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周明荣 1949年西进前于江西玉山
解放初期的贵州省桐梓县六区，驻地在兴隆场街上。六区辖兴隆镇、回龙乡、天桥乡、桃子乡。1950年6月，增设区时为十区，辖兴隆镇、天桥乡和桃子乡；回龙乡划归九区。1952年1月，全县划为14个区，兴隆镇和回龙乡为十二区，天桥、桃子为十三区。同年4月，恢复十个区的建制，回龙乡仍归九区。土改后建政划小乡。1954年4月有民权，农林、桃子、中朝、景星、茶园、平坝、上坝、箐林、板辽、大坝、庙坝、王家坝、营寨、青山、天桥、兴文17个乡。1955年4月，按省人民委员会通知，改称兴隆区。
195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兴隆区全部划给四川省重庆南桐矿区，7月12日开始办理移交，月底基本交完。
兴隆场是区、镇驻地，离桐梓县城130多公里，边远的景星台、范家山离区还有30多公里。全区地处川黔两省和桐梓、綦江、南川三县的结合部，行政区划犬牙交错，地形复杂。
刚解放时，兴隆的官僚豪绅、恶霸地主、特务惯匪、反动党团骨干等互相勾结，打着“反共救国”的旗号，纠集散兵游勇，欺骗胁迫群众为匪，形成一股较大的反革命势力。所以我们开辟六区的工作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和严酷的斗争。
（一）
桐梓县城于1949年11月23日解放，我们西进支队二大队五中队的100名多同志奉命于27日进入桐梓。负责接管地方政权，组织治安支前工作。当时全县七个区，先铺开一至五区的摊子；六、七区因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未能展开。
12月中旬，县委命令我们去六区的同志：“先到五区了解情况，再相机进入六区铺摊子”。
1949年12月20日，我们一行10人，有区委书记周建法，区长李风习，乡长姬守义、陈保乾，财助刘登森，工作员詹华才、廖树模、孙器良、周明荣，通讯员李玉锡从桐梓出发到松坎。于12月27日下午进入六区所在地兴隆场。
按县里指示，我们以武工队形式开展工作，区委书记（当时叫政委）、区长为武工队指导员、队长。28日，铺开了六区和兴隆镇的摊子。同时，由周建法、李风习同志主持召开了区、镇的治安支前委员会议，周建法任主任委员、犹良玉（原六区区长兼兴隆镇镇长）任副主任委员，成员有陈绍章、翁鼎杨（曾任过区长）、杨昌隆（国民党天桥区党部书记）、黄林汉、犹洪儒等人。接着召开了各乡、镇治安支前委员会负责人和当地上层人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犹良玉、犹洪儒（曾任过区长）、犹正才（原乡长）、陶楝材、黄林汉（代理镇长）、张方伯（原桃子乡长）、陈绍章（桃子乡上层人士）等20多人。回龙乡的乡长任国凡不来，派来张干事探听消息，会议由周建法、李风习同志宣读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我党对起义、投诚军政人员的政策，部署了维护地方治安和征借粮食支援前线的工作。会上共分配征借粮食任务48500公斤。同时铺开了天桥、桃子两乡的摊子，分别成立治安支前委员会，李风习兼任天桥乡主任委员、翁庆华任副主任委员。陈保乾、周明荣两位同志随同张方伯、陈绍章于1949年12月31日进入桃子乡。
区、乡治安支前委员会会议后，各乡、镇除回龙乡外，均于1950年元月初分别召开了保、甲长会，兴隆镇有几个保还开了保民大会。到元月6日，征借粮的任务已经布置到户，并通知各户直接将粮食送到松坎仓库。由于路远(60公里)和敌人造谣。交粮运粮的进度很慢。当时对于粮食征借，社会上反映不一，贫农认为“分级累进计征法”合理，交粮较为积极，旧职人员和部分上层人士认为贵州比四川轻，而大粮户则认为太重，迟迟不交。以至元月底，全区完成征借粮45000多公斤，其中送往松坎粮库的仅15000公斤。
元月下旬，匪风四起，兴隆由于地处两省三县结合部，社会政治情况极为复杂，敌人活动更加猖狂，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当时我们仅有10个人，武器少又差。姬守义同志的加拿大手提式冲锋枪也只有100发子弹，其余5支杂牌手枪和4支步枪，子弹很少，而且有战斗经验的人不到一半。但是当地的反动势力，却拥有数倍于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六区有4个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书记以上骨干6人，成员83人；三青团分队4个，负责人4人，成员106人。旧连长以上和保长以上旧军政人员100多人。这些旧军政人员直接掌握有武装力量，区队有20多支枪，乡、镇、保均各有10多支枪，加上官僚地主和惯匪手上的枪支共有300多支，其中德国造20响加闸枪和冲锋枪就有2、30支。这些旧军政人员和武装人员在我们第一次撤离后，除南桐矿区邻近的桃子乡及所属的少数保外，绝大多数均先后投入罗德卿匪部为匪了。所以那时我们是在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开辟工作的。
（二）
在我解放大军迅猛而沉重的打击下，国民党在川黔两省的正规军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同时，也打乱了地方反动势力的“反共应变”部署。我们刚进入六区时，局势较平稳，只发现有少“打夜棒子”的小土匪，他们三、五人一群，打上花脸，，拦路抢劫。到1950年元月中、下旬，地方反动势力经过密谋、策划，开始猖狂起来，抢劫掠夺日益增多，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以綦江县赶水区扶欢乡罗德卿（恶霸地主、惯匪，曾任国民党军三十一师警卫营长）为首的股匪80多人，流动在羊磴、回龙之间。他们同回龙乡任国凡股匪勾结共100多人，到处打家劫舍，破坏我治安支前工作。
元月底、2月初匪风更甚，他们由开初打家劫舍、抢掠群众的财、粮、物转向攻打我各级人民政府，公开打出“反共救国”的旗号。打军车、袭击我征粮工作队，抢劫粮食仓库。
1950年2月2日（腊月十七日），张华清匪部500余人，攻打綦江县赶水区青羊市（离兴隆约六公里），抢走青年乡公粮两万多公斤；同年2月7日，綦江县藻渡乡（离兴隆约十多公里）的反动地主、匪首孙其光率匪众70多人，在场附近伏击赶水区征粮工作队，抢走工作队的枪支和衣被。藻渡乡在旧乡、保长的煽动下，有几个保的武装叛乱为匪。
1950年2月12日（腊月二十七日）罗德卿匪部300多人攻打赶水区扶欢乡，把征粮工作队和我区见习会计孙器良同志围困在碉楼上一天一夜，抢走公粮近6万公斤。
此时，我们四面受敌，同县里失去联系。于是驻兴隆的8位同志，除李风习隐蔽在翁鼎扬家侍机活动外，其余的均分别撤到赶水和松坎。周建法同志赶到县里向县委书记曹信报告了情况返回松坎后，派出通讯员李玉锡同志给李风习同志送信。李玉锡于1950年2月7日从松坎出发沿公路经赶水区白石潭过河，傍晚在矿山垭口（即现在的岔滩乡大矿村），遇到伏击赶水区征粮工作队，刚返回来的孙其光匪部，不幸被捕，即被枪杀在名叫团鱼沟的地方。李佩带的日本十四式手枪被孙匪劫去，文件烧毁在现场。
驻桃子村的陈保乾等两人，当区里的同志撤离兴隆时，他们奉命撤出乡公所，住在陈绍章家碉楼上，乡武装也由乡队副领着打游击，每晚换住地。春节前夕的一天晚上，乡武装队的1个班长（景星台人），突然拖了3支枪叛逃为匪，形势危急，于是陈保乾两人决定绕道回桐梓。1950年2月17日（正月初一），两人从桃子出发，沿川湘公路，傍晚到达綦江县篆塘角街上住宿、当天晚上当地匪首罗化航股匪抢劫贵州军区后勤部军车物资时，陈保乾同志不幸被俘，第二天晚上即被枪杀于小河沟桥上边的草坪上（即现在的篆塘角乡珠滩村大厂坡），并埋在该地。烈士忠骨于1956年移葬于綦江县烈士陵园。另一同志因带领群众协助司机发动汽车，离街上一里多地，经群众掩护脱险。
至此，我们第一次进入兴隆开辟工作的同志，已牺牲2人。陈保乾同志，山东省鄄城县人，1945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4月入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牺牲时年26岁。李玉锡同志，四川人，1949年在江西随军西进贵州，牺牲时仅20岁。我们这些幸存者，每当想起他们，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感到我们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的烈士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重庆万盛区关坝镇（原桐梓县兴隆镇）今貌
（三）
我们撤出之后，兴隆区的反动势力更加嚣张，他们的代表人物，如兴隆镇的犹凯、犹国清、犹良玉、犹凤梧、犹绍恒，天桥乡的翁鼎扬、翁庆华、尚华章，回龙乡的任国凡、犹正才，桃子乡的夏银顺等旧军政人员、官僚、恶霸、劣绅、惯匪相互勾结，他们有的公开打出“反共救国”、“护国救民”的反革命旗号，集结在罗德卿匪部，充当其骨干力量；有的则暗中送情报、物资和枪支为其服务。
1950年3月12日（正月二十五日），罗德卿匪部纠集了綦江扶欢、青年、藻渡和桐梓县的兴隆、回龙、天桥等乡镇和反动势力，成立所谓“西南反共救国游击总司令部”、又称“护国救民解放第九路军”，罗自任司令，刘清和（青年乡人，袍哥头子）和犹国清（兴隆人，曾任过旧军营长和交警大队队长）为副司令。匪司令部设秘书、审讯、军需、政工等8个处，下属10个大队、1个独立大队，初期有匪徒1800多人，枪700余支，其中机枪2挺，兴隆的犹凯（旧团长）任前进指挥官，犹良玉任支队长，犹绍恒（兴隆镇保长）任大队长，他们到处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曾先后攻打我南桐煤矿王家坝分厂、兴隆区、赶水区驻地和藻渡、扶欢、青年、蒲河等乡、镇、袭击我征粮工作队和剿匪部队，抢劫川黔、川湘公路的军车、商车和国家粮食仓库。
1950年3月14日（正月二十七日）。罗德卿匪部犹良玉、犹绍恒、杨刚等股匪勾结曾之凡、娄必联匪部，攻打我兴隆区、镇公所，劫去步枪9支和仓库粮食近万公斤。匪大队长犹绍恒派中队长李开文从街上李海安烟馆抓走一个补碗匠，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用二斗麦子，叫何炳清将该人枪杀在高石梯的硝洞里。罗德卿驻回龙时，有个自称是地下党的罗某，劝罗德卿向政府缴械设诚，罗德卿当即派人将他枪杀在老鹰岩。他们对敢于向我们反映情况或接近我们的群众，实行虐杀。
兴隆镇四保犹湾槽的犹章华（人称烟泡子），刚解放时，他从南川赶场回来，戴顶黄军帽，帽上缝个红布条，在街上讲解放军好，也向我们反映过当地社会政治情况。姬守义、詹华才同志到回龙乡返回时，在他家住宿过。他的作为引起了匪首们的怨恨，犹良玉指使匪中队长李开文将他杀在一个叫对权垭口的地方。杨刚匪中队的分队长余彪（兴隆大坝人），霸占了扶坝石足村农民刘高壁的妻子，又枪杀其妹子，刘被迫外逃，跑到松坎，请求人民政府为他报仇。
1950年4月上旬，剿匪指挥部派139团一营营长李学义、副教导员梁永生带着二连连长郑兰金、指导员张孝英、副指导员巩志诚，随同我们7人（周建法、刘登森、姬守义、孙器良、詹华才、廖树模、周明荣）二次进驻兴隆。当天从松坎出发，下午到离观音桥场口一公里处，正遇土匪抢劫赶场的群众，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当场打死土匪1人，打伤2人。
第二天到赶水，第三天经扶坝进入兴隆。当时，基本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旧军政人员多数叛乱为匪，几个头面人物表面上应付，暗地里想方设法整治我们，开展工作很困难，二连活动几天，奉命返回松坎。部队离开后，我们就住在镇公所后边粮库楼上，从大炉厂搬了些生铁作临时掩体，大家白天下保宣传剿匪、征粮，晚上集中，轮流站岗放哨。记得部队离开后的第三天，区里召开一次治安支前委员会扩大会议，有20多人参加，会上犹洪儒等人提出，动用兴隆仓库的粮食，解决乡、镇武装人员的吃饭问题。按规定，乡保武装人员口粮由当地自筹解决。实际上，当时兴隆、天桥的武装人员，已经叛乱为匪，我们不能用国库粮食去养他们。周建法同志以“未经上级批准，区里无权动用国库粮食”为理由，加以拒绝，犹等当即发火说：“那就按你们的办吧!”会议空气紧张，不欢而散。当晚、兴隆山上，到处灯笼火把，土匪边吼边打冷枪。天亮后，我们得到确实情报，犹绍恒匪部100多人，集中了几十条枪，几十颗手榴弹，打算在我们吃饭时，用枪堵住大门口，居高临下投手榴弹轰炸我们。因此我们决定立即甩开敌人，往桃子方向撤离。当天下午5时离开兴隆，先准备在翁鼎扬家暂住一晚，翁拒绝我们8人（李风习同行）入内，走到天桥的响岩，天已黑了，拟住杨昌隆家，杨也拒绝，赶夜路走到桃子荡想住在陈绍章的碉楼里，陈也不愿意，最后在南桐煤矿厂部宿营，第二天搬住王家坝分厂。当时南桐煤矿有军代表孔熙宜、张宜东带着两排的兵力保护矿井。在我们离开兴隆两个多小时，犹绍恒匪部又再次攻打兴隆，抢劫仓库的粮食，但他们妄图“围歼”我们的阴谋破产了。第三天，他们又派兴隆镇干事犹春林带信来到王家坝找我们，妄图骗我们回兴隆，钻他们的圈套，遭到了我们的拒绝。
南桐矿区今貌
我们在南桐煤矿王家坝分厂住了个把月，白天到桃子乡的一保、二保、六保（即：桃子街上、干坝子、麒麟坝）开展剿匪和征粮工作，但获效甚少。记得在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股匪围攻王家坝分厂，从四周山上向厂区射击，被驻厂部队用六零炮、掷弹筒轰跑了。5月中旬，我们随矿上的运煤小火车到綦江县人民政府住了10多天；6月初随军车返回松坎待命。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生活是艰苦的，按当地每人一斤半粮、一斤蔬菜、两钱油、三钱盐，每月一斤肉的供给标准都难以保证。一个月难得打次“牙祭”。少量的津贴费也无钱发给，衣服赃了，用热水烫烫，手搓搓，晒干又穿上，头发长了，无钱理，生活环境艰苦，但是在老同志们的带领下，大家毫无怨言，团结战斗、克服困难、积极斗争、坚持到胜利。
（四）
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下，到5月底。桐梓境内的大股土匪，多数已被击溃。6月初，县剿匪指挥部再次派部队进驻兴隆剿匪，配合我们开辟六区工作。
1950年6月10日，139团一营李学义和梁永生同志，奉命带领二连指战员随同我们9人（已增加周永平同志）从松坎出发。为了给敌人突然袭击，决定翻山越岭走小路。头天住木瓜街上，第二天爬桐元坡，夜宿坡渡河。第三天，翻南天门进入兴隆镇。这时，罗德卿匪部在川南剿匪部队连续打击下，已土崩互解，溃不成军，逃窜在回龙、溪源、龙门槽一带。
我们部队在李风习同志带领下积极开展军事进剿，在溪源打了一仗，将土匪击溃。周建法同志领着多数同志，开展以政治攻势为主的瓦解敌人，征粮支前工作，除周明荣同志驻天桥乡配合赶水区驻青年乡武工队活动外，其余的同志配合一个班的武装，在兴隆进行剿匪、征粮工作。
首先是召开治安支前委员会、保甲长会、保民大会、粮户会、集市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剿匪征粮和保护佃农利益的政策，特别是宣讲我党我军对匪特的“土匪不消灭，决不收兵”的决心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从而分化瓦解了敌人。同时，又通过社会人士做土匪及其亲属的工作。这样做，很快见成效。6月16日，土匪参谋罗禹平和中队长赵立华带9支枪向我投诚悔过，并表示要立功。我们又通过罗牵线搭桥，动员了三小股土匪，20余支枪投诚悔过。匪首犹绍恒见大势已去，也放风要带10支枪向政府投诚。但想留下多数好枪等待时机。我们从群众中调查到他实有的枪枝数，对其进行坚决的揭露，迫使他带着全部(33支)枪投诚。
到月底统计，向我缴械、投诚的土匪近百人，缴获马步枪75支，手枪7支，火药枪3支，步枪弹80发，手榴弹8个。其中在天桥乡的同志收缴到土匪闸枪1支，子弹10多发，剿匪推动了征粮工作。半月内运送到松坎和桐梓的粮食折米两万公斤。
全区三个乡镇在7月间已陆续铺开，詹华才在兴隆镇，廖树模分在天桥乡，姬守义、周明荣到桃子乡，同时配有部队。
7月中旬，姬守义同志和张方伯从兴隆开会回乡，绕道走四楞碑，姬一人爬上土碉堡三楼，亲手把惯匪分队长林子云捕获归案，并缴获该匪的步枪1支和子弹数十发，该匪首于同年11月4日伏法。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剿匪、征粮的同时，大力发动贫、雇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始组织秘密农协小组，以后逐渐扩大，到7月底，全区局面已初步打开，中心地区涌现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
1950年8月5日，县委召开了乡级以上干部会。总结了前段的剿匪、征粮工作，部署了新的剿匪和征粮任务。此时，周建法同志已调任县农会筹委会副主席，李风习同志进西南党校学习。十区由杨秀云同志任区分委书记，刘登森同志任副区长，姬守义同志调任狮溪副区长。会议结束后 且里给区里配了杨德怀、蔡年兴、刘长城、李开光、孙振邦、秦令德、邢发民（后改名梁文燕)、白玉印、王合林、米凤山、杨青、吴从信、刘荣廷、于善廷、高正凡15名军队转业干部和地方上参加工作的黎 明、马 林、刘文治、段正能等同志随同到区，使各乡、镇的干部由原来的两、三个人增加到六、七人，而且还配备一个班到一个排的兵力，各乡、镇武装队又重新组建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再加上组织起的农协小组，敌我力量对比起来有了明显的变化。
8月份，有225名土匪悔过自新，其中中队长以上7名。9月中旬，经过上级批准，我人民法庭公审处决了策划土匪攻打我南桐煤矿的恶霸地主翁鼎杨，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上级布置的43万公斤征粮任务，也完成了28万多公斤。
由于军事驻剿，征粮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相结合，形势发展得很好。罗德卿匪部已土崩瓦解，走头无路，匪首罗德卿被迫于1950年9月15日向我缴械投降，匪首罗德明也被我捕获处决。
9月21日至10月1日，县里召开了党代表会议，部署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以“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五大任务为内容的反封建斗争。
10月5日，参加县党代表会议的杨秀云、刘登森同志回到区，即同驻军部队（川南部队）朱连长研究调整了军队部署，兴隆驻一个排，天桥驻两个班，桃子的一个班转移驻到溪源。此时，全区农协会员已发展到两千多人，其中武装民兵6人，步枪6支。
10月8、9日，三个乡镇相继召开了4天的农民代表会议，到会的农民代表525人，会议通过动员启发，诉苦教育（在大会诉苦的32人），提高了到会代表的阶级觉悟，会上，布置代表回去后，以甲为单位召开农协小组会议，传达上级精神，发展农协会会员，调查产量，开展查田评产和征粮工作。
10月12、13日区里召开了两天的保甲长会议，到会303人，经过讲形势、政策，动员他们主动向群众反省自己的错误。与此同时，县里把土匪中队长以上和旧军政人员中民愤、罪恶较大的分子集中到县受训。是月又有200余土匪悔过自新，收缴子弹130发。本区除龙门槽、景星台一带还有狮溪区的张忠、张正股匪活动外，本区匪首只有景星台的夏银顺带3个人继续在大山上流窜作恶。
全区75万公斤粮任务，10月底已评产落实了90.9万公斤，超额落实了任务。征收占总收入的13.6%，其中地主占38%，富农占20%，中农占13%，贫农占9%。
11月份，征粮任务基本完成后，接着开展了清匪、反霸斗争。清匪、反霸结合进行，互相促进，动员广大群众投入运动。全区的农民协会，经过9、10月份的大发展，已有农会会员24053人，约占全区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民兵635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协会已开始主宰农村的政治权力。
一声令下，全区组织起10125人的清匪队伍，其中农协会员7566人，儿童团员1950人，民兵635人，军人30人，干部50人，到处设卡放哨，布下天罗地网，认真实施“村村必清，山山必搜，洞洞必钻”的清匪运动。
结合清匪运动，全区先后处决了犹凯、犹良玉、犹正才、尚华章（旧保长、匪首）、林子云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特务、惯匪。
经过两个月的清匪反霸斗争，彻底打垮了阶级敌人的社会基础，基本上肃清土匪。据统计，全区共清出土匪1235人，其中分队长以上103人，中队长以上的55人，大队长以上的29人，少数潜逃的匪首，如景星台的夏银顺也于1951年2月7日，被我桃子乡乡长带领乡里干部和武装捕获归案伏法。1950年秋季从桐梓押回处决的匪大队副犹洪鼎，在赶水脱逃，也于1951年10月，被我武装民兵杨江和张绍恒、陈国安3人从四川巴县追捕归案并依法处决。
到1950年底，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农民协会已形成为反封建斗争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经过严重阶级斗争考验的3万多兴隆人民和烈士鲜血浇灌过的土地，必将夺取更大的胜利，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
—— END ——
（注：原文作者为周明荣，赣东北西进干部，时任桐梓县六区工作员，后任桐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本次发布时对原文作适当的增删修改。）
周明荣同志简历
(1930.11.—1995.7.)
周明荣 1930年11月生，江西玉山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6月，毕业于江西省立贵溪师范学校。
1949年8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赣东北军政干校上饶分校军政专业班学习，随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西进支队二大队五中队。
1949年11月随军西进贵州后，历任桐梓县桃子乡乡长、兴隆区民政助理员，中共桐梓县委政策研究室干事，县人委办公室秘书，桐梓县副县长，中共松坎、城关镇、东方红公社党委书记，中共桐梓县委农工部部长，中共桐梓县安山区区委副书记、县委常委、县财办主任，桐梓县革委常委、革委副主任。
1952年5—9月在西南革命大学五分校学习。
1980年8月至1981年1月，在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习。
1984年1月起任桐梓县第七、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员等职。
1984年1月起主持和参与桐梓县志编纂工作。先后担任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顾问、委员、离休后于1992年受聘为桐梓县志编辑部副主编。领导和从事县志编修。
1992年4月离休，1995年7月不幸辞世。
GAOJIAN 根据《桐梓解放》《从赣东北到遵义》《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5.02.20.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桐梓解放初期开辟六区（兴隆）工作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