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地委第一个工作组的斗争岁月
章士元
1949年11月15日，贵阳宣告解放后，贵阳及周边的11个县（贵筑、清镇、修文、开阳、息烽、龙里、贵定、瓮安、惠水、长顺、罗甸）行政区划为贵阳专区。
1949年12月初，贵阳地委进驻修文县城，12月5日就组织工作组赴扎佐区作社会调查。工作组的组成人员有6位是冀鲁豫来的老同志；有来自西南服务团和我们赣东北军政干校的10位新同志，后又分来军区和省委文工团5位同志，共20人。组长娄本印，副组长任斐然、赵庆儒。
贵阳地委第一个工作组由当时主持地委工作的副书记常颂同志直接领导。布置给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对新区的政策，动员征粮支前；调查城乡阶级成分结构和地方政治派别势力状况；调查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工作组来到扎佐区与新任区委书记刘汉士、区长张俊英取得联系后，迅速开展工作。
大约在12月20日左右，常颂同志只带警卫员、马夫（马驮行李）从修文县城步行到扎佐与工作组一起研究，听取汇报。
初步调查表明：扎佐农村阶级成分结构与冀鲁豫有很大的差别，冀鲁豫的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中农阶层大，贫雇农和地富阶层的比例小，而扎佐的情况是贫雇农阶层比例大。
扎佐镇的政治派别林立，有“五霸七雄”之说，以镇长何仲常为首的那一派是实力派。常颂同志对工作组调查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很满意，并在第二天同工作组的同志座谈时指出：“贫农阶层比例大，说明这个地方贫穷：扎佐镇政治派别情况复杂，但它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需要我们作进一步了解，以便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我们搞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具体搞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散会以后，常颂同志与工作组的同志一起用餐。
当时工作组开展工作的难点是，既要发动和依靠基本群众，又要利用旧的乡、保长征集粮草，支援前线。我们采取交朋友的方法物色重点培养对象。任斐然、王崇谦和章士元三人在石竹哨那个寨子里结交了罗树臣等几位少数民族农民朋友，除了和他们拉家常、做宣传以外，还同他们一起上山打野兔。时至1950年秋冬，罗树臣等人都成为组织农会开展“五大任务”的骨干力量，土改后，罗树臣还当了扎佐区的副区长。
1950年2月，我们工作组全体同志回到地委机关（修文县城）过春节。春节过后，地委确定我们到经济比较发达，又是交通要道的贵定县去做开辟新解放区工作的调查和试点，除三个同志留在地委机关工作以外, 几乎是原班人马分头出发去贵定县。
到了贵定，县委书记李志奇、县长孙岳同志接待了我们。当晚，经娄本印、任斐然、赵庆儒同志与县委商定：地委工作组到沿山平伐镇开展调研工作。沿山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区武装助理同地委工作组的同志一道到了平伐镇，除区公所的几位同志留在平伐镇开展工作外，地委工作组则到离平伐镇几公里路的江比乡进行社会调查。
这时已是1950年3月中旬，我们从各个方面了解到当地有的乡、保长暗地与土匪勾结的信息。即与区长李维勤商定了三条措施，一是工作组的同志与区政府来的同志都集中到平伐镇；二是由赵庆儒等同志回修文向地委汇报情况，并请示工作组是否可以离开平伐镇；三是由章士元和另外两位同志到龙里县羊场区同区委书记付兴武、区长朱化南取得联系（因为这里离江比乡只有几公里，同时驻有炮八团的一个排的兵力，由一位连指导员带领，对外宣为一个连的兵力），如果在平伐那边发生战斗，我们将向羊场方向靠拢，请他们接应。
3月20日，我们获悉土匪要攻打平伐镇和攻打我们工作组驻地的情报，吃过晚饭，我们整队向羊场方向靠拢。走到营上村向留用的乡长了解情况，他向我们报告假情况，说羊场的部队已撤走，羊场已被土匪占领。因此，我们从营上出来走了二、三公里路，天黑了，不得不又原路返回营上村，住进这个乡长家。他有一个儿子在贵定县城参加县人民政府举办的知青训练班，我们分析，他要趁机向土匪报信，在他家里对我们下毒手是有所顾忌的。
第二天吃过晚饭，我们又整队向江比乡方向进发，一方面是防备他给土匪通信，另一方面也是向龙里县羊场区靠近。当天晚上我们摸黑来到江比乡对面的一个寨子住宿，这个寨子与江比乡政府所在地隔着一个田坝，约一公里路远。
第二天早上，娄本印、赵泽民、梁登峰三人去乡政府了解情况，其余的同志就在这边寨子里一农户家做早饭。大约在十点钟左右，乡政府那边枪声骤起，我们快速占领一个山头，发现去的娄、梁二人已经冲出来了，土匪后面跟着紧追。李维勤同志一边带领我们向羊场方向转移，一边留下武装助理陈加广和任斐然等三人接应冲出来的同志。他们跑到山上以后陈助理拉着梁登峰翻过山顶撤向平伐方向，而任斐然、娄本印二同志却在那里光荣牺牲了，赵泽民同志在乡政府那边就已当场中弹牺牲。王瑞生同志（都昌县人）是工作组里年龄最大的，那时已有五十多岁了，他和我们上了山以后，他就没能跟上队伍。后来据说第二天有一农民上山砍柴砍柴发现了他，已被土匪砍死在山林里。
李维勤同志带领我们顺着山腰向羊场方向靠拢，我们在山腰，土匪在山下，我们边打边撤，其间，李维勤同志曾两次找好有利地形组织火力阻击土匪的进攻，好让羊场的部队来接应我们。因为我们在山上一直没有停止向山下射击，部队还以为我们是土匪，机枪、六○炮一起向我们开火。李维勤同志一听就知道是自己的队伍来了，当即令通讯员小刘用枪顶着军帽，一面摇晃，一面喊话：“不要打了，是自己人——地委工作组的。”部队停止射击，让我们安全转移到羊场区所在地的一座庙宇中。我们同部队驻在一起，增加了安全感。
我们转移到了羊场的第二天，赵庆儒、沈斐宇、宋笃志同志回来了，他们没有回到修文，当时地委、专署、军分区正在迁驻花溪，在贵阳见到贵阳地委书记、贵阳军分区政委崔子明同志，崔政委指示：坚持就地发动群众，征粮、剿匪。赵庆儒同王崇谦等同志还买了半边猪的猪肉慰问部队，并派人去江比乡打听梁登峰等同志的消息，寻找赵泽民等同志遗体进行安葬。
第二天一早， 由部队的一位排长带领一个班掩护我们到了江比乡，章士元和赵庆儒等同志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寨子，找到那里的保长买了棺木，找了几位农民正要去安葬烈士的遗体，部队在对门山头已发现敌情，以机枪为信号通知我们赶快撤离乡政府。我们刚回到羊场，羊场就被土匪包围。部队当即进入阵地反击，朱区长把区里的干部、工作组的同志组织起来，分头把守区政府的大院。大约打了半个小时，部队组织了一个班出击，土匪被打得抱头窜逃，并俘获一批土匪，其中有土匪团长一人。
打了这一仗的第二天，接到地委要我们直接回花溪的通知，马上从羊场出发走了一天到龙里县城，我们在龙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县委派人帮我们找汽车回到贵阳。住在省委招待所，赵庆儒同志还领着我们到贵阳中山西路一家浴室洗了个澡，再往花溪赶时，我们雇了一辆马车拉行李，刚过太慈桥不远，就得知土匪正在攻打花溪。这是第三次攻打花溪了。马车夫害怕不走，我们只好背着行李继续前进，走到中曹司便遇到贵阳军分区的一位向省军区送信的骑兵通信员，他说花溪方向的土匪己被击溃，你们可以往前走，不过要注意公路两旁的散匪。
到了花溪以后，地委总务科长徐超群同志安排我们与地委交通班住在一起。当时交通班的领导同志是聂金榜、赵青海，他们叫我们好好休息，由交通班的同志站岗放哨。
我们在地委机关住了几天，由于部队主动出击剿匪，第二次解放了青岩，沉重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地委又派我们进驻花溪的吉林村去开展工作。这时的工作组增加了几位女同志，她们都是冀鲁豫来的老同志。
到1950年7月，贵阳地委第一个工作组的同志，与地委抽调的一批贵阳地委干校的学员在花溪区共同进行清匪反霸，接着开展土改等试点工作。
GAOJIAN 根据《见证——我与筑城的故事》登载文章编辑整理。
2025.01.12.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贵阳地委第一个工作组的斗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