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奔走欧亚 血染沂蒙（上）——记汉斯·希伯

奔走欧亚 血染沂蒙——记汉斯·希伯

王 火

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年代——1941年的深秋到初冬，在鲁中和鲁南沂蒙山区，人们看到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部队中，有一个40多岁的“外国八路”。他身材魁梧，有着卷曲的深褐色头发，蓝色的眼珠，穿一套八路军装。他随军采访，并且持枪勇敢地参加了反扫荡。这位外国人的名字叫汉斯·希伯，他是一位在波兰出生的德共党员，是知名的作家兼记者。

汉斯·希伯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扫荡空前残酷，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和日本华北驻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同大汉奸汪精卫八月中旬在南京晤面密谈后，就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在沂蒙山区展开“铁壁合围”，妄图一举消灭我山东的八路军主力和山东纵队，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扫荡的前奏在十月间已经断断续续开始，但高潮是发生在从11月初月到12月间。敌酋畑俊六亲自到临沂指挥，调动了十七、二十、二十一、三十二等四个师团和五、六、十等三个独立混合旅团的兵力加上在鲁中、鲁南各县的守备队及汉奸队等5万多人，拉开了大网，向我山东抗日根据地战略中心沂蒙山区进攻。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大有不达到目的决不甘休之势。但是，自从大扫荡开始，敌伪就没能占到便宜。两个月光景的大扫荡以失败告终，敌伪兵力损失六七千人。

这次反扫荡中，发生了有名的“大青山战斗”。大青山，在沂南县和费县交界处，是东蒙群山中一座海拔700米的巍巍高山。这次战斗，我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个连的兵力，会同山东省战工会的部分干部、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五大队、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的学员、蒙山独立支队及一些地方干部和民兵，同日军一个混合旅团的兵力遭遇，从11月30日拂晓激战至傍晚夕阳西下，战斗酷烈。在杀伤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后，我方的非战斗人员大部分安全渡过蒙河北撤，但也牺牲了当时山东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等一批干部及许多战士。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知名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兼作家希伯同志也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国际友人希伯同志纪念碑

希伯同志牺牲处，在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那儿流淌着潺潺山泉水的黑色山岩上，到今天还残存着日寇炮击过的弹痕。中共沂南县委现在已将这儿作为革命文物地点保护起来，作为纪念。希伯同志牺牲后，最初葬在獾沟子，1944年移灵到沂南县双堠梭庄烈士陵园。1944年，在赣榆县马鞍山（即抗日山）举行了追悼大会，为希伯同志树了一块圆锥形纪念碑。1964年，中共临沂地委又将希伯同志遗骨由梭庄移葬临沂烈士陵园（即今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建成了水泥雕塑的六角亭状的希伯同志墓。山东军区送给希伯的挽联镌刻在墓碑上：“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汉斯·希伯同志，1897年诞生于克拉科夫。此地原为奥匈帝国的一个地方（在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他的经历既是波兰的，也是德国的，但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德国。他在德国学习和成长，并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他在德国上大学期间，曾在莱比锡和斯图加特等地参加过德国的工人运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年青的希伯在德国医药卫生部门工作，因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参加示威游行被捕入狱，直到战后才被释放。他参加德共后，曾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地给报社工作过。他到过苏联，见过列宁和斯大林。他喜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问题，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先后三次到过中国。第一次是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那时他在北阀军总政治部编译处里做编译工作，先后为上海的《中国周刊》及一些其它外国的报刊写稿。其中一篇题为《论马克思对中国的评论》，是他和中国同志共同研究中国历史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后，希伯同志愤而离开中国回到欧洲。1928年2月，他写了《从广州到上海，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书，由维也纳——柏林出版社以德文出版。在这本书中，他谈了在中国的经历，在书的前言里说：“中国的革命是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尽管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但千百万贫苦的中国人民必然会取得胜利。……这本书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的英雄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他并说：“希望这本书能表达国际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对中国共产党的钦佩以及世界劳动人民对它的支持。”在此期间，希伯曾为《汉堡外事杂志》、《日记》、《世界舞台》等德国报刊写文章。

汉斯·希伯（右一）在采访中

1932年秋，希伯同志在与秋迪·卢森堡结婚不久，便离开德国又来到了中国。希伯离开德国之前，像所有德国共产党人一样反对法西斯主义。他再次来到中国，是因为他想为中国革命工作，也是为了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在上海定居后，他继续为《中国周刊》等报刊撰稿。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外国人，组织了上海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希伯是发起人之一。这个小组的成员还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以及其他人。他们这个小组不单是研究马列主义，还研究时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法西斯的兴起、蒋介石的反共“围剿”、上海的阶级斗争等。当然，他们更注意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据路易·艾黎同志回忆，希伯当时曾说：“学习是好，光学不做无用！应当想办法做革命的事！”路易·艾黎同志又说：“希伯脑子好，肯钻研，善于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我们都很佩服他。这人是完全为革命的！”

1934年到1937年之间，希伯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的反战反法西斯活动。他在多处发表过演说，抨击法西斯主义，呼吁世界人民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来反对它。1937年，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这个运动的国际会议。大约在1934年，希伯曾由海参崴经过苏联回过一次欧洲，到过巴黎。在欧洲住了半年，又回到上海。这个阶段，他用“亚细亚人”的笔名，在美国的《太平洋杂志》、《亚细亚杂志》和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等报刊上，发表他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政论文章以及报道。在他的作品中，他以深远的眼光、锐利的笔锋揭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指明英国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只有失败到底；抨击美国政府的两面政策是在养虎噬己；提出应当组织反侵略阵线抗击侵略。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希伯同志无限关心中华民族的解放，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抗战上。他当时住在上海西摩路上的一个公寓里。他看到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在怒吼，在战斗，他兴奋激动。当时，他在《太平洋杂志》等报刊上写了《中国正越战越强》等有影响的文幸。他还到处购买筹募医药用品。他化装成德国医生，他的夫人秋迪化装成护士，把药品送往敌占区里的新四军交通站，支援新四军的抗战。

为了报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情况，希伯同志决心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抗战地区考察。1938年春，希伯同志到过武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王炳南同志。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他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谒见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同志回忆，当时毛主席在窑洞里对希伯谈过一段话，希伯认为对自己的教育很深。那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把他在陕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写成《西行漫记》一书，于1937年至1938年间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出版以后，立刻轰动全世界，被译成各国文字出版，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毛泽东同志看了这本书后曾说过，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斯诺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当时，在美国，已有不少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后，希伯曾经读过这本书。但读后，他感到斯诺有些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曾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过对《西行漫记》的评论。毛主席见到希伯同志时，对他说：斯诺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但他及时地报道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在国际上起了极大的影响，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呢？希伯听了毛主席的意见，认为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广阔胸怀，对他教育极大。

毛泽东与汉斯·希伯合影

1939年初，大约二三月间，希伯从上海出发，由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同志陪同，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他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新四军的许多领导人。周恩来同志这次来皖南，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住了20天，检查了新四军的工作，在军部礼堂给驻云岭排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把反对投降危险作为当前首要任务。希伯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同周恩来同志有了接触，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并在3月14日欢送周恩来同志西上时，与周恩来同志及新四军主要领导干部叶挺等合影留念。此行的采访所得，希伯同志写了报道，在欧洲和北美的进步报纸上发表。

希伯同志在国际上用笔为我们做过大量宣传工作。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5月间，他在上海为美国的《太平洋杂志》撰写了《论苏日关系》一文，并以进步组织“太平洋学会”记者的名义，通过地下的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安排，与他夫人秋迪一起离开上海来到苏北新四军里。秋迪作为他的秘书与助手，同他一起到过盐城，也到过阜宁。希伯在新四军里采访，见过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他在这里详细考察，深受感动。他认为在这里“看到了新中国的基本精神与初步规模”。六月下旬的一天，希伯同志在苏北新四军里得到消息：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当时，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号召目前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国际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斗争。过了一天，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邀请希伯同志到总部去谈话。因为希伯同志懂德文、俄文、波兰文、英文，对欧洲及苏、德情况很熟悉，刘少奇等新四军领导同志要听他谈谈意见。他很高兴，与刘少奇同志作了长谈。自从到新四军以后，他一直紧张而勤劳地工作，接谈访问，出席集会演说，整理材料，写作……在苏北，他完成了一本约八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打破敌人的新闻封锁，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敌后的活动情况，他决心到山东去。他是一个决心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底的人。当时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告诉他，到山东敌后，路途艰难，而且山东敌人的大扫荡估计快要开始，去比较危险。劝他暂勿北上，他却执拗地坚持了自己的要求，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儿从没有外国记者去过，那儿需要我！许多问题，我到那儿才能找到答案！”最后，为了尊重这位国际战友的迫切愿望，新四军军部决定派部队护送他去山东。希伯同志和夫人秋迪告别。秋迪回到上海。那时，从上海租界上可以直接同国外通信而不受阻挠。秋迪夫人在上海起了一个“交通站”的作用，希伯写了稿派人送到上海，秋迪可以将稿转寄到国外发表。

希伯同志由新四军派人护送，冲破险阻，越过历史上有名的古运河，又越过日寇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由八路军派小分队接应，先到山东滨海区。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先与罗荣桓政委，后来又与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人朱瑞、黎玉等见面。人们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身材高大，头上长着卷曲的褐发，一双蓝色的眼睛闪动着喜悦的神色，亲切地同大家握手，用中国话说：“我叫希伯！你好！”又说：“能和山东抗日军民会见，我很荣幸！这是亲人的会见，战友的会见！”见过他的人们，觉得他是一个热情、智慧、幽默、意志坚强而好思索的人。他到达鲁南是在1941年9月12日。在当时山东出版的《大众日报》 上，以“德籍作家希伯到鲁南各界筹备欢迎”为题，在第一版上曾刊登过这么一段消息：

（新华杜山东分社讯）大平洋学会的先进作家希伯，在本月十二日由苏北来到了鲁南。他是德国人，对于中国的革命问题很有研究。他曾先后来中国六次（注：这个数字不可靠，据希伯夫人说，应是三次——王火）。第一次来华是在1925年大革命时代，在当时他并积极帮助北伐军做工作。抗战后他曾到过延安。这次他从苏北到山东，是新四军派队伍护送他来的。现在希伯先生还驻于一一五师，闻师部即将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本省青记学会亦正在筹备欢迎。抗战后，外国记者来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人。（召）

一一五师师部召开的欢迎会是在希伯同志到达后不久举行的。当时会场设在一块林间空地上，扎起了五颜六色的彩棚，师的领导机关在这里举行了欢迎希伯的茶会。

当时，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下，环境险恶，生活艰苦，斗争十分激烈。一个国际友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来到这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当时，德、日、意轴心国正在勾结，希伯同志作为德共党员来到中国，更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连德国人民也支持我们，各国人民之间是心连心的。

三

希伯同志到达山东敌后，《大众日报》上曾有两篇报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他的部分活动情况。1941年10月10日，山东《大众日报》发表了特写，题为《欢迎国际友人——希伯》，抄录如下：

（新华社山东分社）由华南华中赶到山东来的美国大平洋学会会员，正义的中国国际友人——德籍的著作家希伯，到了山东已快到一个月了。山东的党政军民各界，特于四日召开了盛大的茶会，来欢迎这位心热意诚，为同情中国革命事业而吃苦耐劳的国际友人。会场布置得相当美丽。会场门前的横匾上用英文写着：“欢迎我们的国际友人希伯同志！”“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下午六点钟，圆月快要爬上树梢的时候，茶会开始了。首先由文协张凌青先生用英文代表各界致欢迎词。接着，由山东共产党领导人朱瑞同志，山东八路军代表刘子超部长和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代表陈明副主任相继致词。在朱瑞同志的讲词中说道：我们欢迎希伯同志的意义有三点：第一，我们所欢迎的希伯是为全世界被压迫者英勇奋斗的一位国际战士；第二，希伯是我们千百万个国际友人之一；第三，我们抗战事业中，还存在许许多多足以妨碍我们在国际政治条件允许之下，积极组织反攻的缺点，希伯同志对于帮助我们来纠正这些缺点上，尤其在正义的宣传上，是极大的。至于我们怎样来欢迎希伯呢？第一，对山东工作的认识要提到国际性的高度。第二，加强共产党内与群众中的国际主义教育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教育。第三，帮助希伯以各种真实的材料，帮助他在山东任务的完成。

八路军代表要求：希伯同志，把山东人民用他们的血和肉，用顽强的武装斗争创造出来的抗日斗争史迹，报道到全世界去！民主政权的代表说明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真正在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但这个政权却正在被国内外敌人和国内亲日投降派所夹击。希望希伯同志能把山东人民艰苦奋斗的民主光辉，传播到全世界去！

希伯在最后致答词。他首先叙述了他自己的历史和愿望，叙述了他十年来与中国人民在一起艰苦奋斗的故事，和他对中国的了解，并热烈表示，要求大家供给他以研究的材料，完成他采访抗日的伟大任务。

在中秋明朗的月色下，大家吃着月饼、水果，纵谈着中外大事，洋溢着动人深感的伟大的国际友爱，一抬头，你就会看见那几个大字：“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1年10月16日《大众日报》上又刊载了一篇署名为“兵”的通讯：《一位外国记者的意见》，抄录如下：

省各界欢迎国际友人希伯座谈会，在皎洁的月色里，大家毫无拘束的纵谈着，屋子里荡漾着伟大的国际友情。希伯首先叙述，他对到敌后的山东来，是感到怎样大的兴趣。他说：“很多的外国人，甚至部分的中国人，都还不知道在山东也有八路军的活动。最多也不过知道山东有游击队罢了，一般的只知道陕北有八路军，或者山西有八路军。

“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在山东也有着八路军的活动呢？这就应该‘归功’于日本人和当局者的新闻封锁政策。特别是当局者严厉的传统的新闻封锁政策。官方的新闻通讯社，从来没有发表过只字有关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消息。发过的只是关于‘山东八路军非法活动’的消息。可是，应当感谢的是，也正由于他们发表了这些消息，发表了这些山东八路军‘非法’活动的消息，才使得很多外国人，知道了山东也有着八路军在活动！”

这位外国友人的深刻的幽默的谈话，引起了全场的人都在大笑起来。

“而且，”停了一下，这位外国朋友又继续地谈下去，“据我在上海、香港一带所亲眼看到的，凡是登载着有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的报纸和杂志，都在广大的社会人士中，特别是在工人、市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们中间极其普遍地流行着。这些新闻和报道，即使是一字一节，也被广大的中国人民所十分地重视和关心！”

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再三诵读的一段话啊！事实证明了，真理，只要是真理，就一定为中国人民所拥护与热爱。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敌后的人民，在保卫祖国反对日寇的战场上，所流的血，所流的汗，绝不是任何有成见的人们或党派所能够一手抹去的！

底下，希伯又叙述着外国友人们，对于中国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态度。他说：“在上海、香港和国外的报纸和杂志上，都毫无保留地登载着一切可能得到的有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和敌后情形的新闻和报道。这是遍布在大后方的新闻封锁中的一个缺口，也是热心于封锁新闻的人们所最头痛和毫无办法的事情。比如当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所有的报纸上都不仅登载了新闻，而且都作了社论，一致抨击国民党不顾抗战残杀异己的政策。其中就只有一家报纸没有公开的正面的攻击国民党当局，这就很可以看出美国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舆论和态度。

“事实上，一切公正的关于亚洲和中国情形的报道和通讯，都被国外许多报纸和杂志所需要和欢迎。可是这报道如不是站在公正的爱护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而是做着日本人的或国民党顽固派的代表的，那就和在中国国内一样，读者们就不会对它感到任何的兴趣。”

谈到了日本强盗的新闻封锁，希伯叙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日本人国际宣传的老办法，便是用钱或者用别的手段拉拢一些外国记者到指定的日本占领区去视察指定的皇道政绩。可是，有一次，当一个外国记者来视察山东，而且见到了所谓最高行政官吏伪省长唐仰杜时，唐仰杜向他诉苦说：‘这个工作不好干，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都骂我是汉奸！’”

说得全场都大笑起来了。

当希伯同志谈到当局者新闻封锁政策时，他很严正的指出：“今天国外许多公正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们，对于国民党当局没有好感，这一责任是应当由当局者自己来负的。国民党当局对待国外新闻记者们的那一套，太使得人们感到难堪与不满。外国记者到中国来，本来是同情和帮助中国抗战的，但国民党却对他们表示怀疑，比如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们，要采访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消息，就必须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先生那里去采访，其他地方是采访不到的。你如果到国民党那里去杀访，那末，他们就会给你戴一顶帽子：共产党。而别的麻烦也就跟着来了，老实说，这是一切外国记者所最不满意和最头痛的一件事。”

这一段发人深省的谈话，足够反共反民主的健将们猛省了！

最后，希伯先生叙述着他对敌后的意见。这位热情的正义的，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用着他无限的热情和诚恳的声调，向全场的中国弟兄们说：

“这一次到中国的敌后方来，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帮助下，在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掩护下，使我能够在日木占领区中，来往自如地旅行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和所有在中国敌后坚持抗战民主的人士们，还给了我以最大可能的方便与安适，这是许多外国记者们所想象不到的！我一定要把我亲身经历到的一切事情，比如像我怎样在八路军的保护下闯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的故事，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关心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告诉他们，谁要想真真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真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和他们的敌人坚特搏斗，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方来！”

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希伯同志在这期间，还应邀为青记学会和部队的干部作讲演。他在讲演中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集团许多阴谋和暴行，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希伯同志不缺乏幽默，是一个带点严肃但又十分热情的人。他的脸上有时露出沉思的神色，但待人接物时却又时常露出亲切的微笑。他有一支金笔，也有一个铅笔头，口袋里揣着记事本，采访时，他总是用金笔或铅笔头将采访来的材料，流利地书写到记事本上去。然的，在夜间，人们就听到从他住的屋子里传出了清脆的连续不断的打字机的“托托”声。（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王火，原名王洪溥。江苏如东人，1924年出生于上海。中共党员。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后，历任中华全国文协上海分会会员，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干部，劳动出版社、《工人》半月刊副总编辑，《中国工人》杂志编委、主编助理，四川文艺出版社书记、总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山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

王火是建国后临沂市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1961年从北京下放来临沂，被安排在临沂一中任副校长，1983年离开临沂到四川。1987年春离休。

王火在临沂的20余年中，完成了长篇小说《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流萤传奇》、系列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和《浓雾中的火光》等。

主要著有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霹雳三年》《雪祭》，中篇小说集《边陲军魂》《隐私权》《心上的海潮》，散文集《西窗烛》《人世绘》，回忆录《百岁回望》等。曾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四川省郭沫若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