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傳承：永遠的冀魯豫
申云浦在冀鲁豫党史工作干部会上讲话
冀鲁豫的战斗历程概述（三）
四、冀鲁豫的大事记要
一九四一年六月，小冀鲁豫区同鲁西区合并为冀鲁豫区，在两区合并以前，敌人对小冀鲁豫就发动了残酷的“四·一二”大扫荡、两区合并之后的冀鲁豫区党委书记是张霖之，副书记是张玺，组织部长张玺兼任，后来刘晏春同志也做了一段组织部长，这时宣传部长就是张承先了。一九三九年冬我到运西地委，一九四一年夏又调回鲁西区党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两区合并后我仍任宣传部副部长。秘书长开始是鞠华、李介人，后来是韩宁夫。
一九四二年，湖西区党委划归冀鲁豫，这时潘复生任副书记。整个冀鲁豫区就包括鲁西区党委，湖西区党委，原冀鲁豫区党委。
是年秋又发生了“九·二七”大扫荡，敌人动员了几万人，实行铁壁合围，分进合击。这一次就是梳篦扫荡，妄图扑灭我领导机关。敌人进入范县地区，当时，我中心区是颜村铺，于是敌人就扑向颜村铺一带。事前我们闻讯就准备粉碎扫荡。这一次我随区党委机关同杨得志司令员在一起掩护直属机关突围，他带着一个连的兵力，掩护千把人的机关。那时候有一条经验，越是敌人分进合击，越要等敌人走到再决定分路突围，否则就走到敌人窝里去了。敌人十六路进攻，我们就三十二路逃窜，敌人三十二路，我们就六十四路逃窜，在敌人分进合击的空隙里，我们钻进黄河大堤以内一个叫史家楼的干坑里，那时候杨司令正在堤上观望，谁也不准打枪，不准露头，等敌人跑过去了，我们就跑步过黄河，那个黄河是干的。在黄河边一个叫甘草堌堆的地方隐蔽了一天，我们就跑到敌人屁股上去了。在敌人屁股上，我们愿意咬他哪里就咬哪里，一夜之间就到了菏泽境内。这一带是柿子园，我们就开始吃柿子了，这叫“九·二七”大扫荡。在这之前还有南清观扫荡，还有苏村战斗。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又有一个大扫荡。那时我兼任报社社长，我带着报社机关头天晚上路过敌人据点附近，转移到沙区去了。白天在沙地里隐蔽，黑天进村，躲避敌人进村扫荡。
一九四二年夏天，刘少奇同志从华中经冀鲁豫去延安，对冀鲁豫工作有所指示，至十月间北方局派黄敬同志来冀鲁豫任区党委书记，加强了党的领导。
黄 敬（原名：俞启威）
黄敬同志来冀鲁豫后，于一九四三年初在观城洪庙召开了全区党的高干会议，传达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即九·一决定），从此在冀鲁豫才真正地实现了党的统一领导。
黄敬同志来冀鲁豫后，一九四三年的对敌斗争形势极为严重，黄敬同志研究了敌人在军事上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钻心战术，组织了一支劲旅，远途奔袭，直捣敌人心脏，打了八拱桥战斗，捣毁了孙良城的司令部，迫使顽军收缩回去，从此打开了局面。
一九四四年春，冀鲁豫已经没有大块地方可以办理党校了，特别是办理大规模的党校。区党委决定在太行山借地方办理党校。黄敬任校长、苏振华任副校长，张玺任教育长，校部设在林县临淇镇，沿漳河两岸分住几个大队，我是一大队支部副书记兼教育委员。
这次整党是准备整人的，在康生的影响下，要整三种人：白色恐怖下失掉过组织关系和被捕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掉过队被俘过的；从蒋管区来的知识分子。整风一开始就学习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划清共产党与国民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放区与蒋管区的界限，一句话就是分清敌我界限。那是准备在党内抓特务、抓反革命的。在这之前，已经有个冀南三大队挨整过了，采取各种刑罚，严刑逼供，伤害了大批干部，搞乱了我们自己的阵营。
宋任穷
后来宋任穷同志上山办理善后。我们学了一年，正要下手整时，中央通知停止，挽救了我们没有挨整。那么学习了一年，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结论是解决了四个字的思想问题：一是撑劲思想，二是沾光思想。撑劲思想就是地位观念，沾光思想就是个人主义，占小便宜。我们回来以后就遇上冀鲁豫的民主民生运动，我们就在滑县高平搞复查，当时从山上上来的干部和在家的领导对于运动的认识不一致，在家的人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则认为错误是严重的。应该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一九四四年我们上山之后，下半年黄敬同志为了准备土地改革，召开了士绅名流座谈会议，准备采取对上麻痹，对下开刀的办法进行土改，企图“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孔孟之道治信奉孔孟之道的人，他苦思积虑，引经据典、做了长篇报告，讲了三个字，即信、诚、敬。地主阶级哪能受麻痹呢?他们的代表致答词时，开始把黄敬捧上了天，他们也在麻痹黄敬。黄敬这时就发现了。在自己的本子上写道：“抬得高，摔得重。”最后这位代表建议黄政委把三个字的顺序颠倒一下，把诚字放在第一位，这就是说你黄政委对我们是不诚恳的。这是一次唇枪舌剑的斗争。这次会上，黄敬就病倒了。冬天黄敬去延安后，就是宋任穷代理书记了。
一九四四年冀鲁豫区全面搞了民主民生运动，反贪污反恶霸。搞民主斗争，接着搞减租减息，开始在滑县落寨搞的。那时搞雇、佃、贫运动。在运动中群众确实得了些实惠。把地主的威风也打击了一下。发动群众是有效的，群众一经发动之后接着妇女剪发、放足、办识字班。文艺活动都开展起来了，那时农村非常活跃。当然也有极“左”，对地主“打臭鸡蛋”，伤害中农等，但这是次要方面。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我们冀鲁豫的部队就去打开封。打了几天也没打进去，后来中央来了电报，不准打了，我们几年抗战积蓄的抗日力量，怎能消耗在开封城下呢?这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毛主席真英明。我们从开封撤回来了。在归途中，李菁玉同志诗兴大发，说什么“北风吹得行人泪，且把开州当开封”。
第二件事是冀鲁豫平原分局撤销，冀南可以回去了，宋任穷、李菁玉带着原班人马回冀南去了。留下的这边仍然叫冀鲁豫区党委，区党委书记开始是张玺同志，后来是潘复生同志。不久，我也到泰运地委（一、四地委合并）即六地委去做地委书记了。
第三件事，大批干部出关去东北，保卫胜利果实。这批出关的有周持衡、吴亚南、邹鲁风、王伯瑾、白洁民、李恒生等大批干部。先出关，而后又支援天津一批，冀鲁豫是出干部的地方。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准备战争。到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撕毁协定，就打起来了，就开始解放战争了。同时在根据地内搞土地改革，发动群众，不分田，保家卫国保什么?一定要把保家卫国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这时党中央发了“五四”指示，华北局在邯郸召开了土地会议，贯彻“五四”指示。华北局薄一波、王从吾同志都去了，区党委张霖之、张玺、潘复生和我，我们都去了。一九四六年全面展开土地改革了。刚开始都是正常的，开展诉苦、忆苦教育。到了后来，太行山说是学得冀鲁豫的，而冀鲁豫说是学得太行山的，拉“望蒋杆”，拉滑车摔地主，打击富农，破坏工商业，伤害中农，这就搞左了。特别是我们六地委，搞得更差乎。开贫农祭祖大会和授权大会，把权交给了贫下中农，否定了党的领导，搞无政府主义，这是极“左”的错误。整个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农民分了田分了牛嘛!不然，一个县一个团地大参军是不可能的。一九四六年是土改热潮，一九四七年复查，后期端正政策，因为当时农村的阶级关系确实太紧张了。这时毛主席在晋绥日报编辑部发表过谈话，说“这个弦拉得太紧了”
张 玺（朱镕基总理曾是他的秘书）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刘邓大军渡过黄河，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这时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战局在变动中》，接着陈毅同志率领的三野部队也渡过黄河，我军渡河在黄河南岸很快地消灭了国民党九个半旅，冀鲁豫地方为了配合部队作战，建立了前线指挥部，由赵健民、徐运北和万里同志组成领导班子，后来韩哲一同志的支前指挥部也过河南去了。经过鲁西南战役不久，刘邓大军即挺进大别山区了，地方上也以张玺同志为首的组织大批干部随军进入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冀鲁豫区进行整党，第一批在阳谷坡里开始的，这又是一件大事。开始潘复生作了一个报告，杀气腾腾，当时主要是在土改中，检查你的立场稳不稳。这一个报告就把郭少英吓疯了，高文甫后来也在整党中自杀了，这次整党六地委还清了贫农母亲参加党的会议，在整党中“自报会议”，执行党的纪律处分，结果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受到不同程度处分，后来一再压缩到百分之十七，上报中央了，但中央不但没有批反而很快地给纠正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当时八个大队，一个地委一个大队，再加上直属机关。八个大队三千九百六十人，干部从区党委一直到县、区全套人马，党政军民学全部带着，舆论机关报纸、广播、书店都带着，那时我任宣传部长。那时南下的领导班子书记是徐运北同志，组织部长郭超，万里秘书长，我仍任宣传部长。自菏泽晁八寨誓师南下。到合肥，万里又分出一支人马550人去接管南京。我们南下以后，冀鲁豫区党委就改为平原省委。省会也由菏泽迁往新乡了。
（一九八三年五月九日于济南南郊宾馆）
编者注：申云浦同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顾委副主任、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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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菏泽
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主题词
GAOJIAN 根据《申云浦纪念文集》文章编辑整理。
2024.12.03.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申云浦：冀鲁豫的战斗历程概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