具体行动部署。邓小平接着谈到了毛泽东对这一战略举措估计的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邓小平要求大家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我军必须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辉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会后，各纵队主要首长急忙赶回驻地，召集会议，传达野战军会议精神及刘、邓首长指示。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做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军委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千里跃进的壮举，战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这样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农屋之中应运而生了。
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过：“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而两者是以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严肃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刘、邓深知，进军大别山的千里征途河流纵横，敌交通便利，易于机动，故应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以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避免敌人及早觉察我战略意图，遂决定将主力分西、中、东三路南进，而蒋介石此时对我军战略意图毫无觉察。反认为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伤亡较重，难以再战，可能要北渡黄河“逃窜”。刘、邓将计就计，以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声势，以暂归刘、邓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5个纵队的少数兵力钳制敌人，掩护刘、邓主力南进。并以一部破击平流路，其中一路破路后由平流路西侧南进大别山。以分散迷惑敌人。部队动员时也严格保密，不暴露战略意图。
正当敌军迷惑不解之际，刘、邓率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突破了敌人未及完成的合围圈，义无反顾地向大别山挺进。为极端保密，部队不断改变番号，有的伪装成地方部队，结果部队行动10余天，蒋介石仍未发现我军战略意图，反认为是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战，只好向南“逃窜”。直到我军突破沙河，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此时，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拦截封锁为时已晚，故只好仓促布防。美军顾问组对蒋介石误判我军战略企图很感失望。
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外军战史上，拿破仑于1813年曾两次突然由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结果均未收到预期结果，不仅浪费时间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顿几乎陷入险境。可见，即便是充分做到出其不意，也并非总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积极地活动，迅速地下定决心和进行强行军。”
狭路相逢，身先士卒。8月7日晚，刘、邓率十几万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向敌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指战员们跨陇海铁路，渡黄泛区，突破沙河。这一突然的战略之举如同一柄霍然出鞘的钢刀，直插大别山这一敌之战略腹地。23日，当刘、邓率野司和六纵进到汝河北岸时，发现敌先我到达汝河南岸，占领渡口，在飞机配合下截断我军去路。此时，尾追之敌距我军后卫仅30公里。
刘伯承一改往日儒雅风格，高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邓小平接着说：“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过不去或转回去，就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在刘、邓亲临指挥的鼓舞下，指战员们浴血奋战，终于在天亮前突过汝河，从敌人防御阵地中杀开一条通路。这时，刘伯承判断：敌肯定要在汝、淮之间阻拦我军，企图使我功亏一篑。因此，部队不应恋战，要抢先渡过淮河。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淮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刘伯承说：“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结果，抢渡淮河成功，8月27日，刘、邓率军进入大别山区。
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成功之举表明：“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刘邓大军这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此后就一直高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头上！这里，有几件小事也反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难困苦。一是刘、邓接到党中央、毛泽东急电，定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心后，为了轻装，炸掉了重炮和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二是过汝河时，邓小平一直站在汝河边指挥部队尽快过河，天上飞机不断轰炸，纵队首长一再催促他先过河，可他还是坚持等大部队都过后他才离开。过河时，警卫员由于慌张，不慎把邓小平的行李掉进水中，捞上来时，粗布被子已经被染得一塌糊涂。邓小平则安慰警卫员说：正好，以后可以当花被子盖了。
三是过淮河时，刘邓大军冒险涉过淮河，刚刚走出5里多路，追兵就赶到北岸。不料河水已经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官兵无法想象刘邓大军怎样涉渡，只好望河兴叹。原来，刘、邓涉渡淮河时，恰好是两个洪峰之间，空过时间约20个小时以内，他们是抓住这个空隙之间过去的。刘、邓是先洪峰即将到来而过河的。而追兵赶到，恰好是洪峰到来，也许是天造地设，邓小平诙谐地说，这是“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
说到抢渡黄河和进军大别山，很多画册常用这两幅照片：一是船工们在黄河岸边撑着船，船上坐着渡河的指战员。二是指战员乘坐马匹，涉过遍地积水泥淖、浅则及膝，深则及脐的黄泛区。两张照片均为夜间拍摄，图像还是十分清晰，但仍然可以使人感受到那种紧张、秘密的气氛。
初入大别山的邓小平马上就提出这样响亮的口号：
“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笔者曾结识一位老人叫郭汝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军衔至中将，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时他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后来担任四川黄埔同学会会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称笔者与他是“忘年交”，他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笔者曾去探望他，并通过他认识了另一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宋希濂。
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曾采访郭汝瑰，了解国民党方面当时对我军挺进大别山的反应和淮海战役中的一些情况。于是，他对剧组人员讲道：“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进军大别山呀，那是纵井救人，跳到枯井里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那刘、邓是最危险的了。进去，他本身是个危险的事情，他敢干，他一进军大别山，就把整个状况都变了。（国民党）所有人马，大别山分一部分，国民党的部队都分散了。”
刘邓大军迅速挺进大别山区，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蒋介石急忙调集了33个旅进行全面“围剿”，大别山区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1947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下达了指示，指明今后的任务是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全部控制中原。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们绝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8月31日，他在河南省光山县北向店，向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这一天，天气炎热。邓小平站在一张方桌前，桌子上没有讲稿，连提纲也没有，只有一把水壶、一只水碗和搭在上面的衣帽。但是，邓小平深入浅出的报告内容，通俗易懂的讲解，使周围席地而坐的干部们发出会心笑意。他一语中的：我们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这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接着，他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坚持大别山区斗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并提出目前的具体任务。
邓小平慷慨激昂地讲道：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十分光荣，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十分坚定！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
“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邓小平最后以有力的手势，结束了报告，指战员们报以热烈掌声。一位记者抓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这珍贵的历史瞬间。
9月，刘邓大军在商城、光山两县连打三仗，将国民党南线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鉴于敌军的分进合击，实行包围，10月，刘、邓以两个旅伪装主力留在北麓与敌周旋，以主力7个旅趁机前出鄂东，在敌情严重，供给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发起张家店、高山铺战斗，开辟大别山根据地。刘、邓率部在大别山区的英勇行动，不仅使武汉三镇一日数惊，江西九江也受到威胁。国民党统帅部判断，刘、邓部“有向九江渡江进攻之势，斩断长江，重建早前的赤区。”遂设立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主任的“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指挥部队沿江守备，以巩固江防，后侦知二野无此企图，乃是一场虚惊”。但是，敌军为巩固平汉路，确保长江大动脉，仍集中33个旅的优势兵力，以肃清我军为目的，于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
一时间，大别山区上空战云翻滚，“清剿”与反“清剿”大战一触即发。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和身临前线的刘、邓敏锐地意识到：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关系极大。于是，刘、邓决定分兵！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指挥三个纵队并结合军区武装，在大别山区内线进行小规模战斗和游击战争，继续有力地牵制敌军；刘伯承率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机关并指挥第一、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淮西、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扩建根据地，并配合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外线歼敌。刘在淮西指挥全局。
刘、邓曾为谁率部坚守大别山有过争论。显而易见，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可谓是重中之重。所以，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留下，结果，还是被邓小平抢在手中。于是，1947年12月10日深夜，刘、邓两人暂时分开了。邓小平关切地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态度坚决：“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邓小平曾这样向中央军委陈述：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李先念是11月27日与刘、邓会师的，他生长在大别山区并在此领导过革命斗争。杨国宇曾高兴地说：“李先念对大别山情况最熟悉，我们可以不要地图了。”分兵时，李达参谋长神情严肃地告诉有关人员：“刘、邓分开行动，要保密！保密！”很显然，李先念、李达是辅助邓小平领导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得力助手。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部队初进大别山，地形不熟，语言不通，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并且无后勤供给。当地匪特造谣惑众，说什么：“刘伯承一个眼睛，现在两个都瞎了，不能指挥我们，要失败”；“刘、邓要回四川，我们来送，将来怎么回北方”；“刘、邓在冀鲁豫未来，用电台指挥”等等。上述情况使部分指战员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出现了信心不足的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的现象。9月27日至29日，刘、邓在光山县砖桥乡文氏祠连续3天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又被风趣地称为“安卵子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分析了全国形势后说：“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进一步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地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同志们可以看到，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他话题一转：“可是，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战场的新变化……”随后，刘伯承作了长篇讲话，他号召干部要“挺起腰杆站队”。至今，有位当年给会议送水、洗衣服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情况，开会时，首长们都蹲坐在地上，邓小平讲话时挥着手，很激动。会议开得很好。
关于“王大湾会议”的地点问题，有人在当地党史部门听到这样说法，实际上，光山县并没有王大湾这个地名，文氏祠所在地方并非叫王大湾。当时言称王大湾开会，是为使会议在极端保密情况下顺利召开所采取的一种方式。这次会议使大家明确了坚持大别山斗争和全国战局的密切关系。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从而成为坚持大别山艰苦斗争的一个转折。后来，邓小平讲：“特别在困难的时候，尤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士气压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士气。大别山九月就有这个经验。”很快，主力部队在大别山南麓就取得了高山铺等战斗的胜利。
不久，在主力逐步北移过程，部队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战的急躁情绪。“总想打个歼灭战”。邓小平回忆：“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在他看来，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否实现党中央、毛泽东战略决策：付出代价站稳脚，站得住就是胜利。“一切为了站稳脚跟”。这样，刘邓大军前抵长江，扩大了解放区，面对武汉等敌重兵盘踞的大城市，威胁国民党统治，“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一位老同志在当年日记中这样记下了邓小平：“8月30日。邓政委报告：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9月12日、13日。黄家湾，首长们住下后，出外散散步，他们一边走，又好似一边在想，部队到一个新地方，地形不熟，敌情不明，担心吃亏。邓政委老看着那几匹骡子，是否又要叫我们减少呢？10月21日。由洗马畈起身，爬三角尖，马不好骑，刘司令员用竹竿做手杖，一步一步向上走，邓政委不用手杖，抓着小树直向前冲。……刘、邓很喜欢向这些老和尚问东问西；11月10日。开会，邓政委先作报告，后刘司令员作报告；11月27日。今日特别高兴的和值得记载的是刘伯承、邓小平与李先念会师了；12月10日李达参谋长找我说：今天按前天分的走。保密。我同邓政委、李副司令员向南，刘司令员向北，怎么走，刘司令员知道；12月11日。到苏家河西北之崔家坂。从此心照不宣，按名单有计划地分开。”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亲历者的故事）：邓小平自述：我这一生最紧张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