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血染的风采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历时28天，取得了重大胜利。狠狠教训了一下越南这个”小霸主”，戳穿了他”亚洲军事强国”的牛皮。
战争胜利，人民欢庆! 全军欢庆!
一、 庆祝胜利
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诗人、新闻工作者，早已齐聚南宁，等候着勇士们凯旋。
部队回国第二天，他们便急切地寻访着英雄，寻找着采访对象，他们要用手中的笔，将英雄们的感人事迹介绍给全国人民。
我们的心思还沉溺于严酷的战争之中。
可他们说，全国人民在等着了解你们的胜利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我们向他们介绍，就等于向全国人民汇报。
想到这里，大家立刻重视起来。军政治部专门下达了通知，要求”热情接待，实事求是汇报”。各级政治机关专门组织人员负责这项工作。
采访者白天含着眼泪听汇报，夜晚则通宵达日地突击赶写文章，5天之内，先后采写了《祖国，为您的英雄儿女骄傲吧 一 记广西边防前线一支穿插部队》、《踏破天险千重障 一 朔江围歼顽敌见闻》等10多篇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主要媒体与全国人民见面了。
一天，我到121师与作家金敬迈、广州军区新闻科长白素、张建昌相遇。他们一定要我介绍毛副军长率领121师作战指挥的情况，因为都是老熟人了，无需拘束。我从晚饭后一直聊到凌展4点钟，他们边听边赞不绝口，连连惊讶叹服。
不几天他们就写了”内参”和报告文章，据说被军区政治部的一位领导卡住了， 不知何故。
部队回国第三天，经请示军批准，师、团都从营房运来了像样的餐具、饭桌、椅子，还请来了厨师，临时设置了小餐厅和宴会厅。
从这天开始，所有参战人员战前、战中、战后共3个月的伙食费提高两倍，干部一律不收伙食费。中灶、小灶除每人每天补贴一元二角外，又从生产收益和家底积累的经费中补助开销。从开始的小吃小喝，几天后发展到大吃大喝。此时，不是算了再吃，也不是吃了再算，而是光吃不算。采购人员不怕钱不够花，而是怕花不出去。
那阵子顿顿加菜，天天会餐，只要上面来人，必定设宴款待。
在餐厅墙角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名酒，其中最多的还是茅台酒。从早到晚任意品尝，那些嗜酒如命的，餐餐必饮，饮必过量，甚至划拳猜令，大喊大叫，招来不少人围观助兴。
军部宴请慰问团时也邀请了副师职以上干部参加。
宴会显示出相当高级的水平，从高级餐具、桌布到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都是从南宁高级宾馆”借用”的。一道道菜肴也都是广西有名的山珍海味，奇稀珍贵，可谓一道胜过一道。
可是，这才刚刚结束战争几天啊! 也仅仅是大部队撤回国内罢了。还有千百个没回国的失踪人员，正在深山密林、山间峡谷里，艰难地寻找回国的道路。死亡时刻威胁着他们，能不能回国，还是葬身异国他乡都茫然不知。
在部队撤军后的10天里，仅从龙邦方向就发现十几名失踪的战士爬到阵地前沿，被我巡逻分队救回国内。即使撤回国的部队，也有相当多的干部战士仍坚守在国境线上站岗放哨。
更让人伤心的是，那几千名烈士尸骨未寒，没有归宿，骨灰被锁在房子里或放在墙跟角落里。他们的亲人尚未接到烈士阵亡的通知….
122师回国第一天， 就大摆宴席，大吃大喝，副师长曲绍贡同志见此情景，十分悲愤，他质问师长、政委，烈士还未安葬就大吃大喝，你们还有阶级感情吗? 说完愤然而去。
部队回国第四天，以王震同志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靖西，代表党中央亲临前线慰问，全军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3月19日上午，召开了慰向大会，会场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蔚为壮观的主席台上坐满了中央慰问团的领导和军、师指挥员及10名战斗英雄。几千名干部、战士井然肃立排成方队，成千上万的群众簇拥在会场周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20名号兵奋力吹奏洪亮的军乐，会场庄重而热烈。
慰问大会上，王震同志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 在对越南侵略者进行自卫还击的作战中，你们英勇战斗，卓越地完成了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我们热烈欢迎你们的胜利归来，并向你们表示最亲切的慰问和最崇高的敬意!”
“越南当局出于其民族扩张主义的狂妄野心，背信弃义，认友为敌，把我国当作头号敌人，不断挑起边境冲突，严重地威胁和破坏了我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多次郑重提出劝告、警告，越南当局一概当成耳边风，万不得已，我们才对侵略者实行自卫还击。这次作战的胜利，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中国的领士主权是不可侵犯的，霸权主义者挑衅和恫吓，永远吓不倒伟大的中国人民。”
“在这次战斗中，你们始终保持和发扬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怕牺牲，顽强战斗，攻必克，战必胜。在你们的行列里，有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也有初上战场的青年。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战士舍生忘死，前起后继…再次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强大威力，永远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队伍”
“祖国南北，到处传颂着你们的英雄业绩，全中国都为有你们这样忠于祖国和人民的战士感到自豪。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向自卫还击作战的英雄们学习。希望你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百倍警惕，严守边防…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部队的秩序井然，每个人忍不住流下既感动又激动的泪水。
党中央了解我们，祖国人民了解我们! 心满意足了!
这就是解放军战士的心声，也是最可爱的人的人生观和幸福观!
这天晚上，来自中央、总政治部、空军、广州军区、南宁的十几个文艺团体到前线慰问演出。他们为前线战士带来十几部国内外最新的影片。
总政歌舞团昼夜演出，加场加座，一边演出一边深入部队了解英模事迹，编写诗歌节目，再给部队演出。
表演者热泪纵横，观众泣不成声。一篇篇气壮山河、可歌可颂的英雄史诗，一曲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并发扬光大。庆祝活动七天七夜才告结束。
二、安葬烈士
为国捐躯战死疆场的烈士们，应该得到归宿安息。
总部规定，每位烈士的安葬费30多元，只够刻一块石碑和挖坟墓的费用，要修建一座烈士塔和陵园就不够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靖西两县得知安葬烈士的经费困难，立即资助，并抽调全县所有能工巧匠，打石刻碑，修路建塔，连日突击。
靖西县烈士安葬地选在距县城3公里处的山坡上，这里山青水秀，风光秀美，雄伟的高塔庄严肃立，一排排坟墓排成方块纵队，整齐划一，雄壮井然，精神抖擞地接受祖国人民的检阅。
陵园内修有整齐笔直的水泥路，松柏树木成行。陵园外三五百米便是公路，过往行人昂首即可观望敬仰。
中央慰问团曾去陵园祭奠烈士，著名京剧演员赵艳霞看到陵园里1000多块墓碑，不禁悲伤得痛哭流涕。
她哪里知道在那坡县还有四十一军一座同样的烈士陵园啊!
随军的干部家属、子女，接到亲人阵亡的通知后，个个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哭得死去活来。眼泪哭干了、嗓子嘶哑了，神智模糊得颠三倒四。
师政治部副主任王子富同志， 在铁矿附近被敌伏击，敌特工用匕首连刺他4刀致死。家属听到噩耗，当即昏倒，抢救过来，又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哭一阵又昏厥过去，抢救过来又哭，昏倒了又抢救，反反复复，日日夜夜，直到不能动弹昏迷不醒为止。医生护士昼夜看护打针输液，左邻右舍无不悲伤落泪，唉声叹息。
许多烈属经过领导和同志们的安慰、开导，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再哭也是枉然。
但是，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既不能赖在部队不走，又无法找到工作就业，以后谁来管他们呢? 作为师、团领导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按当时的抚恤条例规定，烈属只能一次性领取烈士生前的半年工资，地方政府发给抚恤金600元。
家住农村的(无工作、子女不满18周岁的)每人每月发生活补助费8元，县城的12元，中等以上城市18元，团以上干部25元。
361团团长时光银同志，在去河安途中与敌遭遇，壮烈牺牲。其家属无法生活，曾多次求助地方设法安排就业，地方政府说国家没有这项政策规定，拒不接受。
无奈之下只好安排在团加工厂当临时工，每月二三十元收人，带着3个孩子，勉强糊口度日。
远离部队的烈士亲属，接到讣告后，迅速来到部队，领导和机关同志全力以赴、以极大的热情和同情向他们做好安慰、抚恤、劝导工作。
许多烈属虽然十分悲痛，但个个通情达理，体谅国家与军队的困难，不多添一点麻烦，哭着来，哭着去，一切痛苦都压在心里，十分感人。
121师警卫连连长李庆海同志，在敌人袭击师后勤指挥所时，为保护首长和指挥机关，奋不顾身与敌特工激战，身上多处负伤，直到首长和指挥所安全转移，他发现副指导员和3名战士还没有撤出来，又带2名战士第二次返回接应。后来听说保密机丢失在公路上，他又第三次带6名战士冲向公路，这时，敌人突然投来1枚手榴弹，在这威胁战士生命的攸关时刻，他扑倒在手榴弹上壮烈牺牲，战士们安然无恙。中央军委追认他为战斗英雄。
因他家住山东肥城山区，家属未能来队，师曾派专人前去慰问看望。半年后，他妻子带着4岁的孩子无法生活，在众乡亲的劝说下到部队来求援。
她们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因为没有钱买车票，途中有三分之一的路是步行走过来的，经过两个多月才到达部队。
那种情景是多么令人心酸和悲伤! 一传十，十传百，几天时间成为全师官兵议论的中心。
师政委周开源同志着实为难，一天我到121师检查工作，他讲了这件事，我大为震惊。
“这件事给人们心灵创伤太大了，于心不忍啊!”我说。
“干部战士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处理不好影响太大呀!” 他说。
“你有权，批准她随军供养起来吧，以后再设法安置!”我说。
“只有这么办才能稳定部队的情绪，违犯规定也得这么办了，这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周政委立刻找人办理。
半个月后，听说桂林市民政局不给落户，因为李庆海生前不是营职干部，不到35周岁，又不够15年的军龄，所以桂林民政局顶着不办。
我对此非常恼火。但他们死卡规定，不给办理也毫无办法。
后来一位记者到121师采访，很多干部、战士向他反映情况，并要求他写”内参”呈中央首长看看。
记者调查后立即被感动了，写了”内参”上报中央。
民政部一位领导看到”内参”这条新闻，立即打电话给广西民政厅，要桂林市民政局”马上办理”，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看似难办的事，上头一个电话就马上解决了，这一难一易会让人想到些什么呢? !
一位烈士的母亲接到爱子战死的通知，当即昏倒在地。苏醒过来后嚎啕大哭，抽搐昏厥，醒过来又哭，日日夜夜，泪干了，眼直了，面容憔悴，肢体瘫软，整天昏昏沉沉，自言自语。
每到夜晚朦胧之中就会看到爱子走到身边，满身血迹斑斑，手捂伤口微笑着呼喊妈妈:” 不要悲伤，不要思念，孩儿为祖国而战，死得壮烈，死得其所。您老人家应该自豪宽慰，只是孩儿未能尽孝深为遗憾，只好拜托弟弟代劳，我在九泉之下始能安然。我无所需求，只是衣服单薄不御风寒，现今寒风刺骨终日难眠….”
母亲边听边哭，泪流满面，几次要起身都觉得浑身瘫软，立即大惊。醒来方知是梦，痛哭不止。她不信什么灵魂，但天性的母爱使她以纸代布做成棉衣，随着焚烧的烟雾送往天国为子御寒。
她知道这是鬼神之道， 自我愚弄，但还是这样做了，为的是得到一点心灵的安慰。
三、 生命写成的经验和教训
中央军委各总部对这场战争的胜利评价很高: ” 28天的战争，对建军能起到30年的作用，其宝贵的经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过去我们发愁军队几十年没有打仗，各级指挥员有实战指挥经验的几乎没有，就是高级指挥员也没指挥过现代武器装备的战争，打了这一仗，几十万干部、战士是全军的战斗骨干，宝贵财富。”
因此，军委总部各机关纷纷下到作战部队调查研究。有专门征求对现行编制意见的; 有专门收集作战经验、制订训练大纲教材的; 有专门调研战时炊具和给养供应的; 有专门收集缴获越军的新式武器、装备(美军和苏军的)以改进我军武器装备的; 有专门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的，等等。来来往往，一直忙碌了几个月。
参战部队几十万名干部、战士，是全军的战斗骨干。于是，就来了个大提拔，大输送。广州军区下达指令，要在5天之内再组建3个边防师，每个军负责组建1个师。四十一军负责组建崇左独立师，抽调1200多名干部，数量之多，时间之急，实属罕见。不久又来指示，选拔6000名干部(含拟提升为干部的战士)输送到全军各个部队充当战斗骨干。这个数字超过了1个军在编干部数的一倍多。 而且还要把参战的90%以上的各级主官干部统统提升一级职务。这三种情况综合起来，四十一军提拔干部多达12000多人次，超过编制数的二倍。这时提拔干部不可能按什么标准选拔了，更不可能考核其德才表现是否称职，只要作战没发现大的错误就提升。即便是误判312高地为扣屯，造成友邻部队重大伤亡，作战总结中提到这支部队未穿插到位、误报军情、放跑了敌人的x师政委，也同样晋升一级，未被追究责任。 类似其人其事绝非个别，在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
相反，121师政委周开源，作战中沉着冷静，忍辱负重，是四十一军3个作战师中最早出国、最晚回国、最有才干、吃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名优秀指挥员，却因回国后在战评时讲了几句真话而未晋升职务。然而他笑看人生，每每谈到战中牺牲的那些战友们，总是潸然泪下，总觉得能够活着回来已经十分满足了。他的儿子在122师攻打朔江时牺牲了,他虽然很悲痛伤心但没有任何埋怨，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军人的情怀。
参战部队提拔了大量干部，除了输送其他部队外，本部队军、师、团领导班子副职大大增加，出现了超编臃肿现象，很不利于军队建设。当初只想到”战斗骨干”，而忽视了年龄、文化和军政素质。结果有很多”战斗骨干” 不适宜长期留队工作。这时，才发现背上了一个又大又重的包袱。于是，那些所谓”战斗骨干”、”宝贵财富”，从1982年至1985年，每年都大批大批的被安排转业。1983年，也就是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第四年，四十一军的军、师、团三级领导班子的成员，一次性全部调整换掉。121师四十七岁的副师长，122师四十三岁的副政委，军后勤部3名四十五六岁的副部长，都身强力壮，德才较好，也都换下来了。其中122师的副政委，作为年轻优秀干部从团副政委越级提拔上来的，也被一刀切了下去。四十一军的军长(后改为军政委)是在战后从师政委越级提到军长的位置上，也只干了3年就被撤换下来进干休所休息。还击战后提拔的大量军、师干部，也只干了二三年就进了干休所。
基层干部大量增多，人浮于事，只得成立转业干部集训队，一批批地集训，一批批地转业。
人们都说求实好，但实现颇难，难就难在头脑发热，主观背离客观，这是我们党在建国以来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工作上失误的主要教训，军队建设也不例外。28天的特殊战争，成千上万的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是无价之宝多么珍贵啊!广州军区对此十分重视，以自卫还击战作战为版本，下大力气长时间分批分期地集训师以上干部。一个师一个师的摆沙盘，谈敌情，讲指挥，议战法，总结经验教训。像实战那样步步推演、点滴不漏，使参训干部获得很大收益。
但是，四十一军不知为何却没有认真总结，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抽调一些能写的同志编写战例，但军、师、团指挥经过的问题没有人去触及，即使触及也是躲躲闪闪。后来四十一军班子调整之后，在毛余军长的组织下，军、师、团三级司令部才进行了总结，忠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留下了百万字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从中基本可以看出该军军、师以下部队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军的指挥经过仍然模糊，重大决策和事件一直都说不清楚或不敢说。战后，我曾多次想搞清楚作战指挥的几个问题，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只能从四十一军司令部李祝庆参谋长 “在战时司令部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中摘录几段，这也只能回答某些问题。
他说:”广州军区周参谋长在军事学术第一期的文章中指出，高平地区作战原定计划与实施结果相比较，作战时间延长了，使用的兵力增加了，而对预歼的敌人只做到基本上歼灭。这说明我们司令部拟制的作战计划与客观实际没有完全符合起来。实际上是战役指挥员的主观与客观不相符合，主观背离客观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按军区赋予的任务，我军3个师作战，西至念井，东至德天，正面88公里，纵深45公里，作战地幅达4000多平方公里，要求三五天内解决战斗，歼敌三四六师6个团。因此，要求(预先)计划战斗发起第一天，121师和123师367团穿插到位，122师歼灭朔江地区之敌; 战斗至第三天，军主力围歼高平之敌，并向弄压、茶灵方向推进;战斗第四、五天，歼灭茶灵守敌，横扫重庆及其以东地区之敌。
但是，战斗打响后，5天延长到28天，3个师增加到7个师，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问题是，作战任务规定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穿插和朔江战斗两个问题上。要求121师和123师367团穿插战斗，在12个小时内分别穿插至班庄、扣屯地区，实际上除了121师363团先头(营) 28 个小时到位外，大部分是60个小时才基本到位， 为预定时间的5倍。朔江战斗，以122师1个师的兵力打敌6个营(战前掌握的资料是敌4个营和从茶灵来援的数百名敌人)，兵力只是相对优势。要求122师1天内全歼朔江守敌(战前规定半天)，尔后向安乐、河安方向推进。实际上歼灭朔江之敌打了5天(实际上是6天)，也是原定计划的5倍。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是，只强调执行命令、对客观实际研究不够。部队30年没打仗，大家非常重视坚决执行命令，都非常重视战斗的积极性，生怕别人讲战斗积极性不高，加之受极左路线的影响，错误的认为左比右好，主观愿望脱离了实际可能。再是认为上级首长是打过仗的，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自己没有打过仗，生怕建议拿不准，干扰首长的决心，有疑问也不敢提出来。
二是，考虑不细，对部队作战能力估计过高。同志们在学统筹法时，有一项计算工作时间的内容，计算要领是提出乐观估计、悲观估计、可能估计，根据这3种估计的时间，根据概率论的公式，求出平均时间。 但是，我们在作计划时，往往对乐观估计感兴趣。如穿插时速，战前121师363团穿插演练，16个小时走了57公里，平均时速三、五公里。演练中，四分之三时间是夜间，因而一位领导说: 夜间时速三、五公里，白天时速可达六、七公里。我们就按这个乐观估计(下命令)，没有把石砬子山区、生疏地形、敌人节节阻击和对道路、桥梁的破坏等因素考虑进去，只是按一次在境内的行军数据，按121师调查的4条穿插路线距离 (1号路线67公里，2号路线53公里，3号路线56公里，4号路线60公里)，确定到位的时限(可见主观背离客观是多么远啊)。
三是，战术水平不高， 提建议不够有力。军区1月5日作战会议，布置了四十一军和四十二军围歼高平之敌，我们对两个军的任务区分曾提出书面意见，内容是: 按军区划分的分界线，我军任务范围内有敌三四六师4个团(朔江、河安、班庄、茶灵各1个团)，茶灵五七六团，重庆五六七团，还有重庆、茶灵、朔江、通农、河安5个独立营，我军负责歼灭敌6个团加1个营，兵力对比约1. 3比1 (敌民兵未计算在内)，和四十二军的兵力对比悬殊很大，建议不以高平，文渊、德天为分界线，将重庆地区的任务给四十二军。
军区说: 四十二军第二阶段还要去打谅山，军区没有同意我们的建议。”李参谋长在向军区汇报四十一军作战存在的问题时还说:”这次自卫还击作战，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也暴露了许多有待认真研究、总结的问题。
一、对异国作战特点认识不足。越南当局反华排华，实行法西斯统治，煽动民族对立情绪，不但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进行顽抗，就连一般百姓都配有枪支，不是坚壁清野上山躲避，就是三五成群到处袭扰。我军异国作战，地形生疏，民情不熟，语言不通，对上述问题给部队作战带来的困难，我们估计不足。战前侦察和情报工作，适应不了作战需要，加之审俘工作跟不上，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作战特点、战术手段和顽抗程度，研究不够，了解不多，认为敌人一打就跑，一打就散，各级领导不同程度存在轻敌麻痹思想，致使一段时间内在战役指导上存在盲目性。
二、越级指挥过多过细，束缚了第一线指挥员的手脚。123师前指率367团搭乘坦克的步兵营，逼近敌三四六师师部，展开攻击2小时，上级指示撤出阵地向扣屯穿插。以后又命令处于809高地附近的121师361团回师北上攻打敌师部。121师穿插到班庄地区后，上级越级直接调动到营多次，部队调动频繁，致使第一线指挥员难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指挥，贻失战机。
三、关于机关工作作风问题。有的了解、掌握、反映情况不及时、不准确。121师穿插中有2天时间没有向上级报告敌情和部队实际位置及进展情况，师指挥所位置连报5次都不准确，而且文电用词不当、错漏多，造成上下相互猜疑。123师368团作战第一天，部队本已攻占八姑岭地区，但多次查问，机关都没有反映实际情况。由于机关工作不细、不准、不及时，使上级无法实施适时、正确地指挥。
四、关于控制预备队问题。
这次战役开始，军只掌握了1个团的预备队，战斗打响后，又使用于控制通道。战斗发展到围攻河安地区敌师部时，兵力不足，无法增调部队增强突击力量，影响了战役进展。
五、关于战斗动作和协同动作问题。 我军多年没打仗，加之平时训练缺乏针对性，干部组织指挥能力较低，班、组战术基础较差。攻坚战斗有的不讲战术，冲击队形密集，战士不会利用地形地物，增大了伤亡;有的部队从师、团指挥所到营、连，从前方部队到后方梯队，从步兵到炮兵，无论部队驻止或运动，都遇敌伏击、袭击，未能组织有效的防护和反击，有的一打就散，丢失武器装备。4个侦察大队穿插进展很慢，都没有按时穿插到位，没有起到应有的突击作用。有的把坦克当作运载工具，没有充分发挥坦克的突击作用。有的步、坦协同作战，各打各的，合不起来。
六、关于民工担架使用问题。异国作战，在浅近纵深使用民工担架运送弹药，救护伤员，配合部队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担负纵深穿插的部队，民工担架随队行动，组织工作极为复杂，途中敌特工队人员混进来破坏，部队与民工易发生误会，遇敌袭击，很难有效组织抵抗，伤亡大，失散多，难以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从李祝庆参谋长的”讲话”和”汇报”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四十一军在战役指挥上某些失误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是，就四十一军的指挥问题，始终没有在一定范围内总结，只是书面总结汇报了事。
在四十一军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我恳切地提出建议，即使是在军党委全会上进行一次总结也好，但新任的张登芳军长因为诸多原因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后来想想，我提出的要求也太为难他了。战前他在122师任政委，打仗时，122师指挥所一直在国内，他没有经历121师或者123师那样的情况;战后他由师政委越级提升为军长，由政工干部提拔为军事干部，如果摊开事实总结经验教训，他也有难处啊!
从此，再无人提及此事。四十一军在这场中外扬名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指挥上究竟怎么样? 现在还鲜为人知。因为班师回国后，军本级没有对作战指挥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总结。相反，对师、团、营、连的梳理总结却反反复复，一丝不苟。
师、团两级(包括师、团两级司令部)至少进行了3次以上的检在梳理，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对待下级总结上的要求出发点却不一样，军领导总是想通过抓住下级在作战中的一些失误，来替代自己决策上的失误。个别回国后提升为军领导的同志更怕通过战评揭露出他们战中的不良表现和给部队带来的重大损失。
军领导首先抓住了军坦克团团长、政委，说他们谎报军情，干扰了首长指挥决心，做出了错误判断，在军司令部、政治部的书面总结里都提到这样的措词。
战后大批提拔干部，全军参战的团长、政委均提升一职，唯有他俩未动，就是因为他们”谎”报军情，干扰首长的决心，造成的损失太大。
军坦克团的确在安乐2次向军指报告敌情不实，夸大了困难，实属误报。但他们的报告也是从连、营逐级报上来的，坦克团没有核实就匆忙上报，这确属失误。但军指接到坦克团的敌情报告是否核实? 也未核实，就惊慌失措、匆匆忙忙判断敌援兵已到，立即下令部队停止穿插，收拢安乐地区，抢占有利地形，组织防御。难道不是同等性质吗?
对坦克团的误报硬说是谎报，误报是无意的而谎报是有意的，罪加一等。一直抓住不放。坦克团几次反映意见都不改变，直到军的班子调整，坦克团政委董文波写出上诉报告，才给予平反。
事情需要对比才能看得更清。
123师政委率领的部队未到扣屯(相距6公里)却4次报告占领扣屯。军指根据他的报告，7次通报121师，说123师367团已占领扣屯。结果造成121师362团二营进至扣电后，遭敌阻击6个小时不敢还击，伤亡200多人，这么大的过错却无人追查。因为，这位师政委回国后即被提拔为军政治部主任了。
安乐遭敌阻击，动摇了战役穿插的决心，这是军指的重大失误。是战役逆转的关键，是军领导的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只要一触动这些敏感的情节便想尽一切办法转移，甚至歪曲，使你搞不清真伪曲直。
有些非常明显的指挥失误，必须联系其它战斗情况才能说清向题时，也只是讲讲现象，从不深究实质。这是因为，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怕真相暴露，怕伤到自尊，怕承担责任。在121师361团走冤枉路的问题上，我多次都想搞清是谁下令要该团跟随123师侦察大队走的。
一天， 我与121师郑师长交谈时提出这个问题，问他:”361团跟随122师和123师侦察大队走，选择了庚雷这条路，遇到敌人顾强阻击，打了一阵无法通过，只好改路，结果走了很多冤枉路，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怎么! 361团跟着侦察大队走的?” 他惊讶地问我。
“是啊! 你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1个团的作战路线要改动师长能不知道吗? 我心想。
“我确实不知道呀! 我要作训科副科长满元刚专门为362团下达了作战命令，其中规定了路线的，为什么361团不按命令规定的路线走，要跟侦察大队走呢?” 他有些疑惑了。
“我也搞不清楚，在那定地区待机时，123师李德元副师长到361团协商路线，说是军司令部刘超副参谋长指示的。”
郑师长说:”战前，我几次让侦察兵到庚雷侦察，那里有越军主力部队1个加强连防守，地形十分复杂，那是肯定通不过的。”
“遭敌袭击后，361团原先没有对这条路线进行研究，都完全乱了套，还是我帮他们下了改路的决心，不然，在那里粘上就糟了。” 我说。
“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与周政委和司令部的同志都不知道啊，真是胡来!”
此事在几次师、团战评会议上，反复查对核实都搞不清楚。
一说:123师李德元副师长说是军司令部刘超副参谋长指示的，但李德元同志负重伤住院无法查对;
二说:是军政治部宋副主任随361团行动时确定的路线，经查根本不沾边;
三说:121师彭福信副师长到师前指是x副师长告诉他的，经查x副师长，他说忘记了。
后来121师派专人去南宁303医院看望还在疗伤的彭福信副师长再次求证时，他肯定地说，是x副师长当面通知他的。回来又查师前指人员，在前指的作战记录本上写道:”军司令部指示，我师一团跟随师和三师侦察大队穿插， 并于16日去一团研究路线。” 后来又直接找到军司令部刘超副参谋长核实，他说是参谋长指示的。这件事查对1个多月，也没有弄清楚，最后不了了之。
在战后的各种资料中已经看不出121师361团走的冤枉路究竟是什么原因。
总结材料凡涉及到军指的人和事，无法弄清，要么当事人说”记不清了，我不知道”，要么找作战资料没有记载。
我虽然翻阅了百万字的资料，但到现在也未弄清122师364团2次夺取朔江公路而遭受严重损失的真实原因。
师说:”军指下令催促迅速打通平孟、朔江经坂靼(3104) 至安乐公路，师即令364团主力从侧后攻歼朔江之敌，受挫。又令该团搭乘坦克沿公路向朔江高速突击，又遭惨重伤亡。失利原因，是我指挥上有错误，据此，决定首先夺取朔江东南无名高地，最后夺取了朔江。
团说:”(2次攻击朔江夺取公路失利的原因)，在我已夺取1号高地制高点后，应集中兵力兵器抢占朔江东南土山和北面石山要点，但指挥员急于打通公路，决定沿公路实施攻击前进，遭敌三面火力夹击….导致很大伤亡， 进攻受挫。”
营说(364团二营): “这次战斗，上级急于攻克朔江，打通公路，盲目指挥二营行动，沿波原南侧山脊攻击的部队又未能积极配合，是造成攻打朔江失利的主要原因，但是，二营的战斗指挥、战术动作、部队纪律都与战斗失利有直接联系。”军、师、团、营各有各的失误，各有各的教训，大家都承担些责任，问题就不了了之。
政委率部向扣屯穿插没有到位，是因为前面敌情严重，便在312高地按兵不动，放跑了敌人。在战后也总结了经验教训: 1. 理解上级意图不够透彻，未穿插到扣屯。 2. 途中遇小股敌人阻击，动摇了穿插扣屯的决心。 3. 没有抓住部队，贻误了战机。 4. 识图用图能力差(多次)误判，一直未向上级纠正错误，致使友邻部队向扣屯穿插时，遭敌伏击，造成了不应有的伤亡。 5.通农组织防御，延误了穿插扣屯时间。这样的检查还是人人有责，分不清主次轻重，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在误伤误杀民工的事情上，军里惩罚了随121师362团行动的副政委孔庆仕和副参谋长王守成2人，他们负有领导责任。
但战前军政治部专门召开政工会议，布置强调战时政策纪律时，军政治部重复了军区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指示，提出要 “军政双胜”，军2号首长当场禁止，并责怪乱提口号，使会议未达到预期目的。
1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站在烈士墓前，又使我回想起10年前”还击战”的往事，我又看到了那些倒下去的伟岸身躯，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浇灌了西南边陲的中华沃土。
这一座座矗立在祖国青山绿水间的丰碑，记载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仿佛还巍然屹立在祖国边疆，紧握着钢枪，精神抖擞地永远为母亲站岗。
走在前人留下的征途上，看着一座座气势磅礴的山峰，我又看到了一个个倚天而立的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插敌后、炸调堡，南征北战奋不顾身地冲向敌阵。
踏在绿色如茵的军营，缭绕身旁”血染的风采”，我又看到了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解放军战士，用全副身心去领悟、体验奉献的真谛和无数革命前辈拋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魄。
这就是军魂，是中华民族之魂。
自卫还击作战的英烈们，祖国不会忘记你们!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从军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