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世事沧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团队，一个郡县，一方水土，一个单一的人，总会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过往。回顾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过往，总结经验也好，汲取教训也罢，总会使你有所得，有所失。得到的是精华，失去的是浮尘。前苏联革命导师列宁早就告诫人们：
这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而是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
【文乐极境】
□ 文 | 田新法
红色中国的火红年代，曾经有过一段火红的记忆——“大跃进”。其高潮是公元1958—1961年。那时的我已上小学，初步懂事却未黯世事，卷入洪流却只能随波逐流。至今，已过去一个甲子，但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回忆起那一段岁月，心中波涛起伏，有幸福、有痛苦、有欣慰、有遗憾，总归觉得有一种把它客观记录下来的责任感。
大跃进运动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记忆是吃食堂。吃食堂通俗地说就是取消各家各户的小锅灶，好几百人聚合在一起吃大锅饭。大点的生产队一队一个食堂，小点的生产队两三个队一个食堂。那时讲究“一大二公”，公共食堂办得越大越能体现出“共产主义”特性。记得我所在的公共食堂，原来两个生产队，后来扩展为五个生产队，食堂灶台有四口大锅，大小饭口应当近千。
各地吃食堂有先有后，我家乡大约起始于1958年上半年。那时候,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全党全国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伴随大跃进取得阶段性成果，适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需要，公共食堂成了人民公社之下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标配。
1958年之前的两三年，可以说是新中国难得遇到过的安定团结、风调雨顺之年，各地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有了不少积累。1958年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记忆中，麦子长得满地金黄，玉米穗子长得如同大棒槌，红薯有的长得像南瓜一样大。
到庄稼收割时，许多人都马马虎虎地收个大料，尤其是刨红薯，一镢头下去完事，大的捡起来，小的就撂地里不管了。粮食多了，许多人脑子就发热了，甚至还有高层领导提出能不能一天吃四顿饭的问题。公共食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办起来的。
新办起来的食堂真的很“阔”，阔到粮食多得无处存放。这些粮食，有的是当年年景好从地里收来的，更多的却是从各家各户收交而来的。成食堂前后，宣传工作非常到位，公社、大队干部四处叫喊、反复动员，让社员群众交出家中的粮食。在收交粮食那些天里，党员干部人人带头，社员群众争先恐后，收来的粮食不过秤、不付费。当然，谁家私藏粮食，那是要责令搬家或者挨“批斗”的。我父亲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很快就掀掉土炕，给公共食堂上交了藏在炕底的两大缸麦子，至今我都记得父亲蹲在缸边恋恋不舍，不停地扒拉缸里麦子的样子。当然，主动上交粮食会得到表扬，对我父亲的表扬是一张大字报和一段四句的锣鼓顺口溜。
有了粮食，那就吃，放开肚皮吃吧。公共食堂开办初期，生活真的很好，每天都有馒头、小米干饭和面条等主食，而且能管饱，还有时令蔬菜和粉条大烩菜，偶尔还能吃上肉和鸡蛋。自古以来省吃俭用的家乡百姓们，哪里这样吃喝享用过？每到饭点，公共食堂里到处都充满了欢笑。朋友，别看不起这样的生活水准，那时候的太行山区土薄石厚、十年九旱，庄稼人一年到头辛勤劳作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哪还能让人天天米面、肉蛋侍候？人们真的认为马上就要实现衣食无忧、“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乐极生悲，饱食终日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走下坡路；到1958年冬季，公共食堂就开始“王小二过年”了。馒头越来越小、越来越黑（掺合了杂面），炒菜缺了油，少滋没味，面条汤和玉米糁稀饭越来越稀，食堂也开始按人头限量，再也不能放开肚皮吃了。
时间进入到1959年，老天爷露开了它不近人情的一面，天下大旱，并且一旱就是全国各地，一旱就是整整三年。这三年，粮食连年歉收，太行山一带的薄地甚至颗粒不收，老百姓不得不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再加上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限期还债，使新中国真正地面临着内忧外患的考验，经济状况和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1959年春天，公共食堂实行限量后，社员们就开始吃不饱饭了。头年秋季马马虎虎收秋，玉米杆子上留下来的秕玉米和红薯地里撂下的小红薯等，反而成了老百姓的救命粮，大家都争着到地里去刨、去捡。这还不济事，地里的红薯叶、红薯秧子、红薯笼头（根）等，都成了争抢对象。需要说明的是，食堂是有一套严格规定的，所有人除非有病或加班，都必须在食堂吃饭；并且，由于大办钢铁需要，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碎扔进了炼铁炉里，所以从地里捡回来的东西大部分还是交到了食堂，当然，也还有门子高点的家庭偷偷留着锅在自个家煮饭。
在食堂吃饭，餐具是自备的。那时铁锅砸了，铝锅还没有时兴，各家各户用的打饭锅大都是柳条编成的像桶一样的家什，家乡人叫“壳捞”，或是桐木板子合成的木桶，也还有人用陶锅或瓷锅。食堂打饭要排队，按人头分股打饭。成人为一股，上学的和不能干活的老人为半股，而小孩多是四分之一股。一股饭大约可以打两个糠饼或窝头、一马勺稀饭或面汤，半股和四分之一股往下类推。肚子里没了油水，这些东西哪里够吃呀？尤其是在地里劳作的成年人，辛苦一天回来也只能凑合着吃这些限量的劣质食品。饭不够吃怎么办？往稀饭桶里加水，用水顶替饭食来填饱肚子。渐渐地，人们的肚子越撑越大，有的后来还因为肚子老撑着或老饿着落下来毛病。老家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还有一句俗话“稀汤灌大肚”，应当是当时食堂生活的真实写照。
就是这样的生活，公共食堂也渐渐维持不下去了。1960年前后，人们就开始像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吃起了树皮草根。食堂里打的饭吃不饱，就自己到山上采来树叶野菜偷偷煮着吃。在我的记忆里，吃过的树叶中，相对好吃的有榆树叶、桑树叶、槐树叶、桐树叶、楮桃树叶等，不好吃的有杨树叶、柳树叶、杨桃叶等，最为难吃的是椿树叶，又苦又臭，要泡上一个星期后才能捞出来吃，有的人吃得脸都肿了。可怜的榆树、桑树，它们的皮也能吃，不久就被剥了皮，露出白森森的“骨头”来。吃过的草就更多了，有鬼针苗、扫帚榆、灰灰菜、蒲公英、根根葱、车前草等。这么说吧，大凡牲畜和兔子能吃的草，人都可以吃。
可是，天下大旱，庄稼长不起来，树叶、杂草同样也不好好长。况且，大家都在找树叶和草根充饥，不久，就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上了。当时的各级领导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社员群众的吃饭问题。记得上面经过努力，不知从哪个国家弄来许多燕麦给老百姓当口粮。现在的人说燕麦是营养品，可那时进口的燕麦是人家的牲口饲料，在饥不择食的年代，有人愿意卖给你牲畜饲料做口粮就很不错了。
食堂里的伙食越来越差，馍头、小米饭已经是奢望，主食一律地杂面窝窝头或糠饼子，里面掺着一大半的红薯叶、红薯秧（轧碎），以及野菜。杂面里掺和的东西多了捏不成坨，便摊在蒸笼上，美其名曰发糕，蒸熟后用刀划成块分给大家吃。当时曾流行过一种说法，据说是上级的号召：
小球藻在缺水的地方根本种不出来，瓜菜代当然是好，可惜大旱年瓜菜也长不出来；所谓淀粉，食堂真的尝试吃过，是用玉米杆子来熬制的，熬出来的东西又酸又臭，连牲口都不吃。听说有些地方的生活比我们家乡还苦，竟然吃上了观音土；这种土在历史上重大的灾荒年有老百姓吃过，吃后拉不下来，有的会活活憋死。
连年的灾害、连年的饥荒，终于，有的地方饿死人了，并且，饿死人的地方越来越多、饿死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听说，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最多，有几十万；林县县委还曾动员本县同样饿着肚子的社员群众多挖野菜，晒干之后支援外地。当年，家乡同样死了不少人，但是不是饿死的不敢断言。吃食堂的后期，男人许多“掉叠肚”，正确病名叫脱肛；女人许多得“气蛋”，就是子宫脱垂。男女通得的病是“浮肿病”，应当是肾脏病或肝脏病引起的；还有在太行山区一带流行的“隔食病”，即食管癌，三年灾害时尤甚。现在的人们把这些病称作“穷病”，当年这几种病泛滥，应当与吃食堂带来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密切相关。
终于，吃食堂吃得国家愈发穷困、百姓全面遭殃，惊动了中央。伟人多次为百姓的遭罪掉下眼泪，并派出工作组下到各地调查研究。调研结果反馈后，1961年夏季，中央下了决心，发文指示公共食堂逐步解散。至此，冰山崩开，遍布全国的公共食堂很快就全部宣告解散。持续三年，影响到几亿人口的公共食堂梦魇，终于烟消云散了。
– 作 者 简 介–
田新法 男，古稀老汉。大学文化。籍贯河南林州。从戎23年，铁路工作近20年。出版文学作品集《春天过后不是秋》《文乐极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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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河顺文艺）：【“大跃进”记忆（1）】吃食堂和大饥荒 | 田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