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逆转

2011年7月15日,中国台湾省在香港设立了一个驻港机构,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经济部”驻港的“远东贸易中心”及“新闻局”驻港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纳为办事处下属的“商务组”及“新闻组”,负责在港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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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办事处的前身叫中华旅行社,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机构,这个旅行社没有任何旅游项目,实际是台湾省驻香港最高代表机构,职能约等于一个“领事馆”,负责签发中华民国护照、办理入台证、签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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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如此的特殊,同样为了避免一些政治上的纠葛,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前,也没有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其职能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担任,回归前,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分为大新华和小新华两部分,小新华是新闻通讯社,大新华就充当了今天中联办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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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2000年1月18日才挂牌中联办,2000年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就相当于今天的中联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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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却发生一次严重的叛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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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1990年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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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曾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67岁时,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直至199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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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本人暂时没有找到这本回忆录,以下关于许家屯的经历以李子旸所写文章《从一个人的经历看香港回归前的困难局面》,以及《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为准,如有错漏,请读者指正),讲述了自己在香港的心路历程,按他在书里所说,他一到香港赴任,就被当地报纸嘲笑,说他衣着打扮太土,“短衬衫不合身,头发乱篷篷的,还戴着黑社会才戴的黑墨镜。”许家屯受了点刺激,花600港币买了套西装,但香港媒体还是讥嘲他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低档,不符合一方大员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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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重做了一套新西装,配上平光眼镜,才没被香港媒体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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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在江苏时配的车是皇冠,1983年,大陆有人坐这样的车,已经是天大的待遇,但到了香港,别人说您这样的身份坐皇冠怎么行?至少得是黑色奔驰,1984年就有人要送他一辆价值90万港币的劳斯莱斯,但许家屯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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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后来找到他,也说您这样的身份,往返京港不能坐民航,得有小型喷气式飞机,要不送您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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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在回忆录里说:“理解他的好意,暂时没有迫切性,谢谢他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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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家屯的心,渐渐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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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香港时,许家屯还会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要求,去底层贫民生活的九龙城寨参观视察,想解决底层群众实际困难,消灭贫民窟,但是待了几年,许家屯慢慢产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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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下贫民窟,而是在办公室请香港的权贵富豪阶层过来沟通,他忙着参加富豪的婚宴、看戏剧活动、参加公司开幕或周年纪念、甚至为去世的富商扶灵,成为第一个公开给资本家扶灵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许家屯一年要出席500多次这样的活动,平均一天1.5次左右,完全泡在了权贵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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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忘了共产党的初心,也放弃了群众路线,活在了连绵不断的饭局与应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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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李嘉诚单独约见许家屯,说他要在海南岛投资100亿港币搞开发,但条件是许家屯去海南当领导,或者担任开发公司的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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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已经把他当成是自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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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底,中央决定免去许家屯社长职务,香港富豪们要求给许家屯设宴饯行,许家屯一家家吃不过去,就租了一个四五千人的会场,和香港名流一起吃了一顿,规模比国庆酒会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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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对这次的送行排场,还颇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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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许家屯自传里对自己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其继任者周南则在自己的口述中,对许家屯相当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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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说,许家屯到香港就贪图物质享受,找赵姓领导要了一亿美金按香港方式办企业,成立了一家公司,把自己亲戚都塞进去,结果公司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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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大亚湾核电站时,因为有其他国家核电站出事故,香港部分人就闹事,说核电站会殃及港人,几万人联名向中央施压,许家屯感到了压力,便向中央提议迁址,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一闹你就迁,如果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吗?就给驳回去了,这事闹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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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英国人策动一些香港名流找许家屯提出建议,让英国继续统治香港,不要急着收回,每年给中央十几亿或者更多,许家屯居然真的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搞得中央很恼火,这时许家屯已七十三岁了,中央便决定调他回来,让他在北京或南京选个地方安度晚年,但不能留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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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说,许家屯起先赖着不走,后来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周南接任后不久,许家屯在深圳把夫人骗去南京,说自己晚些回,夫人一上火车,他当天就带着情人跑去了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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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30日晚,许家屯不告而别,飞往美国,至2016年6月29日在洛杉矶去世,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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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叛逃后,并没有在海外攻击中国,据说回忆录里也流露出一定的悔意,算是没经住香港这个大染缸的考验,但谈不上大奸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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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许家屯去香港时,大陆实在太穷太穷了,许多农村家庭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衣服上都是补丁,城里待业青年至少2000多万,找不到工作到处惹事生非,引出了1983年中国第一次严打,许家屯在大陆时已是超高待遇,出门有皇冠可坐,但遇到李嘉诚这样动不动要送私人飞机的,差距还是大到让人感到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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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经济鸿沟面前,许家屯最终抛弃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只跟香港的权贵阶级来往,慢慢和香港权贵融为一体,李嘉诚后面提出让许家屯去海南岛,简直就是将他视为将来可操纵的白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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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的这套上层路线,一直没有团结底层民众,对权贵步步退让,使中央在香港丧失了民心阵地,甚至舆论阵线一直在亲英美的人手里,香港那么严重的房地产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没有人去揭发对抗,资本家对平民的剥削可以说已到了全球极致,财富凝固,年轻一代毫无出头之日,但社会矛盾,居然被引向了对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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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2019年危机大爆发时,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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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过头来看两年前,我们不能把2019年的香港危机单独拎出来,香港危机从2014年“占中”就开始暴露,当时主要煽动策划人就是黎智英,参与占中的90%是青少年,中学生又占多数,现场一些指挥者年仅17岁,而此时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刚好短短17年,事实上,从许家屯那时候对香港的沟通管理,就埋下了大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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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中事件发生时,一名叫曾建超的男子,向维持现场秩序的11名警务人员泼粪水和尿液,警察还击后,七名警察(总督察黄祖成、高级督察刘卓毅、警长白荣斌、警员刘兴沛、警员陈少丹、关嘉豪、黄伟豪)被判入狱两年,而曾建超只判五个星期刑期,带头闹事的黄之锋只判了80小时社会服务令,罗冠聪只判了120小时社服令,周永康入狱三周,缓刑一年,警察一律重判,闹事的人一律轻判,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发生的荒唐事情,居然在香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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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暴露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十几岁的学生会被煽动起来?第二,为什么法官会包庇闹事者而重判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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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个问题,学生一起出问题,那肯定是教书的老师有问题,香港的老师几乎都会加入一个协会叫“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这个协会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有会员近10万人,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老师都会加入这个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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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协,是被港独分子把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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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协的第一任主席司徒华,就是香港民主党重要人物之一,比李柱铭的影响力还要大,一直在不余遗力推动港独,司徒华还创立了支联会(支持爱国民主联合会),都是香港的反对派,教协,被司徒华等人玩成了民主党的教育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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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协现任监事会主席叫潘天赐,兼任香港职工会联盟会长,而职工盟主席就是港独分子吴敏儿,职工盟则一直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接收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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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香港理工大学教师郑松泰,教唆年轻人上街搞暴乱,说哪个父母反对他们上街,这些父母就是“港猪”,香港年轻人“要跟港猪划清界限”,“要跟这样的父母断绝关系,终生不相往来”,有这样的港独教师一直在校园做宣传,参加暴乱的自然都是港独老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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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19年的骚乱人群主要来自于校园学生,学生思想主要来自于教师,教师主要来自于教协的控制,教协又被港独分子占据,还收美国人的钱,祸乱当然从这里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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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警察会被重判?

因为重判警察的主审法官叫杜大卫,并不是华人,其实是一名英国人,有英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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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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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梁振英委任17人为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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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按香港基本法第92条和82条,只对香港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规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外,对其他法官的国籍均没有限制,留下了香港司法系统有大量外籍法官的制度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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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外籍法官的原因,一是英国刻意造成香港本土法律人才奇缺,1989年才允许香港本地人攻读法律系,因为英美法系的司法独特复杂,本土法官数量满足不了香港法院需求,英国人借此垄断香港法律界;二是香港当时作为大陆对外的金融窗口,配合的也是英美法系,作为金融系统的附赠品,也需要英美法系的人才。(第二点才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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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常会看到一条看起来又搞笑又反常的新闻,英国威胁不向香港派遣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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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Rboert Reed)就说,如果香港“司法独立被削弱”,他就不会来香港出任法官,也不会提名其他英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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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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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泰晤士报》呼吁英国法官集体辞职时,香港终审法院的两名英籍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华学佳却不肯走,拒绝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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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见,香港并没有完成彻底的回归,香港其实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它的法律系统与教育系统还在英国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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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化的道路并没有走完,反而殖民化的痕迹被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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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占中爆发时,没有及时将问题连根拔起,等这班孩子长大,2019年反修例风波才会越闹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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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法律+教育宣传阵地的英美帝国,指使着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向主要依靠警察+外交阵地的我方,发起了疯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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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这些在反中教育中长大的香港年青人,烧地铁、占机场、打大陆记者、殴打大陆游客、四下堵路、用砖头拍死一名老伯、点火焚烧政见不同者……将整个香港闹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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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在后方遥控,提供物力财力支持,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何俊仁四大主将居中坐阵调配资源,黄之锋、何韵诗、罗冠聪、周庭等年轻一代充当前锋,在香港发起持续不断的暴乱,近一年左右,我们看到的新闻,一会是警察被咬断手指,一会是暴徒撕污国旗,一会是废青围攻警察局,一会打砸立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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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人民在一旁看得义愤填膺,急得如火烧心肺,福建人甚至组团在北角街头同暴徒对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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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一时妖气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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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斗争的本质是殖民化与反殖民化的斗争,香港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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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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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中央涉港有关部门大换血,夏宝龙任港澳办主任,骆惠宁任中联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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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宝龙曾任浙江省委书记,骆惠宁曾任青海、山西省委书记,都是管理过几千万人口的地方要员,俩人本已经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一个打理全国政协,一个任职人大财经委员会,本都不用再冲上一线,但香港形势逼人,两位政坛老将只能再度出山镇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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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处理香港问题,从过去外交事务的处理思维,改为现在地方省市的管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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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大员上马之前,从2019年6月反修例风波开始,一直闹腾了半年,我们对香港暴乱的处置态度,就只有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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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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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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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香港地理、金融位置特殊,属于全球媒体聚焦的核心地带,21世纪世界舆论环境也跟过去大不一样,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可以在几秒内传遍全球,每一张图片、每一个视频,几乎每个细节都会被放大解读,世界顶尖舆论又被西方犹太人掌控,这伙人拿着放大镜盯着中国,印度那边农民们上街抗议都要死个几十人,西方世界根本无视,照样夸印度是民主典范,中国这边香港警察被人咬断手指都不能开一枪,只要香港警察一开枪,就一定会被西方世界描绘成“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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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里,香港警察受尽了委屈,他们去维护被打烂的香港街头时,所有黑记都只盯着他们有没有动手,根本不管旁边有暴徒在烧地铁;他们下班后被人报复袭击,有警察被砍断4根手指,身中4刀;他们执行任务时会被暴徒围殴,钢珠把牙齿都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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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忍,要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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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香港接连不断地发生一场又一场的骚乱,我亲自去过现场两次,亲眼目睹穿着一身黑衣的年轻人放火烧地铁、沿街砸所有中资控投的商铺(比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跟玩闹似的围攻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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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次,这些暴徒几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警察最多使用高压水枪、催泪弹控制现场,每次放催泪弹前,还反复举黑旗提醒,我还混在人群里吃过两回催泪弹,就是比较辣眼睛,得找个角落用矿泉水洗一洗清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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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警察揪回去的暴徒,又快又被英国人控制的法院放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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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一度十分被动,连跟人私下聊天的录音都被路透社有意放在了互联网上,暗示她撑不下去了,林郑月娥面对媒体时强硬表示,自己从没有向中央提出辞职,一定会带领香港走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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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时间,大陆民众看新闻,个个都能看得心急火燎,恨不得抄根棍子就去香港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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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中国已建国70年,领导人都走到了第五代,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治国手段已经变得成熟稳重,面对香港乱局,不太可能让警察跟暴徒搞街头对攻,不搞流血冲突,以免授人于柄,而是耐心地计划用更稳健更符合现代文明的方法,直接将香港问题拔除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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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蛇要打七寸,戒急用忍,先稳住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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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徒无数次抓了又放,放了又闹,闹了又抓的循环背后,我们在等待两条法律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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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是《国安法》,一条是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两个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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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用法律对抗暴乱,用秩序整理混乱,没有法律做铺垫,不管乱港分子如何挑衅,坚决不像印度、缅甸这样的西式民主国家开枪镇压,不陷入对方的舆论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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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对香港的政治斗争,暂时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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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香港警方以未经批准集会拘捕了黎智英两次,4月18日以同样案件拘捕何俊仁,带头冲锋的罗冠聪在2019年8月14日先逃到纽约读书,黄之锋、周庭则早在2019年8月30日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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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的这一轮逮捕,都是一时的缓兵计,这些乱港代表人物几乎都很快保释,大陆民众一时很是失望,不知道中央将用什么方略安邦定港,民众情绪一度十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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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度使我们的局面看起来更加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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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8月8日,罗冠聪跟黄之锋去见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见完Eadeh 罗冠聪就先溜了,9月黄之锋与何韵诗参加了美国国会听证会,11月27日,特朗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使之成为美国的国内法。虽然事后证明,特朗普对插手香港兴趣不大,这个法案也没什么卵用,但一年半前,美国这样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还是让人民群众紧张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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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就在特朗普签署那个鬼法案的前一天,11月26日,香港2019年区议会选举结束,452席建制派只获得了59席,中立派赢得8席,泛民派拿到了385席,泛民派获得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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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香港,街头有暴徒闹事,政治上泛民派拿下了区议会大选,国际上刚刚获得美国的法案支持,大陆这边也一直没有传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一时陷入了最为不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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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谁都没想到,这竟是泛民派们最后的高光时刻,也是香港大逆转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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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宝龙与骆惠宁上任后不久,世界疫情突然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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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在2020年1月下旬严重,5月1日大局基本控制住,香港暴徒每周固定的动乱,因为疫情都不敢上街闹事,竟意外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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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2月后,香港街头动乱渐渐平息,虽然疫情是人类大灾难,但在香港这件事情上,突然起到了急刹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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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给了香港一个巨大的战略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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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阶段开始,香港从激烈的街头对抗,改为真刀真枪的政治斗争,对香港分裂势力的反击,也从此时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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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分界线,是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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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如一道闪电链,击中了各色妖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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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出来前七天,消息灵通的李柱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突然变了一个人,说“揽炒”(同归于尽的意思)哲学很幼稚,并说香港要求“独立”会让香港失去国际支持,提介“揽炒”的人一无所知,还说港独是很危险的,以自己的年纪,并不可能支持独立,也不会参与暴力,他还规劝年轻人不要做事太激烈,在香港搞“独立”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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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铭号称“民主教父”,是香港港独派里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这么一说,整个港独派都懵了,这相当于魔教里的向问天带头削发入了少林寺开始吃斋念佛,这谁顶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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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独黎耀骏气得大骂李柱铭,“可唔可以快啲死?唔好再拖后腿了!”(可不可以快点死,不要再拖后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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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出来前两天,另一个见事不妙的陈方安生直接声明自己80岁了,得退出政界了,从此归隐江湖,不再过问政事,辞任“公民实践培育基金”董事,并意外地呼吁起年轻人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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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这天,从伦敦回到香港上网课的罗冠聪赶紧和周庭、黄之锋一起宣布退出港独组织“香港众志”,辞去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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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港独派这么畏惧《国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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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第一厉害的是在香港法律中,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以及“与外国执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定为犯罪,仅破坏财物一项就可以构成恐怖主义(不能烧地铁了),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得把牢底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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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必须要讲一下香港历史上著名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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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在各个新闻里常听到这个名词,这条法律就是香港基本法里用来防港独、防叛国用的,2003年董建华推动第二十三条立法,反对派就跑出来捣乱,说限制言论自由什么的,还在七一那天搞了个50万人大游行,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干脆辞职,2003年这次方案就给撤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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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设法律防止分裂,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英国不让北爱尔兰分裂,西班牙不让加泰罗尼亚分裂,美国不让德克萨斯分裂,但他们偏偏喜欢在香港搞分裂,二十三条一直没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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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每次一提这件事反对派就跳出来捣乱,反反复复都是那几个理由,加上英国一直在暗地里递刀子,扶持这些政党上台,这个工作就一直没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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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别看香港富裕就觉得香港的一切都是对的,其实香港政坛这种恶心事特别多,像英国佬故意在新界留下“丁权”系统,让香港的房地产畸形发展,每次一讨论废丁权或者开发新土地,就有一些恶心极了的政客跳出来说这是欺负香港农民,破坏香港农业生态,总把一件脏活说得冠冕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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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对这种事这么熟悉呢?是因为我以前有个香港同事,天天跟我讨论这个,他就是被那种政客洗过脑的人,我一听他说完就觉得不对,逻辑不通,你为了保护少部分人的丁权,就要让绝大部分人住着地球上最贵的房子?交着全地球最贵的房贷?这是什么道理?我会一条一条反驳,这哥们就发一大堆香港这种政客的理论给我,什么人权啦环保啦,各种道德高地,每次看得我都想抽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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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后,我们俩在微信上对骂了一场,互相指责对方SB,也互相拉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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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香港因为修例风波,把我们这搞火了,属于给你脸不要脸这种,干脆直接走国家最高立法流程,一步到位,先搞出个《国安法》来做基本法的补充,二十三条我们后面慢慢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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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第二厉害的,是特首将任命特别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不会再选英国法官了),律政司长可以拒绝由陪审团进行审理(也别想用陪审团来影响判决),北京拥有对该法的最终解释权,并将派一名顾问加入,监督该法的实施,委员会的工作不会公开,也不会接受司法审查,并允许嫌疑人可以送往大陆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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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一句话,谁犯了《国安法》,英国人别想护崽子了,所有法律工作我们自己人慢慢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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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成立的保卫国家安全办公室很快就入住了铜锣湾维景酒店,并在酒店周围设置了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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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负责人叫郑雁雄,是从广东调过来的,经验丰富,来香港前,已是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处理过许多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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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阵势,吓得港独派们一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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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该投降的投降(李柱铭、陈方安生),该坐牢的坐牢(黄之锋、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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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月,《国安法》下来半年后,没有了英国法官的干扰,黄之锋、周庭分别被判刑13.5个月、1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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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庭还是太年轻了,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可怕性,她后来发给西方媒体的一段视频里,说自己“在监狱里,不停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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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占中开始,闹得香港这几年人心惶惶,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结束,多年旧账,一起慢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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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国安处将还在服刑的黄之锋、谭得志再次拘捕,这次就不仅仅是“非法集结”这么简单了,而是“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2日,黄之锋因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被押入荔枝角收押所,估计黄之锋将在牢里待许多许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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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何俊仁、李柱铭、李卓人、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等七人,也在2021年4月1日认罪,承认了两项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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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的话,估计黎智英等人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资料收集也在路上了,黄之锋走过的路,黎智英后面也得再走一遍(黎智英可能会送大陆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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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得最快的罗冠聪,2020年3月底因全球疫情回到香港,现在又逃到了英国,拿到了英国政治庇护,中间还居然去见了一次蓬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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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何韵诗一直相安无事,到现在也没什么消息,她这边不好办,可能跟她是加拿大国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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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阅读了各方资料,发现现在治理香港的节奏,是分三步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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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只是全新治理香港的第一步,算是搞定了本岛的港独分子,稳定了局势;第二步,则是构建香港的整个政治生态系统,夺回对香港的全面控制;第三步,则是争取民心,重新分配香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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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这一章已经讲完,下面讲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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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的核心,就是2021年3月30日,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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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指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指的是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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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附件出来后,从根本上堵住了港独势力进入香港政坛的可能性,西方媒体一片哀嚎,《纽约时报》说“此举几乎摧毁了香港立法会中的民主派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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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单讲一下里面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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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立法会的半数席位由直接选举产生,另一半由专业人士、商业团体和其他团体组成(香港叫功能界别),到附件推出时,港独派仍在立法会拥有20多个席位,并经常使用手中的权力对抗中央,阻挠政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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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附件通过,让选举委员会人数从1200人增加到了1500人,立法会议员人数从每届70人增加到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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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泛民派不是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大胜吗?现在附件直接取消了区议会在选委会和立法会中的席位,直接把区议会赶下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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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原本港独们准备在区议会中对抗中央,现在区议会变成大陆街道办的相近职能,为社区居民服务,只能干点民生打杂的活了,没有立法政治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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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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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以后哪个人想做特首、议员,得先被审查委员会过滤一遍,凡是有港独倾向的人,就不可能做特首和议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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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审查委员会由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委员的调查,这两个部门的调查报告将提交给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不能向法院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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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就是黄之锋想参选议员,得经过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审查这一关,郑雁雄说不行,黄之锋就永不可能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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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大家最近在新闻里听到的“爱国者治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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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雁雄也是这一次治理香港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大陆这边媒体很少提到他,只是在一些新闻里偶尔一句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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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爱国者治港,中央在2020年7月下了一步很妙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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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推迟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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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0日,林郑月娥表示,争取9月选委会选举,12月立法会及2022年3月特首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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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档口的中间,3月30日,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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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推迟了一年,就是为了等2021年3月人大的附件一和附件二,这样就能保证,后面进入立法会和担任特首的人,都是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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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推迟这一年,让港独派再进入立法会,香港至少再陷入五到十年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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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不得,一条一条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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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香港街头的暴徒在焚烧地铁时,当无辜的老伯被砖头拍死时,当黄之锋带队攻打警署时,大陆人民是如此火急火燎,看着电视就想抄家伙上,但政治是需要智慧的,治理国家,需要有效的将问题彻底铲除,这个过程中,都需要耐心和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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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的《国安法》镇住了香港,打击了港独的气焰,2021年3月30日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则有效铲除了港独派的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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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正有效治理的成熟政治手腕,以暴制暴解决不了问题,从法律上找根源才能解决问题,只有二愣子青年才天天想着上街喊打喊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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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啦,前面这两步,是正面战场,其实,还有些侧面战场,普通群众一直没怎么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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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界,2020年6月开始,香港学校必须展示中国国旗、在国定假日播放国歌;2020年7月,香港大学罢免了占中发起人、港大法学院终身法律副教授戴耀廷;教育界开始改革高通识教育科计划、教育局长杨润雄禁止学生唱动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禁止在校园展示政治口号或组成人链;《国安法》通过后,特莱特国际学校的历史老师,都用俄罗斯和冷战课程,代替了他们以前讲授的西方视角的中国历史;2021年2月初,教育局发布指令,要求对幼稚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小学阶段开始进行国家安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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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原先的英式操典方式,也改成了中式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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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界,2020年9月6日,第七届立法会驱逐了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四名第六届立法会议员,这四人常跑美国抹黑香港警方“过分使用武力”、建议美国制裁香港特区官员、为美国提供“制裁名单”,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11月11日香港政府宣布这4人正式失去议员资格,15名反对派马上集体宣布辞职,世上竟有这等好事?林郑月娥马上批准辞职,12月1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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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逆转

反对派集体宣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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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颁布后,一次性就拘捕了53名反对派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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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界,香港动乱时的旧账开始一笔笔清算,2019年11月在上水用砖头砸死70岁罗伯的两名男子,于2020年6月被控谋杀罪,此案件还在审理中;2019年7月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咬断警察手指的港大毕业生、24岁青年杜启华,于2021年3月15日被判袭警罪,入狱5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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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做出过激行为的年青人,都要做好付出法律代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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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特朗普制裁了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舟、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刘赐蕙、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美国财政部还对14位中国全国人大官员实施制裁,禁止这些人前往美国,他们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资产,或者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资产都将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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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制裁了林郑月娥和骆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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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面对制裁时说:“我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向往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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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惠宁的回答是:“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恰说明我为国家、为香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资产,搞‘制裁’不是白费劲吗?当然,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冻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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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当然少不了天字第一号搅屎棍英国,2020年7月时,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要向300万名有资格申请BNO的香港人提供入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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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将修改入境规则,准许符合申请BNO的香港人,在英国居住及工作的期限由半年延长至五年,五年后可以申请定居,再居住12个月后可申请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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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户香港家庭要是跑去英国拿着BNO等入籍,六年时间,差不多要花掉几百万元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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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对的方法也很简单,从2021年1月31日起,不再承认BNO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明和身份证明,并保留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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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香港的第三步,是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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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文章的开头,我们曾聊起过,许家屯在治理香港时,更醉心于和名流的交往,而不是和大众阶层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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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香港一切的矛盾推给港独分子,香港确实有它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自由化到极点的一个标志型社会,富者通过金融、房地产压榨底层和年轻人,使新一代年轻人看不到人生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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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是如此的复杂,在英美势力支持的港独分子推动下,加上舆论环境的引导,矛盾渐渐被引向了港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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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简单地去憎恨香港闹事的年轻人,而是应该要理解他们生存环境中的某些客观条件,再去解决香港大多数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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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无法解决最终问题,只有深入了解并付诸行动,才能化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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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取过去执政的经验教训后,明显这一届有了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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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看到骆惠宁开始去九龙深水埗劏房户,重拾共产党的初心,了解香港底层民众生活,也看到中央领导在公开场合说,香港住房问题确实很难解决,但不能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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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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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社会危机背后,必定有其深层次的经济原因,香港的社会阶层固化、老年人把持经济果实、年轻人没有出头之日、新兴科技领域缺失、社会生存压力超大等各种事情都亟需处理,中联办要回到平民中去,回到大众的生活中去,抛弃过去只和名流打交道的思路,实事求是的解决香港的民生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获得香港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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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以为只要一天时间,我就能写完香港这两年政治斗争的大逆转,结果写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才把事情的前后脉络交待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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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时间,形势逆转,香港静悄悄地完成了一次变革,当然,变革的路,也还没有真正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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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视野来看,香港的政治斗争,其实是我们没有完成的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是中国走向全面独立自主、完成祖国真正意义上全面统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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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香港这一次的淬炼,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虽然敌人的攻击确实凶猛,但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有各种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在香港丧失了警惕,也没有全面深入群众,了解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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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断地完擅自我、要求自我,才能在残酷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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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在激烈斗争中守卫香港的每一位政治家、每一位香港警察,这一次香港的大逆转整体上还是表现出了十分高超的政治水平,没有陷入西方的舆论陷阱,也没有简单的用暴力镇压,而是一点一点十分耐心地用法律、用尽可能文明的手段,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也说明我们的执政团队确实日益成熟老练。

在国家民族繁荣安定的背后,总有一群伤痕累累的人,在默默守卫着我们。

2016年6月29日,101岁的许家屯在洛杉矶去世,有些事,前人没有完成,或者前人回避了问题,但该了结的,我们迟早还是要了结。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大同学资本圈):香港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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