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 1 点 59 分，我们国家担任探月工程任务的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地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着陆，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又一重大成就。举国欢庆之余，我不由地想起了 60 多年前，父亲乌兰夫领导内蒙古人民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艰难起步，所付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扛鼎之力。
1958 年 2 月 14 日 , 父亲乌兰夫接到通知，到北京三座门参加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的军委会议，听取关于筹建导弹试验靶场选址情况的汇报，要求着军装出席。
此时的父亲，虽然是开国上将，并且也还担任着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但是，由于 1954 年 9 月父亲已经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主要分管国家的少数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同时还兼任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的职务，基本上不再过问军队的事情。所以，当父亲接到参加军委会议的通知后，心里还是产生了一丝疑惑，父亲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就是抱着听听情况的心态与会的。不曾想，在三座门的会议室刚刚坐定，从来不苟言笑的彭德怀却笑着对父亲说了一句话：“乌兰夫同志，今天这个会，与你关系重大，你可要有思想准备。”
父亲环顾会场，到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总后勤部长黄克诚大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等 30 多名军队领导。彭德怀宣布开会，首先请苏联军事专家组组长盖杜科夫少将汇报关于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的选址情况，然后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中将作补充汇报。
这个所谓的导弹靶场和实验基地，其实就是今天全世界都耳熟能详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建设这个基地，从最初的酝酿到完成现地勘察，再到今天终于正式进入了中央军委的决策程序，已经经历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那还是在朝鲜战场硝烟未散的 1952 年 5 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有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等军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专题研究中国国防建设五年计划。其中，对如何发展中国自己的特种尖端武器，进行了初步酝酿。之后的几年，在新中国的开国建设中，国家和军队关于发展特种尖端武器的实际动作也是马不停蹄、扎扎实实地有序推进着。
1956 年 5 月 26 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庄严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五个月之后，专门从事研发人造卫星工作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一年之后，中央军委批准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关于建设导弹靶场的规划（草案）》的报告，决定立即着手建设导弹综合性试验靶场。
父亲乌兰夫回忆说，1957 年，有两位军队的兵种司令员先后到家里登门造访。一位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另一位就是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许光达司令员开门见山地告诉父亲，装甲兵搞现代化建设，一下子装备了几千台“T-34”坦克，请托“王爷”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给我们装甲兵解决一个训练场地。
父亲乌兰夫亲自和许司令一同来到了朱日和，父亲指着碧草连天的苏尼特草原说，许司令，800 年前，成吉思汗在这里点兵 60 万，沙场阅兵之后，驱马西征，最终击败了不断犯边的花剌子模，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这里，就是成吉思汗当年霸业的起点！许光达大将兴奋地说道，谢谢“王爷”，我的装甲兵就在这里出战斗力了！
父亲和许司令在一座蒙古包里，签下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关于朱日和训练基地建设协议》。
父亲回忆说，陈锡联上将的登门造访，就不像许光达大将的造访那么简单了，陈锡联就是为建设导弹靶场和综合试验场的事由而来的。陈锡联告诉父亲，毛主席亲自拍板国家立即上马建设的这个靶场与将来的发射导弹、发射卫星有关。如果确定了建设地点在内蒙古地区，恐怕要征用大量的土地，同时还可能涉及大量的人口搬迁问题。届时，还请乌兰夫主席帮助做一些工作。父亲答应，事情定下来之后再商量。
1957 年 9 月 5 日，根据总参谋部的决定，成立了靶场筹建委员会。1958 年元旦刚过，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中将、靶场筹建处处长张贻祥少将领衔的选址考察组和以盖杜科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等 50 余人组成的工作班子，开始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勘选陆上导弹实验靶场。
父亲乌兰夫回忆说，在三座门的会议上，盖杜科夫少将和孙继先中将在汇报中介绍，考察组和苏联专家组分乘三架伊尔—14 飞机对中国的“三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全覆盖的空中勘选。其中，对东北的海拉尔以南地区 , 白城子至索伦以西地区，华北的赤峰到二连浩特以南地区，以及对西北的祁连山、马鬃山、青山头和居延海等总共八个地区进行了空中重点勘察。最终，确定了把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额济纳旗的青山头一带作为实验厂区的重点选项。
1958 年 1 月下旬，考察组在酒泉换乘直升飞机，抵达了额济纳旗地区后再次换乘。这一次换乘，既不是飞机也不是汽车。每个人骑着一匹骆驼，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驼队，冒着摄氏零下 30 多度的严寒，围着青山头展开了深入考察。
经过 20 多天万般艰难的现地勘察和异常激烈的唇枪舌战，以陈锡联为首的选址考察组和以盖杜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最终达成共识，在额济纳旗的青山头地区建立导弹靶场和综合试验场是一个最优的战略定位。
彭德怀听完中苏两位将军的汇报，当即表态，同意靶场选址考察组和苏联专家组的意见，立即将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父亲乌兰夫后来说，从彭德怀表态的那一瞬间，他就意识到，内蒙古人民和刚刚回到自治区“娘家”怀抱的额济纳旗，将要责无旁贷地承载起这份重大的历史责任了。
父亲乌兰夫作为蒙古民族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对内蒙古的每一寸山河都怀有挥之不去的深情。他知道，这个即将开始书写历史大故事的额济纳地区，本身就是一片充满历史传奇的滚滚热土。
额济纳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鸡形状的版图上，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端，地理位置北纬39”52’至 42”47’，东经 97”10’至 103”7’。东与阿拉善右旗接壤，南与甘肃省金塔县毗邻，西与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相连，北与蒙古国交界，国境线全长 507.147 公里，全旗总面积 11.46 万平方公里，距甘肃省酒泉市 396 公里。
这个古称弱水流沙的地区，从元代开始至今的数百年间，就是蒙古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把内蒙古大卸八块，实施割裂分治，搞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兴安等数个省区，把阿拉善和额济纳先是划给宁夏，后又归属了甘肃，北洋政府企图以此来维持对蒙古族老百姓的统治和盘剥。
1949 年 3 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乌兰夫向党中央提出了建国后“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政治呈请，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1954 年初，中央撤销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基本恢复了内蒙古区域的版图。1956 年 6 月，中央又把阿拉善和额济纳划归了内蒙古自治区，当时隶属巴彦淖尔盟。
那么，这个刚刚重新回到内蒙古“娘家”怀抱的额济纳旗，为什么会在三北地区诸多的备选方案中，被中央军委选址考察组和苏联专家组“一眼相中”了呢？
在三座门的汇报会上，盖杜科夫少将和孙继先中将陈述了如下的理由：在 50 多天对八个重点地区进行的实地反复比较的“海选”中，额济纳旗以“地域最偏僻，安全性最好，保密性最好，移民最少，地形最好 , 布置发射点、测量点也是最好”的优势胜出。孙继先中将说：“选来选去，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盖杜科夫少将说：“如果不选在额济纳旗，我们苏联专家组就不签字了。”额济纳旗的历史命运的拐点，就是这样的诞生了。
父亲乌兰夫，与额济纳旗有着无以割舍的历史渊源。1936 年 2 月 21 日，以乌兰夫为书记的中共西蒙工委，策动发起了百灵庙暴动，掌握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蒙古族武装力量。11 月 24 日，这支队伍参加了傅作义将军领导的绥远抗战，取得了百灵庙大捷。这个震惊中外的绥远抗战首胜，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热潮，18 天之后又直接诱发了“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走向，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开创了联合抗战的新局面。
不久，这支共产党领导的蒙古族抗日武装，被国民政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3 师。时任新 3师中共地下党委书记、新 3 师政训处主任的父亲乌兰夫，与中共地下党员、新 3 师师长白海峰审时度势，把部队拉到了与额济纳大漠遥相毗邻的鄂尔多斯高原伊克昭盟的察克图地区。
1938 年 5 月，毛主席在延安亲自召见乌兰夫和白海峰。毛主席仔细听取了两位蒙古族抗日英雄在鄂尔多斯的莽莽高原和额济纳旗的浩瀚大漠里，指挥着新 3 师纵横千里，奋马扬戈，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打击日寇和蒙奸的连台大戏。毛主席拍手称快，问道：“你们为什么把部队拉到了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驻守？”父亲乌兰夫看了看白海峰，答道：“国民党二战区指令我们驻守在河套地区，为傅作义的老家看家护院。我们新 3 师却顶在了伊克昭盟地区。一方面，我们可以坚决顿挫日寇继续西进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顶在鄂尔多斯，就从翼侧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战略安全，不让党中央、毛主席有北顾之忧！”
毛泽东默默地看着父亲乌兰夫和白海峰，缓缓地伸出了拇指，说道：“好啊，你们有如此之强的大局感，了不起！了不起！”
在三座门军委会议的最后时刻，父亲乌兰夫再一次彰显了他骨子里的那个与生俱来的“大局感”。父亲起身表态：“彭副主席，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内蒙古 700 万各族人民，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在我们内蒙古额济纳地区建设导弹靶场的战略决策。我这就回去布置任务，尽快展开先期准备！”
父亲回忆说，在三座门会议上，当中央军委确定把额济纳旗作为建设导弹靶场的首选目标后，他就开始琢磨了，他要首先面对和解决哪些无法绕过的矛盾，以确保这项任务的顺利实施？父亲思来想去，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动动脑筋。
首先是人的问题。额济纳旗有 5000 多名蒙古族牧民，但是，这 5000 多牧民却是蒙古民族中一个有着极为特殊历史背景的群体——土尔扈特部落。1771 年（清乾隆 36 年），已经在欧洲平原东南部伏尔加河流域建国并生存了 140 年的土尔扈特汗国，因不堪刚刚崛起的俄罗斯帝国的毁灭性碾压，首领渥巴锡汗率领近 20 万部众，向着自己曾经的故土蒙古高原，开始了万里东归的悲壮之旅。
一路上，土尔扈特人与哥萨克追兵浴血拼杀，进入大清帝国的版图新疆之后，仅剩下了 3 万余众。清廷得悉，乾隆皇帝亲自组织对东归英雄进行了接纳和安抚。其中，一部土尔扈特人被御赐在额济纳青山头一带“永世安置”，迄今已经将近 200年了。就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额济纳旗的归属几经变更，也没有人敢动让土尔扈特部落搬迁的念头。这里，早就成为土尔扈特人祖祖辈辈的生存之根，繁衍之地。
其次是地的问题。额济纳旗总面积是 11.46 万平方公里，浩瀚的戈壁大漠之中，上苍却在青山头一带赐给了土尔扈特人 6万多平方公里丰美的草场。青山头，蒙古语宝日乌拉。每年的夏秋之际，宝日乌拉草原一派“鸿雁嗷嗷急归程，天鹅翩翩白云间。笈笈芦苇人望迷，红柳胡杨阔无边”的景象。千余户人家却坐拥了近 20 万头羊肥牛壮的不菲家财，为五十年代在新中国北部大漠深处的土尔扈特人的边地生活，增添了外人不太了解也无法企及的幸福指数。而中央军委关于建立导弹靶场的战略定位，恰恰就是选在了这片最好的草场。
再次，青山头亦是额济纳旗旗府所在之地。不仅牧民要悉数迁移，政府部门更要率先垂范，全部搬家。摊子如此之大，牵动如此之多，要求如此之急。找谁来说服这些曾经万里东归，已经在这里定居了将近 200 年的土尔扈特部落的牧民举家搬迁，并且还要波澜不惊的把这件事情办好？父亲乌兰夫后来回忆说，他还没走出三座门会议室，即想到了一个新交不长时间的好朋友，也是他现在的部下，巴彦淖尔盟阿拉善旗旗长——塔旺嘉布。
塔旺嘉布身上的故事不少，他是土尔扈特世袭王爷，解放前还是被国民党政府委任的额济纳防守司令部中将司令兼额济纳旗旗长。1949 年和平起义后，继续担任额济纳旗旗长至今。塔旺嘉布的长子额尔敦格日勒，1948 年 17 岁时就被国民党委任为额济纳防守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副旗长，父子二人共同主政额济纳旗。
1949 年和平起义后，在塔旺嘉布的支持下，继续担任副旗长的额尔敦格日勒积极上进，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并多次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阻力不小未获通过。
阿拉善和额济纳划归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不久，乌兰夫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把专门从东欧进口的两台华沙牌轿车，赠送给了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扎雅和额济纳旗王爷塔旺嘉布 , 并指示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和副盟长郭德全作介绍人，吸收额尔敦格日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塔旺嘉布王爷激动地拉住巴图巴根的手说：“请转告乌兰夫主席，我儿子入党了，我很高兴，把儿子交给共产党，我放心了！”父亲乌兰夫定下决心，把这个首先说服土尔扈特部落牧民搬迁的硬任务，就交给塔旺嘉布父子二人！
1958 年 3 月初，父亲乌兰夫把内蒙古自治区和巴彦淖尔盟的主要领导叫到北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父亲说道：“党中央、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修建导弹靶场，这是我们内蒙古的光荣和骄傲。但是导弹靶场保密要求高，要划定严格的军事禁区，禁区内不能有老百姓，青山头一带的旗府机关和人畜都要搬迁。我们的旗府机关好说，不许拖泥带水，说走必须走。
但是，额济纳旗是土尔扈特部落的领地，牧民在这里定居快200 年了，需要我们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父亲说：“塔旺嘉布是爱国王爷，深明大义，只要跟他说清楚道理，他会通情达理的。他还一定会协助我们动员牧民搬迁的。”
巴图巴根告诉父亲，1956 年下半年，中央把额济旗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不久，根据父亲的指示，巴彦淖尔盟党委把额尔敦格日勒吸收到了党组织。塔旺嘉布父子二人主动与巴图巴根做了一次推心置腹地长谈。
塔旺嘉布说，1949 年 9 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战拿下兰州，盘踞在西北的马家军惊恐万状。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几次电催塔旺嘉布，立即举家南迁到广州或者台湾，中将司令的待遇不变。但是塔旺嘉布父子不为所动。
塔旺嘉布愤愤地说，当年，北洋政府之所以把阿拉善和额济纳划归甘肃，就是想利用西北“三马”的势力“以回抑蒙”，以此达到割裂分治蒙古民族的目的。二十多年了，我们土尔扈特人早就受够了他们的压迫，傻子才会听信马鸿逵的鬼话！
那么，塔旺嘉布王爷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和平起义，投向了新中国的怀抱呢？塔旺嘉布王爷对巴图巴根说，别看我们土尔扈特人生活在大漠深处，对外面的世界却了然于心。1947 年 5 月，我们听说了共产党在兴安盟的王爷庙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就对这个新政权的一举一动开始高度地关注了起来。最让我们感到震撼和动心的是你们共产党在内蒙古牧区提出了“三不两利”的政策，让我们土尔扈特人看到了自己生存的未来和希望。
1947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在解放区一经推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翻身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解放战争的顺利实施。但是，在草原牧区套用内地农村土地改革的办法，划阶级、斗牧主、分牲畜，很快就出了问题。牧区里人心惶惶，牧主设法外逃，牧民也拼命宰杀牲畜。仅一个昭乌达盟地区，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143 万头牲畜就猛降到了 80 多万头。
针对这些“左”的做法，乌兰夫根据畜牧业的生产特点和牧区的实际，提出了“草场公有，放牧自由”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要求牧区必须“人畜两旺”。
这个政策的提出，不仅一下子把牧区的人心稳定住了，还盘活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三不两利”的政策，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内蒙古牧区各界的衷心拥护。牧区稳定了，生产发展了，父亲乌兰夫组织内蒙古自治政府向辽沈战场和平津战场提供了上千万吨的后勤物资，派出 4 个骑兵师直接参加了两大战役的作战行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增添了举足轻重的战略筹码。
巴图巴根对父亲说：“乌兰夫主席，塔旺嘉布告诉我，解放后这几年，土尔扈特人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三不两利”政策为他们带来的生活福祉。我相信您没看走眼，这一仗，塔旺嘉布父子二人，一定会去带头冲锋陷阵的！”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说对了。几天后，额济纳旗旗长塔旺嘉布王爷，和他的儿子额济纳旗副旗长额尔敦格日勒，父子二人同心携手，为了导弹靶场的及早开工建设，真的义无反顾地做起了动员并组织土尔扈特人迁移故土的工作。
1958 年 3 月 6 日，总参谋部下达命令，驻扎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兵团，从 3 月中旬起分批秘密回国，铁路输送的目的地是甘肃省酒泉市。不久，国防部正式撤销志愿军第 20 兵团的番号，授予的新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试验基地 0029 部队；同时，将导弹试验靶场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 训练基地。
4 月 11 日，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亲自指挥代号为“0029”的工程勘察队进入额济纳旗宝日乌拉以南地区，展开点号布局和铁路、公路走向的定点设计以及工程勘察。自此，陆续进驻到额济纳旗旗府所在地——宝日乌拉的人民解放军两支正兵团级别单位的近10 万官兵，终于在中国北疆的煌煌大漠里，悄然拉开了建设导弹试验靶场的帷幕。
这一段时间，父亲乌兰夫虽然人在北京，但心里却紧紧牵挂着三千里地之外的额济纳旗。几乎每个晚上，都要与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通个长途电话，了解旗府和牧民搬迁的进展情况，听听有没有需要他出面协调解决的事情。
巴图巴根向父亲报告了他与塔旺嘉布王爷进行交流的情况。巴图巴根从北京回到额济纳旗，就赶到塔旺嘉布那个只有几间老旧的砖瓦房和两座蒙古包组成的简陋王府进行了拜访。
巴图巴根与塔旺嘉布叙旧，说道：“塔旺嘉布王爷早就是我们党的朋友。1936 年，您坚决抵制了日寇在额济纳修建机场的阴谋企图，保护了我们在额济纳的地下党组织；1949 年 9 月 27 日，您又坚决给党中央发电，举起了和平起义的大旗；1956 年，您又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合并额济纳旗、阿拉善旗的决定，牺牲局部利益，顾全大局，为实现内蒙古人民的民族区域自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塔旺嘉布说：“巴图巴根书记，您就别翻过去的历史了，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当塔旺嘉布知道了巴图巴根的来意后笑了，他告诉巴图巴根：“上个月，陈锡联将军到这里勘察地形，已经向我透露了一些情况。我告诉陈锡联将军，你是上将，我呢，只是个中将，我当然要听从你这个上将的命令了。巴图巴根书记，你现在只告诉我需要做什么工作就行了，我全力以赴把事情办好！”
塔旺嘉布王爷胸襟坦坦荡荡，出言掷地有声，做事雷厉风行。
在巴彦淖尔盟搬迁工作党组的领导下，塔旺嘉布亲自出任了额济纳旗搬迁工作小组组长，额尔敦格日勒担任副组长。塔旺嘉布王爷首先把自己的王府腾了出来，变成施工部队的司令部。额尔敦格日勒则纵马扬鞭穿梭在需要第一批搬迁的两个苏木（镇）之间，深入牧民的家中，做动员说服工作。额尔敦格日勒动员时告诉大家，根据计划安排，两个苏木首批搬迁的牧民共 331 户。
乌兰夫主席亲自指示，要为每户搬迁牧民配套建设 1 眼水井，2 座小畜圈，每 3 户修建两座大畜圈，还要为每户修建1 座羔羊棚。乌兰夫主席还要求，用三年时间建设 1个 15000 亩的农场，建设 5 个育草场，2 个机械林场，2 个马拉林场，造林育草扩大草场面积 40 万公顷，努力提高畜载量，继续做到“人畜两旺”。每逢动员到最后，额尔敦格日勒总是底气十足地宣布：“解放军已经把搬迁所需要的费用交给旗里了。乌兰夫主席说了，自治区政府还要为我们全部补齐每户多出的搬迁费用，不让大家掏一分钱，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绝不下降！”
就这样，在 5000 多牧民的充分理解和积极的配合之下，植根于额济纳大漠深处将近 200 年的土尔扈特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部落大迁徙！
父亲说过，土尔扈特部落在艰难搬迁过程中，在塔旺嘉布王爷的率领下，没有一个人叫苦叫难，没有一个人向政府提额外要求。我从他们的身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也理解了额济纳千里大漠中的那个“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
1958 年，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已经学习了4 年航空专业。8 月下旬在北京度完暑假准备返校前，父亲乌兰夫突然与我谈话。父亲说：“你这几天也都看到了，我每天都在关注协调额济纳旗的搬迁工作。这是为建设中国的导弹靶场和试验基地做准备，我们内蒙古正在倾尽全力办好这件大事。我呢，这几天也在琢磨，咱们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牧民已经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和贡献，咱们家是不是也要向他们学习，为这件事做点贡献？”
我不明就里地问父亲：“您看咱们家可以贡献点什么？”父亲说道：“乌斌（我的小名），我想把你贡献出去。”
原来，为了刚刚展开建设的导弹靶场和试验基地（当时还没有航天基地的提法）提前准备人才，中央决定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一门新的学科——现代力学专业，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钱学森亲自兼任现代力学系主任。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所学专业正好接轨，学院正在征求意见，准备指派我和几个同学转校学习，学制 5 年。
当时，国家教育部还没有研究生教育的说法，重新学习五年还是个本科生，我觉得亏了。
父亲看出我不太积极的心态，生气地说道：“这次，咱们额济纳旗土尔扈特部落的几千牧民举家搬离故土，他们可都是恋恋不舍啊，但没有一个说自己吃亏了！他们做了这么大的牺牲难道你就没有震动吗？”我不敢再说什么，老老实实地转到钱学森大师麾下，进入了起步腾升时期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批人才培训队伍的行列里。
我自己也没想到，尔后的几十年间，我在中国的航天事业领域里也成了一名专家，也做出了一些成绩。1978 年 3 月，我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1979年，我作为中国航天系统知识分子的代表，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五一”奖章获得者。
在领奖台上，站在邓小平同志身边的父亲看到了我，他脸上并没有笑容。我知道，这一刻，他一定又想起了托起中国航天事业的土尔扈特部落的蒙古族乡亲们。因为，他曾多次告诫我，他们才是中国航天事业真正的奠基者，大英雄！
记得还是 1977 年 7 月，以陈锡联为团长、父亲乌兰夫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呼和浩特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纪念庆典活动。期间，父亲对陈锡联说：“老陈，我今天找几个你认识的老朋友，小范围地聚一下。”
当晚，在内蒙古宾馆的宴会厅里，巴彦淖尔盟党委书记巴图巴根和额济纳旗革委会副主任额尔敦格日勒走进宴会厅的一刹那，陈锡联愣住了。四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只是把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大家满脸都是泪水。半晌，陈锡联向额尔敦格日勒问道，你的父亲塔旺嘉布王爷现在安好？
额尔敦格日勒告诉陈锡联，他的父亲塔旺嘉布，连续三年在额济纳大漠里穿梭，亲自在一线组织部落搬迁，积劳成疾，1960 年不到60 岁就故去了。又是一阵沉默，父亲提议为塔旺嘉布王爷举杯，大家把这杯酒都轻轻洒在了地面上。我出席了那天的宴会。我记得，父亲一反常态，不大说话，只是频频举杯，来者不拒。我知道，父亲是陷入了对土尔扈特部落乡亲们的深深缅怀。那个晚上，父亲喝醉了……
本文转载自《草原铁骑往事》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父亲乌兰夫与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