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党派e家
近年来，《潜伏》《风声》《伪装者》《悬崖之上》等谍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以其精巧的叙事结构、复杂的情节设置、立体的人物形象受到观众喜爱，成为热播“爆款”。这类作品既可以满足普通人的猎奇心理，又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革命先辈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敌对势力斗智斗勇的英雄气概，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真实的隐蔽战线上也许并没有那么多曲折离奇的惊险故事，但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从事地下工作的确是与反动力量进行光明与黑暗、人道与反人道的殊死搏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的百年历程中，曾有无数地下工作者怀着坚贞的革命理想顽强斗争，张执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由于地下斗争的秘密性，大量的原始文件都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销毁。还原具体、鲜活的历史细节往往只能依靠回忆性史料和少量官方档案的互相参证。
张执一（1911-1983），原名张谨唐，又名张忍，湖北汉阳（今武汉市蔡甸区）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革命战争年代里，张执一长期辗转于武汉和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留下的文字材料较多，如著作《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诗集《行踪吟草》以及回忆文章《张执一自述》《有关上海局情况的回忆》等。这些对于研究近代革命史、武汉和上海两地党史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1911年5月5日，张执一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近郊的汉阳小屠家湾，从小家境贫寒。父亲不善治家业，又痴迷习武。祖母和母亲靠织布贩卖有些微薄收入，东拼西凑，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样的生存状态是当时大多数普通下层民众命运的写照。7岁时，张执一进入私塾读书。他在私塾里熟读了传统旧学经典，却完全不能理解意思，对此十分厌烦。13岁左右，他开始跟随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读书，知道了“世界有‘列强’英、美、德、日、俄都是欺负我们的；中国有‘军阀’是列强的走狗；也知道有个孙文，人称孙大炮……中国要强盛，就要起来爱国等等”。
20世纪2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乡村旧知识青年，张执一和从武汉回来的“新青年”有许多接触，主动接受思想启蒙。但那时他接收到的所谓新思潮基本上还只是朦胧的民族主义。
张执一结束读书生涯，使自己真正卷入革命大潮是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这一类土里土气的知识青年被北伐这一大浪潮席卷进去，因而才有机会在革命过程中进一步成长。”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张执一在私塾里听说“革命党的军队不打人不骂人，对老百姓很和气，口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同年冬天，张执一本来有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但最终因父母反对以及自己对“特派员”蛮横态度的反感而作罢。
1927年5月，张执一在同村进步青年刘义虎、高士全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的代号是“中学”）。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主义运动暂时陷入低潮后，张执一继续回到学校读书，改名张忍，一边学习，一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0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安排他去上海暂避风头，顺便将一份秘密文件递送到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与中央党组织接触并顺利完成了任务。
1932年7月，张执一再次到上海寻找党组织。9月，他被任命为武汉特委委员兼湖北省团委书记，回武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0月底，他被国民党抓捕入狱。
1935年8月出狱后，张执一没有背弃信仰，毅然再次前往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络。
1935年后，张执一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参与创办进步刊物，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
张执一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所（简称“文总”）所属“工农通讯社”的领导下先后创办了《改造》《新东方》《群众社》等几份刊物，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12月19日，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海学生8000多人举行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此后，又组织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把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12月27日，上海地下文委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提出“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救国运动”等主张。张执一担任干事，负责联系文化界进步人士。记者陆诒回忆说：“实际上，他就是救国会的组织者之一。”
这一时期，张执一深入学校、工厂、租借难民区宣传爱国抗日。“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除了做上层人士、中间阶层的工作以外，还做广泛的群众工作。”为了争取群众，扩大武装，张执一还和上海的帮派组织有所接触。通过朋友介绍，他结识了上海最大的洪门组织“五圣山”的头目向松坡、高汉声，并争取到他们对地下党工作的秘密支持。
1937年底，在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民运部长董必武的指示下，张执一返回武汉。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在即。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让新四军武装夺取上海。为配合进攻上海，中共上海市委成立，张执一是委员之一。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晚，张执一参加了华中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命令他乔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8月21日，中共中央突然发出停止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的紧急指示。张执一继续留在上海负责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工商、文化工作。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回忆抗战胜利后的地下工作说：“从此，凡我做的工作，除与吴克坚同志联系一些外，皆属张执一领导。”
张执一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一件颇为传奇的往事。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上海地下党挑选出几位英语流利的干部，通过内部关系将它们安插在美国在上海的特务情报机关——“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当时，国民党各特务机关都将这个美国机构奉为上级。地下党情报人员因此获得大量国民党情报。
此外，上海地下党还伪造了一份名为“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的情报，通过美军情报人员递送到华盛顿。该情报误导了杜鲁门政府对国共形势的基本判断，为共产党军队赢得了半年的整训时间。
1947年1月16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做出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5月6日，上海分局改称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上海局成立后，成为蒋管区地下斗争的领导机构，一直到上海解放。张执一担任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8年，张执一又担任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委员会的联络点设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485弄11号的一栋公寓里。经过种种努力，他们争取到了许多国民党重要人士，获取了一批重要情报，减少了战争损失。
张执一曾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是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入了革命的浪潮，在党的领导下，我才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张执一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统战部顾问等职，为新中国的统战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方华康 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