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树赋》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的作品。唐代诗人杜甫曾评价庾信：“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枯树赋》正是庾信暮年之作。庾信一生虽然高官厚禄，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并非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情感丰富的文人。作为羁留北朝之后的代表作品，《枯树赋》深得毛泽东的喜爱。这篇赋不仅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还伴随着毛泽东走到生命的最后。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其少时便随父亲庾肩吾出入梁朝宫廷，曾任昭明太子萧统伴读、东宫学士。西魏破梁时，他正出使西魏，被迫留居。北周代魏后，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洛州刺史等。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去世，年69岁。
庾信诗文存在前后期两种不同风格。前期仕梁时，善作宫体诗，风格绮丽华艳。后期因亲历侯景之乱和国破家亡的巨变，背井离乡，承受“失节”的沉重精神负担，诗文风格发生转变，多抒发羁旅之恨、亡国之痛，风格苍劲沉郁。
《枯树赋》就是其后期作品。这篇赋是庾信的自喻，名为写枯树，实为写自己。他以经受种种摧残、生意已尽的枯木自喻，抒发了身世之慨、故乡之思与羁旅之恨。开篇借殷仲文失意时对庭中槐树的慨叹，抒发“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的人生消沉之感，接着描绘了诸多树木因受摧残发出的种种哀鸣惨象，其中“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寓国破家亡、异国漂泊之慨。末尾引桓温“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语，表达难以自遣的哀痛之情。毛泽东曾经手书过“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句。
毛泽东喜爱《枯树赋》，并将其视为庾信“妙笔生花”之作。
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芦荻表示：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的，远不只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他高度评价了《枯树赋》的文学成就，认为这篇赋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这篇赋描写生动，联想力丰富。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进来，眼界宽广，思路开阔。
其二，庾信用形象、夸张的语言，描写出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之而衰败摇落的惨状，这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使人对树木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其三，这篇赋的结构独特，毛泽东特别是对全赋以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桓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的结构激赏不已。毛泽东认为，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起结呼应，使全赋有一气呵成之势，突出了立意，又余韵不尽。?
对于庾信的文学作品，毛泽东不仅仅熟悉《枯树赋》，也熟悉其不为人所知的一些诗赋。1949年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章士钊、刘斐、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时，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毛泽东就顺口把庾信《谢滕王赉马启》中的一段背诵了出来：“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谢滕王赉马启》并不是庾信广为流传的作品，而毛泽东却能随意背出，可见他对庾信作品的熟悉与喜爱。
毛泽东熟悉和喜爱庾信的作品，也许与毛泽东熟读《昭明文选》有一定关系。《昭明文选》中收录了许多庾信的作品。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能够熟练地背诵《昭明文选》中的许多篇章。建国后直到七十年代，他又多次索要过《昭明文选》，有时外出视察工作，也必带此书，他还在一部李善注解本的封面上，写了“好文宜读”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毛泽东不仅认可《枯树赋》的文学成就，还从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角度关心着《枯树赋》的注解，并给出自己的意见。
1975年，毛泽东布置注释《枯树赋》。注本沿袭了传统的“移植”说，认为枯树之所以枯萎凋零，是因为树木在移植过程中伤了根本。庾信借枯树的腾挪移植比喻自己身仕数朝、飘零异地。但是，毛泽东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树木之所以枯萎并非由于在移植过程中受到伤害，而是受到了外界的种种摧残所致。
为此，他特别针对《枯树赋》的注释提出过几点意见。比如，赋中的“桐何为而半死”，是指枚乘《七发》里的“其根半死半生”和被人“斫斩以为琴”的能出美音的龙门之桐。桐的半死和凋枯，缘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若夫松子古度”句，原文就说得很清楚，这些枝干繁茂，根柢庞大、生命力极强的大树，乃是因为受了苔菌的埋压、鸟虫的剥穿、霜露风烟的侵撼，才变衰枯死的，和移植毫无关系。“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一句，说的就是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又如，赋中的“比翼巢鸳”中的“鸳”，不是“鸳鸯”，可能是鹓（音鸳），一种凤类。他还用从未见到过鸳鸯在树上筑巢的生活常识对此加以说明。
毛泽东对于《枯树赋》以及其他几篇赋文注释的意见，还被印成《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供注释组成员参考。后来，注释组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的材料，认为《枯树赋》和《恨赋》的注文确有与原意不合之处。1975年8月，毛泽东对这一材料作了批示：
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芦荻。关于注释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
毛泽东以高度的钻研精神关心《枯树赋》的注解，不仅是反映出他对《枯树赋》的喜爱，也反映出他对于古诗文注释方法的研究与关注。他曾指出：注释古文古诗，自然要有雄厚的基本功，同时也要细察全文，综观总体的认真精神。搞注释最忌讳以偏概全和根据一言半语就妄下结论的做法。
也许正是这种以专业研究者的态度研读古诗文的探索精神，才造就了毛泽东精深的古文造诣，以致于这种复杂的赋体写作在他日常的书信往来中也可以信手拈来。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曾致信杨虎城：
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朽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这封信主体为赋体形式，毛泽东用光昌流丽、撼人心扉的语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与杨虎城共同抗日的诚心。这种继承创新、融古于今的写作方式，足见毛泽东深厚的古文功底。
也许是《枯树赋》中流露出的生机已尽的人生失落之感，牵动了晚年毛泽东的心，让这首赋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成为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
毛泽东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曾经回忆过毛泽东逝世前阅读《枯树赋》的情景：
有一天，主席让我找来古人庾信的一首赋《枯树赋》，这首赋主席是早已熟读过的，前些年他还嘱印过大字本，全赋大部分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这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今天他特意指名让我找这首赋读给他听。这是一首以树喻人，曲折动人，读来令人感慨万分的赋。在他的病床边，我读着这首赋，读得很慢，主席微闭着双目体味那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着自己一生经历……主席让我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但他仍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地背出：“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稍许，主席又让我看着书，他慢慢地背第二遍。老人家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感慨万千。……后来主席常常想起来就吟诵着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也是我为他最后一次读诗读赋。
毛泽东晚年常读《枯树赋》，也许与他感受到自己已日渐衰老有关。从1971年开始，毛泽东的体质明显下降，不仅患有白内障，腿脚也不再灵便，发声也日渐含糊，衰老不可抑制地袭来。他有时会摸着自己的双腿，黯然神伤地说：我的腿病很久了，不能走路，要不断地锻炼它，战胜它，可是很困难啊。再加上他的亲密战友董必武、周恩来、朱德等人先后离世，以及倾注了他晚年大量心血的政治理想一次次的失败，这些汇聚起的年老体衰、壮志未酬、无力回天的感受，与《枯树赋》中“木叶落，长年悲”“生意尽矣”“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情感难免有相通之处。这是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伟人无奈的告白。
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将自己看作一棵“枯树”，这对于一代伟人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实际上，这篇伴随毛泽东走向生命终点的《枯树赋》始终与毛泽东的情感紧密相连。早在1951年，毛泽东便因极度悲伤而吟诵过其中的句子。他在得知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后，曾久久凝视庭院里那萧疏的垂柳，低吟了其中的名句：“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毛泽东究竟是因与《枯树赋》拥有情感上的共鸣而用心研读，还是因为用心研读而加深了情感上的共鸣？对此，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也许，二者本就是共通共融的。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深受毛泽东喜爱并伴随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枯树赋》，与他有着怎样的情感共鸣，“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