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为何在噶伦堡待了八天，八天中他做了什么？

中央代表在噶伦堡的八天

撰稿：张华川

图片：阿沛·丹增晋美、马寿康、杨静雅、乐迈、雪康·索朗塔杰家人

上文谈到张经武一行飞抵印度北部的西里古里，后乘车到噶伦堡，助手乐于泓未能同行，本文主要说明：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为何在噶伦堡待了八天？八天中他做了什么？此前，没有任何史书、文章能准确地解答这两个疑问。直到2021年看到了部分的张经武日记和乐于泓的原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才明白张经武在噶伦堡是等待乐于泓10日的到达、并在8日前就确定11日离开噶伦堡赴亚东，且乐于泓也知道这一计划。又参考了《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作者雪康·索朗塔杰是当时为帕里宗本，是亚东噶厦指定的接待官，虽然该文也有参照《乐于泓日记摘抄》而出现的时间错误。

噶伦堡，印度北部的小山城，海拔1200米，是印度通往西藏的货物交流、民间往来之地，也是著名的旅游和避暑胜地。距锡金首都甘托克75公里、再到乃堆拉山口还有60公里。小城曾有“东方卡萨布兰卡”之称，因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各国情报机构人员蜂拥而至，了解解放军的动向。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还评论说：噶伦堡是特务的窝。

雪康接待张代表的任务是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向他下达的。7月1日前，他和尊珠·朗噶（阿沛·丹增告知：他是当时亚东的大头人）到了噶伦堡。在那里他们得到了两个西藏巨商家人的帮助，一个是四品官邦达·养壁（1898-1968）、曾任亚东总管和商务专员，后因其弟邦达·多吉成为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而丢了官职；另一个是桑都仓（仓即家族），据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丹增说：“文中的桑都仓应是桑都·久美，其弟就是与乐于泓同行的西藏地方政府英文翻译桑都·仁青。”

首先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安排张代表一行的住处。

最初安排的驻地是噶伦堡最好的喜马拉雅酒店、由英国人经营，它现仍营业。因那里间谍很多，放弃了。改到靠山一个印度人的别墅，雪康去查看时，发现周围的树林中经常有印度的保安人员出没；他们在了解张代表一行的情况。

中国驻加尔各答的领事馆还派了一名二秘和两个工作人员提前来到噶伦堡，检查雪康安排的住处。并表示对他的安排很满意。

7月4日下午，张代表一行从西里古里机场乘汽车沿着日喜路到达噶伦堡时，据当地著名藏商马铸材孙子马寿康回忆，当地华侨组织了中华学校的师生，打着横幅在日喜路九英里（地名）处列队迎接。亚东噶厦也派了噶伦堡的商务代办处代表堪穷洛桑次旺和四品官索康·旺清次旦迎接，前往迎接的还有当地汉、藏商人，如云南迪庆马铸材、京籍梁子质（夫人为印度人）、滇籍大理鹤庆人张相诚等，三人也是中华学校的创办人。

雪康则在别墅门口迎接。当晚，商务代办处的官员、和巨商邦达·养壁、桑都仓联合在喜马拉雅饭店设宴招待中央代表一行。参加者还有噶厦官员、近代西藏著名摄影师车仁· 晋美松赞旺布（1908-1991）、不丹王国驻噶伦堡的专员及其子女等。

宴会上，两种态度鲜明，商务代办处的噶厦官员在发言中对《十七条协议》只字不提。张经武在发言者则宣传了《十七条协议》的精神。

其它一些发生在宴会前后的发生的故事，199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一书有详细的描述，本文从略。该书1995版，是由原西藏顾委主任张向明（1919-2007）主抓、党史研究室提供部分资料、出版经费、组织编写、由五十年代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赵慎应（1921—2003）执笔署名完成的。原西藏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中将（1922-，1988年授衔）做序，副国级领导人杨成武上将（1914-2004，1955年授衔）题写书名。200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中有副国级领导人的阿沛·阿旺晋美（1912-2009）题词。

乐于泓日记记载：8日中午他飞抵加尔各答后，“发电给张主任，他们拟十一日赴亚东。”所以他安排在加尔各答休息一天、按张主任要求，上街买了一些照相器材和胶卷等、处理了一些杂事。

10日，他乘飞机并转汽车到达噶伦堡后，从与张代表交谈中得知：自7月4日至7月9日这六天等待乐于泓到达前，张代表有以下活动：

当地华侨也在喜马拉雅饭店举办了欢宴、尼泊尔商会会长参加了。

张代表等人前往了当地华侨的中华学校；雪康回忆道：该校欢迎了中央代表并庆祝签订《十七条协议》，在该校举行欢庆会。参加这一盛会的有西藏商务代办处的两位官员和邦达仓、桑都仓、热振拉章等藏族大商家以及该校师生代表共约一百余人。

欢庆会上，商务处的两位官员和商民代表都讲了话，自由发言的人也不少，张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多数人对签订《十七条协议》表示赞同。

噶伦堡的一家藏文报（应该是《西藏镜报》）的编辑苦奴塔青也在会上发了言。他首先对中央代表表示欢迎，然后对《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说了许多不三不四的话。他说;”西藏在吐蕃时代，曾派遣军队推翻了三个汉人皇帝。”又说什么”地球是转来转去的，很难说清谁是属于谁的”等等带有挑衅意味的话。

欢庆会结束以后，噶伦堡的汉商在梁子质的“兴记”号为张代表设午宴。

张代表还到离噶伦堡50公里外的大吉岭，看望阿沛在那里读书的五个子女：长女白玛（后为桑都仓家儿媳）、次女龙日（后为邦达仓家儿媳、中央民族翻译局高级编译）、长子仁青（原西藏旅游局局长）、次子图道多吉（曾任区政府副主席、国家民委副主任）、三女曲妮（七机部医生），参观了一些当地著名的景点；

张代表和同行的凯墨谈了一些问题，一是到亚东和达赖见面时的礼节，应有中央、地方身份的考虑；二是欢迎团体不应有未建交国家尼泊尔、不丹代表参加；三是雪康已前往锡金安排次日的住宿；

两人均认为：《十七条协议》的原文没有带来是个疏忽。（后来在亚东就出现了亚东噶厦以未看到正本为由，拒不对协议表态的结果）

10日当晚，张代表还派车把大吉岭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的阿沛五位子女接到了噶伦堡共进晚餐，并送给他们每个人一份：协议签字前后的照片、纪念章。

当晚，乐于泓还到了桑都·仁青在噶伦堡的家中喝啤酒，并从凯墨处得知，一些曾在印度的西藏贵族已返回拉萨。

7月11日，雪康回忆：下午，张代表一行到塔巴曲林寺参观，并游览了十里街藏民聚居地。四点钟左右，离开噶伦堡，前往锡金的甘托克。马寿康的回忆类同。

马寿康补充道：张经武给中华学校捐赠三千卢比，中午由梁子质在他的宅邸举行午宴欢送张经武一行，其他华侨代表陪同。下午访问了东嘎寺的分寺塔巴曲林寺，还在日喜路十英里（地名）处藏人聚居区参观了一下。然后驱车直奔甘托克。

乐于泓日记写道：夏格巴又来和张代表谈了一下。（说明夏格巴在噶伦堡至少见过张经武两次）。当天下雨，华侨代表及小学生雨中来欢送，张主任捐赠学校三千盾，给他们莫大鼓舞。下午15:45时，在四英里（地名）处藏族代表人物欢送张经武一行并献哈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