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岚回忆：我们的父亲邓拓、母亲丁一岚

1952年邓拓夫妇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

提起我的家庭，人们常常立即把她与不幸和悲哀联系在一起。其实我的家庭曾经是一个幸福美好又快乐温馨的家庭。

我的母亲温和善良，细心又能干。记得我10岁之前和妈妈住在长安街广播局宿舍时，每当早上醒来，常常看见妈妈对着小镜子把一对乌黑的长辫子盘在头顶上，好看极了。她出门上班时，常常摸着我的头说：“在家和弟弟好好玩，别让他跑到马路上去。”晚上她下班回来时,我们总是早已入睡了。

有一次，我给自己心爱的小布娃娃做了一套小被褥，让布娃娃睡在小条凳上。我不会做帽子，就用布卷了一个小三角套在她头上，我就睡了。第二天早起我看到我的小布娃娃已经戴上一顶小帽子了。这是妈妈做的！我高兴极了。可是一想，妈妈是很晚回到家里之后，不顾一天的辛劳又给我的布娃娃做了小帽子的，我从心里爱我的好妈妈。我12岁时，妈妈教会我用缝纫机，我常常帮妈妈为弟弟妹妹缝补衣裳。?

1955年，邓拓夫妇和5个孩子合影?

我父母都没有打牌、下棋的嗜好。我经常看到他们在工作之余，把看书阅报和听音乐作为休息，因此我们家的孩子从小也能够较自觉地学习，成绩也都不错。在我们家，因为父亲工作较忙，所以教育孩子的事，更多的是由妈妈承担的。当我们做错了事时，她从不大声训斥我们，总是耐心地批评教育我们，使我们心悦诚服。

记得我在小学时，有一次，我和一个女孩在学校公厕内的墙壁上画了满墙的小人儿，受到学校批评，回家后妈妈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她取出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给我读讲其中一篇名为《审判后的谈话》的文章。那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在儿子犯罪被判刑后，悔恨自己没有及早对孩子进行教育，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的文章。母亲边说边流下泪来。妈妈的教诲和泪水流进我心里，时刻提醒我要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公共纪律，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邓拓、丁一岚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在热爱集体、团结同学、学习知识上要高标准要求自己，而在生活上要节俭朴素，不追求奢华。他们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在父母以身作则的教育下，我和弟弟妹妹从不在吃穿上与别人攀比，但在学习、工作上都努力争取做得最好。?

平时总是母亲用更多的时间关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加之父亲性情谦和、稳重，在我的心中，他倒更是一位慈父呢。

父亲几乎终日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和我们一起休闲玩耍。他收藏的许多字画，我们也没机会看过。有一次，母亲建议父亲为我们办了一个小小的家庭藏画展。记得父亲把他珍藏的字画挂满了他的工作间，他认真而通俗地向我们介绍着那些古代画家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格特点，以及他们各自书画的风格。

我们随着父亲的讲解，像在一个神秘的树林中穿行一样，虽然我们还看不懂其中许多作品，那里多数字画又都是黑乎乎的，我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好看，但是我深深地感悟到了祖国文化历史的悠深久远，古代许多文人画师经历了坎坷不幸，但他们对生活又都热情眷恋，他们笔下的每一花一叶都充满了生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母亲爱唱歌，虽然极少听到父亲唱歌，但他也是很喜爱音乐，他在晋察冀日报社时还写过歌词，在他的笔记本里，他还抄了不少中外优秀歌曲呢。因此他们对我们学习乐器和参加文体活动一向是支持、赞同的，使得我们兄妹五人有吹口琴、弹吉他的，有学小提琴、拉手风琴的，这使得我们的家庭聚会总是吹拉弹唱，十分欢快。

1950年，妈妈和小岚、小云?

今天从我们保存的1957年我们的一次家庭音乐会的录音中，还可以听到我年幼的弟弟妹妹演唱《三条鱼》、《花蝴蝶》和《大跃进歌》，还有《苏联的火箭上了天》这样颇具时代特色的幼儿歌曲。我大弟弟是101中学的男歌手，他独唱了《金瓶似的小山》，妈妈唱起了《游击队歌》，而我和大弟弟又合唱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小妹妹那时才两岁多，父亲多次哄她，请她唱歌，她只是偎在妈妈的怀里撒娇，顽皮着不肯唱。倒是我们87岁的老爷爷用他纯正的福州话吟唱了一首古诗词岳飞的《满江红》。

爸爸用福州特有的唱诗曲调吟唱了他自己的诗作《雷锋》。那声音时而悠扬漫长，时而又激情高昂，倾注了父亲对雷锋同志的深情怀念和对雷锋精神由衷的歌颂。这种独特的吟唱我在30年后，在福州乡亲们纪念我父亲去世20周年的诗会上才又听到：那天，天下着雨，诗社的陈景翰老先生用福州话吟唱了我父亲的诗作《山茶花》，那声音时而委婉凄楚，时而苍劲悲壮，当他击掌拍案唱出“断骨留魂证苦衷”时，我和在场的父老乡亲一起流下了感动的热泪。那次录音的最后一支歌是我们的大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邓拓全家

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注重言传身教而从不暴躁训斥，所以我们的家庭气氛总是很民主友爱的。这就使我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也敢对父母讲。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观看了苏联的芭蕾《天鹅湖》，我一下子被那绝妙的意境、优美的音乐和迷人的舞姿迷住了。我用五彩笔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表达我喜爱芭蕾和今后希望能学习芭蕾的愿望。

邓拓

父母对我幼稚的愿望没有嘲笑，虽然他们并不希望我专业学习舞蹈，但他们对我的愿望一点都不给以打击或限制，因为他们认为我的愿望是正当的，是孩子真诚的心愿，所以他们爱护我的志愿。以后，有看舞剧的机会爸爸总是让我去，我在学校参加体操训练和舞蹈活动父母也从不反对，而是支持我的这些活动。妈妈常帮我准备演出用品，爸爸画了芭蕾舞演员的速写画送给我。因为他们相信：美育和体育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部分，对一个人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同样是很重要的。

我小学毕业时北京舞校没有招生，这样当我初二又提出到沈阳舞校去考试时，父母仍然给了我机会。那年我母亲因为被错定为了“右倾”，正下放在农村劳动。父亲就全部承担了我这次去沈阳考试的“任务”。他与自己在沈阳的老战友联系好后，就亲自送我上了火车。?

现在想起来那时真的是很不懂事，也不知道远近。到沈阳参加过考试后，又因想家流泪，给爸爸写了信。爸爸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

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慈父对女儿的关心爱护之情，又以平等友好的口吻与我商量，帮我分析该如何考虑问题。于是我没有等待复试就回了北京。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化系学习。

“文革”开始后，我们家被迁到麻花胡同广播局宿舍时，许多东西都丢掉了，但父亲给我的这封信，我却巧妙地珍藏了起来，我知道这是父亲给我，也是给我们孩子们唯一的一封信了。

还记得我小学时学会了用“玻璃丝”（就是现在的细塑料绳）编小草篮，我就编了一个极简单的小草蓝，还有几个纸折的小鸟，一起作为“礼物”送给了爸爸。当时爸爸高兴而且认真地说了声“谢谢你”就收下了。

没想到父亲竟仔细地把它保存了十多年，直到父亲含冤去世后，我在他的书柜里找寻我想存留的书籍时，意外地看到了它。

拿着这个小草篮，我仿佛又看到父亲留给我最后的身影：那已是初春时节，我们都已穿两件单衣了，父亲在室内却还穿着呢子大衣。我上学之前去向父亲道别，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报纸在看，我说：“爸爸，我回学校了。”他也没放下报纸来，报纸遮挡着我们的视线。我知道父亲心里很难过，就转身出来了。这就是我和父亲最后的一面。想到这里，我的眼泪悄悄滴落在我幼年时送给父亲的“礼物”上。?

“文革”中，机关里给所谓“黑帮分子”剪了阴阳头。妈妈心知这是违反党的一贯政策的，这样子走在街上社会影响也不好，在征得“造反派”同意后，她戴好帽子，才骑车途经长安街回到家中。回家后，妈妈忍住自己的屈辱痛苦不言，婉言耐心地向弟弟妹妹讲党的一贯政策，讲违反党的政策的做法只是少数人的错误行为，不应该因此记恨党和多数群众。讲完后，妈妈才摘下帽子露出了散乱的头发。年幼的弟弟妹妹流着泪依偎在妈妈身边，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后来，母亲参加机关的“学习班”，每天扫街，清理厕所，线手套两三天就磨破一双。我们就把粗尼龙线分成细线为妈妈编织结实的尼龙手套。当母亲劳累了一天夜半醒来时，看到小妹妹岩岩还在妈妈身边为她织手套，妈妈黯然泪下。想到弟弟妹妹们因为家庭问题牵累，无端受到一些人的欺侮，妈妈却无法出面相助时，她流着泪对我说：“做母亲的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文革”中，母亲为了使我们多一点快乐，只要她在我们身边，她总是坚持和我们一起出游：在运河岸边坐着看我们游泳，和我们一起骑车去郊游。母亲吞咽着痛苦，教我们要热爱生活。她相信，她盼望着，党的阳光一定会重新照亮祖国的大地。?

革命战争年代的邓拓、丁一岚

当我在恋爱中受到挫折时，母亲第二天就从北京乘火车赶到了泰安，用她的经历鼓励我要坚强。在火车站分别时，妈妈又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记住父亲曾写给母亲的一句诗：“独立西风里，珍重复珍重。”

1979年父亲平反后，母亲一边工作一边收集父亲的遗作，整理出书，在她离休后和她患尿毒症后，她更是抓紧时间努力地整理出版父亲的作品。为了出好父亲的作品，母亲离休后特意参加了老年大学古典文学班学习古典诗词。她说父亲的著作是属于人民的精神财富，所以她一定要完成对父亲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她先后整理出版了《人民新闻家邓拓》、《邓拓文集》、《邓拓诗词墨迹选》、《邓拓书法选》、《邓拓诗集》和《邓拓全集》共200多万字。

邓小岚、邓壮、邓小虹（前排左四、左五、左六）

邓拓女儿邓小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