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
如果说王辉那封信对于沙飞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么沙飞这封复信的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王辉并没有料到事情会一下子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没有料到最后竟会弄假成真。她感到内疚、感到对不起丈夫，同时也暗暗懊悔自己过于自信和草率。她多么希望自己那封信的语气能够再和缓一些啊，然而一切都晚了。这对同样倔犟、同样年轻的夫妻终于酿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
王辉一贯严于律己，不肯轻易向组织谈及个人的困难，后来组织上虽然发觉了她的不幸，却由于地下党的处境一天比一天恶劣，已经不可能派人去找沙飞。从此他们便天各一方。
王辉与沙飞分手后，汕头的形势日趋紧张，因此王辉通过早年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时的朋友，把孩子大力和小力送到香港保育院抚养。后来香港被日军占领，保育院撤到贵阳，王辉与孩子们也一度失去了联系。
沙飞在写给妻子的复信中措辞强硬，其实他又何尝不留恋家庭的温情？同妻子的分手如同抽掉了一根重要的精神支柱，他默默地伤心、流泪，甚至想到自杀，然而对事业的顽强追求最后终于又支持住他，他决心重新振作起来，继续自己的奋斗。
就在这时候，那个曾经想利用照相馆发财的商人再次找到了沙飞，他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什么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
沙飞看着这个厚颜无耻的商人，满肚子的委屈和愤怒一下子涌了上来，忍不住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商人挨了打，立刻反转脸皮，骂沙飞是个赤色分子，还扬言要去警察局报告。
沙飞知道事情不妙，匆忙之间决定逃到桂林去，以免连累家人。他让母亲和妹妹代他烧掉进步书籍，自己收拾好行装。“……时家人惶惧悲涕，父亲告以今后勿再回家，二弟则摇首无语而别。“–读一读他在自传中写下的这段话，当时的情景不难想象。
1929年3、4月间曾爆发过一场著名的“蒋桂战争“。后来虽然战事平息，桂系军阀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仍旧是矛盾重重，貌合神离。由于这层微妙的关系以及其它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桂系军阀南逃广西后在广西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使得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沙飞来到桂林以后，很快便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并得到千家驹、尚仲依、陈望道、邓初氏诸先生的援助和支持。据廖璧光教授回忆，当时沙飞与千家驹、陈望道等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1937年6月25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又一次举办了个人影展。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这次影展期间印发了一份《沙飞摄影展览会专刊》。《专刊》首页的头条文章便是沙飞在半年以前为广州影展拟就的《写在展出之前》。沙飞在这里反复强调了摄影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他还重申了自己的艺术主张：“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同时大声呼吁摄影界的同行们不要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 的题材。”沙飞这些思想至今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与这篇短文同时发表的，还有一张沙飞为鲁迅拍摄的照片，照片正面是沙飞的亲笔题辞：“我们要继承鲁迅先生对恶势力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
在这份专刊上，千家驹先生、陈望道先生，以及当时的广西大学教授祝秀侠、廖璧光等也都分别撰文，对沙飞及其影展给予了高度赞扬。千家驹先生在《沙飞先生影展门外谈》中写道：“近年以来，‘大众艺术’这一口号固然也有许多人在提倡，然而能真正站在大众立场，以艺术为武器来描绘大众生活与表现社会之矛盾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沙飞先生的作品，却与他们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对照，他分明是属于另一个时代与另一个类型的。“
中国大部分儿童还饿着 1931年 沙飞摄
陈望道先生写了《沙飞先生的摄影极富画意》一文，他认为沙飞的摄影创作在当时“简直是一种革命“。《专刊》发表的其它文章还有：祝秀侠《为沙飞先生影展说几句话》，廖璧光《摄影只是消极的吗?》，洪雪村《崭新的摄影艺术》，柔草《西洋镜外》等等。这次影展进一步扩大了广州影展的影响，用沙飞自己的话说“改变了中国旧影展的面貌“；同时，它在沙飞短暂的艺术生涯中也竖起又一座坚实的里程碑。
6月27日，为时三天的影展结束了，“沙飞“的名字和他那些动人的摄影作品深深地留在了人们心里；而桂林的青山秀水，朋友们的慷慨热情更使沙飞依依不舍、难以离去。他真想在这里多耽些时候，借着当时那种较为开明的政治气氛和师长、友人的大力协助，拍出一些更美、更深刻的作品。但是仅仅在10天以后，千里之外的卢沟桥畔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七·七事变“。这次事变以及此后时局的急速发展，再次为沙飞扭转了命运的航船，使他像妻子一样，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早在沙飞刚刚从高中毕业的时候，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就在他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愤慨，这位热血青年曾因此而改名“司徒振华“，以铭自己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壮志。卢沟桥的枪声更使他无法平静，在这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头，他怎么能勾留在远远的后方，纵情于山水之间呢？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宛平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从此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然而与此同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仍旧一再退让、妥协，直到7月19日，南京外交部还在致日本的备忘录中要求“和平解决“。就这样，日军终于在7月29日占领北平，30日又占领了天津，我国北方的两大城市相继沦陷。
沙飞也像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一方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则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37年7月15日，在日寇发动的“卢沟桥事变“的第八天，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战的大局捐弃前嫌，提出了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舆论和英美方面的压力和敦促下，终于开始对日作战。8月13日，日军出动坦克向上海闸北区发动进攻，中国驻军予以还击，从而爆发了历时三个月之久的、悲壮的“八·一三“抗战。8月2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主力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接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称为新编第四军。后来在9月22日，国民党正式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
形势发展的如此之快，使沙飞感到无比振奋；他决心立即北上到抗战最前线的华北战场去收集材料。沙飞在桂林结识的友人千家驹、尚仲依、邓初民诸先生，闻讯后十分欣喜，慨然相助，他们不仅送给沙飞一笔钱购买摄影器材并充作盘缠，还写了许多介绍信给太原、保定、西安和延安的朋友，请他们提供帮助。1937年8月底，沙飞来到太原，住在一位名叫温健公的朋友家里，温健公是我党早期的老党员；他的妻子宋维静同志也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仍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在广州安度晚年。温健公知道沙飞曾在汕头电台工作多年，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同时又认定电台工作在战争时期比摄影更为重要，所以力劝沙飞放弃摄影，重操旧业。沙飞执意要求温健公介绍他到八路军中拍照、采访，却又说服不了这位固执的朋友；他知道争论也没有用，只好暂时在温家住下来，等待机会。
不久，温健公动身去保定，临行前叮嘱沙飞等他的电报，准备安排他去保定方面的电台工作。然而他哪里想得到，他刚一离开太原，沙飞便征得宋维静的同意，搬进了牺盟会少年先锋队的营房。牺盟会是1936年9月在太原成立的一个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全名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许多共产党人都参加并领导过牺盟会的活动。他们发动群众，组织起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多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七·七事变“后还建立了抗日决死队。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抗战初期曾对牺盟会给予支持，从而在山西形成了共同抗日的良好局面。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和社会阶层都由于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而暂时联合在一起，化于戈为玉帛。1937年4月丁玲发表的短篇小说《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就描写了一个只有在这时才可能发生的故事：晋军从老百姓家里抓获了一个掉队的红军小战士，本来是要被枪毙的，而这红小鬼的凛然正气和抗日决心终于感动了晋军连长，他不仅没有让那颗罪恶的子弹出膛，反而把小战士紧紧抱在怀里，视为自己的楷模。丁玲这篇小说给沙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五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因此，当他听说牺盟会少年先锋队中就有这样一些红军东征时被晋军俘获的红小鬼时，再也按捺不住了。
然而这一次沙飞并没有完全如愿以偿，三、四天后，温健公便发来电报，催促他随宋雅静一同赶往保定。当时日军已兵临城下，保定的国民党守军后撤到正定、石家庄一线，这种抚而不战的局面使沙飞感到十分苦恼，而与此同时，9月下旬八路军却在平型关打了胜仗，歼灭日军三千多人。消息传来，更加坚定了沙飞投奔八路军的决心；于是他在保定只逗留了两天，就与宋雅静再次折回太原。
当时在全民通讯社工作的周巍峙同志听说沙飞重返太原，又知道他在摄影方面颇有造诣，便径自找上门来，请他到全民通讯社工作，并以记者的身份去八路军中采访。“摄影记者“的称号在沙飞心里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分量，他刚刚操起照相机时就曾以此自诩，后来在上海又苦苦追求而未能如愿；因此周巍峙来过以后，他立即征得宋雅静的同意，辞去了温健公正欲为他安排的职务。
清道夫 沙飞 摄
到全民通讯社的第二天，沙飞经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介绍，先到八路军总政治部，然后又转往115师采访，反映平型关大捷后的许多照片，都是这时拍摄的。
10月下旬，日军向太原方向逼近，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纷纷南撤。只有八路军留下115师的一部分部队，在聂荣臻同志的率领下坚持敌后游击战，并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沙飞赴平型关采访时，就对聂荣臻同志十分钦佩，因此，他闻讯后立刻来五台山找聂荣臻同志，正式参加了八路军。随后，沙飞又被派往杨成武支队采访，从而成为人民军队的第一个专业摄影记者。
1937年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抗战爆发仅仅四个多月，华北已经几乎全部沦陷。而就在太原陷落的前一天，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阜平县宣告成立。从此，我党领导的这个华北抗战的坚强堡垒便牢牢地屹立在敌后。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聂荣臻同志立即电示一分区杨成武司令员，把沙飞调回军区政治部，担任宣传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成立新闻摄影科，沙飞又调任新闻摄影科科长。此后11年里，他就在这个岗位上鞠躬尽瘁，扶掖后学，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