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南下巾帼英雄 — 任守藩烈士
我们由冀鲁豫南下到贵州的许多同志，在1950年全省范围内的剿匪斗争中光荣地牺牲了。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幸存者，无时不怀念他们。
生长在河南省南乐县的任守藩同志，是这些烈士中唯一的女干部，牺牲时年仅21岁。
凡是同她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志，都对她过早地离开人世感到痛惜。任守藩牺牲后，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新黔日报》曾发表过姜立同志悼念她的文章，表达了同志们对守藩的深切怀念。
任守藩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关心爱护，她那坚定勇敢、临危不惧和富于革命理想的精神，至今仍为许多同志所称颂。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元旦前后，冀鲁豫解放区一片沸腾。各级党政机关、学校和农村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向全国进军”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向江南进军的队伍。那时，守藩在冀鲁豫建国学院学习，她满腔热情地报名参加了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进军行列。
我当时在聊阳县(山东省聊城县和阳谷县各一部分组成的县)县委工作。在得知冀鲁豫区党委作出组织一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的决定后，立即报名。我和守藩结婚虽然时间还很短，从她平时对革命的热情和办事认真的那股劲头，我坚信她也一定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的。由于我们不在一起，几天都未听到她报名的消息，不免有点担心：“一个年轻的女同志，要随军南下，远离家乡行吗?她有什么想法呢?……”我想，必须跟她联系一下，了解她对南下的态度，必要时要做些工作。
聊阳县委所在地孙丰老庄距建国学院所在地坡里只有十里路，跑去一趟本来是很容易的。但当时工作非常繁忙，好几天都脱不开身。
1月中旬的一天，天下着大雪，地上积雪有一尺多。守藩突然冒雪来到我的住地。
她进门后，还来不及打掉身上的雪花，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怎么样?你随军南下吗?”看到她期待我做出肯定答复的神情，我原有的那一点担心不存在了。我极力掩盖住内心的高兴，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话，故意反问她：“你能去吗?”她两眼紧紧盯着我，着急地说：“我怎么不能!我报名了，组织上已经口头同意，现在就看你的啦!”我看她那着急的样子，觉得好笑，又故意冷冷地说：“你觉悟高嘛!我还得考虑考虑……”她立即打断我的话，激动地说：“还考虑?共产党员，应该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你呀!还是男子汉呢，家乡观念那么重!”她一反平时待人温和、慢声细语的常态，态度严肃起来，而且提高了声调，直冲我说着。
我知道，如果再跟她开玩笑，真会把她急火了，我不禁放声大笑起来。她知道上了当，立即平静下来，也会心地笑了。我告诉她，我已经报了名，正等待地委批准。接着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建国学院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掀起报名热潮的情景，讲她为随军南下已经做了哪些出发准备；讲将来到达新区后开展工作的打算……我听着，一直插不上嘴。
南下人员的名单确定下来后，离集中出发的时间还有十天。参加南下支队的同志，都抓紧时间分头去做各项准备工作。有的要办工作移交，有的要安排好家庭，大家忙得不可开交，都感到时间不够用，唯有守藩好像没有什么事一样，整天在房子里看书。我想到她出来参加革命已经几年了，加上她姐姐早年参加革命在外，家中只有老父母。现在她要远离家乡，在出发前，应该回家去看望一下，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她。开始，她觉得没有必要，认为父亲是一个老党员，母亲是抗日战争以来的妇救会积极分子，而且在她出来参加革命时，就已经向父母表示了革命不胜利就不回家的决心，因此，不打算回家。我说：这次出发远离家乡，时间可能很长，既然现在已作好南下的准备，你家离我们住地只有100多里，过去战争紧张，交通不便，回去比较困难。现在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有条件回去，还是应该去看望年老的双亲。守藩勉强同意了。
次日，她在县委通讯员杜保义陪同下回家了。从我们的住地到守藩的家乡河南省南乐县百尺村，要走两天的路程。谁知第六天，她就匆匆忙忙地赶回来了。她在家只住了两天。守藩回来后，兴奋地对我说：“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们南下，姐姐、姐夫也要随军打过长江去。”
守藩的家庭，确实是一个革命家庭，守藩自小在革命家庭中受到党的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幼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47年她刚满18岁，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守藩有这样的父母，是幸福的，是值得自豪的。
1949年2月初，聊城地区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在聊城地委所在地集中编队，我们聊阳县的南下干部，编为二野五兵团南下支队第六大队第五中队，张武云任中队长，我任中队政委。全中队60多人中，有7个女同志，守藩是女同志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1949年2月28日，队伍由聊城出发。按区党委的指示，到达菏泽县城南边的一个村子（晁八寨）里驻扎，学习1个月后随军南下。
南下支队踏上征途
1949年5月，我们到达江西省赣东北地区，先后进行对临川、东乡两个县的接管和建立新政权的工作。
1949年9月，我们又奉命进军大西南，经过长途的艰苦行军，于1949年11月到达贵阳市。
南下行程8000里，时间10个多月。除了在江西赣东北工作了3个多月外，其余7个月都是在行军途中度过的。
从北方到南方，经历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我们都肩负行装和武器弹药，靠两条腿跋山涉水，有时还遇到恶劣的天气，其艰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行军路上，守藩不怕苦和累，处处关心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在整个行进过程中，她从来没有掉过一次队，也没有给别的同志增添过麻烦，她关心同志胜于关心自己。在行军途中，她经常帮助体弱和年幼的同志背行李。到了宿营地，她总是抢着干重活、脏活，借门板，借铺草，烧洗脸洗脚水，做饭做菜。每次出发前，她又争着给老乡挑水，扫院子，归还群众的东西，帮助别的同志打背包。同志们都夸她是“好样的”“铁打的”。
有几件事，我记得很清楚。1949年4月20日左右，在渡江前两天，我们行进在安徽省安庆以北的小路上。为了早日赶到渡口，我们便夜行军。
那晚，大雨倾盆，伸手不见五指。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摸黑前进，有时还要趟过齐腰深的河沟，行进极为艰难。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已是深夜12点钟了，同志们都很累。我们住的村子很小，又是深夜，房子十分难找。10个同志只分到不满10平方米的一间房子，房内仅有1张单人床。同志们为了照顾我，坚持要我和守藩用这张床。可是，剩下的空地，不管怎样安排，也只能睡下6个人，同志们推来推去，都想让别的同志睡下，自己宁可坐一夜。守藩坚决不接受同志们对我们的优待。最后，由她提议，让年纪小的林全玉、杜保义两个小鬼和我们一起，在小床上挤着睡了一夜。
再一次，是在渡江以后的急行军中，那时每天行程多达百余里，少也有80里，艰苦的急行军，使大家都很疲乏，我因左脚负过伤，行军很不方便，因此我的一些应带的物品几乎都由守藩背着。有时，我看她咬着下唇，默默地走着，知道她已经疲倦到了极点。可是，我不仅不能帮助她，反而加重了她的负担，我为此而感到十分内疚。尽管这样，守藩却仍然顽强地坚持着，当她看到体弱和年纪小的同志走不动时，还主动帮助他们背行李，全然不顾自己。中队里年龄最小的通讯员杜保义同志，得到守藩的帮助是最多的。
10月中旬，队伍到达湖南湘潭，紧接着，队伍又前进了。出发前，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上级决定让病号、体弱的、年纪小的和女同志留在湘潭休整一段时间，我和中队的大部分同志先行出发。就这样，我和守藩暂时分手了。
据一些同志们后来告诉我，留下来的同志是在12月6日由湘潭出发的。在到达湖南洞口竹篙塘的那天，阴雨连绵，坡陡路滑。大家走了80多里路，到了宿营地。一坐下来，谁也不想动了。守藩看到房子内还没有铺草，想点灯也没有油，便一声不吭地跑了出去。不久，她手里提着灯油回来，点上灯后又忙着铺草打铺，烧水给大家烫脚。同志们安然睡下后，她才休息。事后，大家才知道，她先到事务处领灯油，恰逢灯油已经发完，于是她摸黑走了半里多路，才买回了灯油。
西进支队行军途中
守藩就是这样处处关心同志，向革命大家庭献出她的一腔热忱。在行军即将结束时，她被评选为“行军模范”。
我比守藩先到达贵阳，分配在贵州省委组织部工作。守藩大约是12月20日到贵阳的。1950年元旦以后，她被分配到距离贵阳20几公里的贵筑县鸡场区(今贵阳市白云区)工作。
分配工作的第二天，守藩就背着南下行军时的背包，加上我叫她带走的一床褥子下乡了。
1950年初，发生了全省性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土匪活动猖獗。贵阳城边的太慈桥、三桥一带也出现了武装土匪。一到夜晚，在贵阳市中心，可常听到枪声，省城的形势十分紧张。发生土匪叛乱后，守藩是唯一被派到农村工作的女同志。
除夕下午，守藩回来了。一进宿舍，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在农村工作的情况。她告诉我，区委安排她做妇女工作，接着告诉我，她怎样向群众宣传《约法八章》，怎样访贫问苦，怎样开展征粮工作，如何和男同志一样站岗放哨……也许是为了使我更加放心，她一句也没提到当前工作的艰苦和环境的险恶。我听着她的讲述，也为她饱满的革命热情所感染。晚饭时，我在食堂打了一份肉菜，两人兴致勃勃地走到西湖路一家湖南面馆，买了两碗面条，就作为我们俩的除夕会餐，愉快地送走了旧岁。
三天的春节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守藩重返农村时，我送她到大西门外，心里总觉得十分不安。那时，由于匪情加剧，我总难以掩饰对她安全的担心，一路上似有许多话要对她说，可是又不知从何说起，所以只能默默地陪着她走着，守藩可能也已经察觉到我的不安心情，走到大西门时，她停住脚步，深情地看着我，轻轻地说：“别送了，我不怕的。你身体不好，我又不在你身边，你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啊!你去我们那里不方便，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的。”我只讲了一句：“你有了身孕，要多多注意身体啊……”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守藩淡淡地笑了笑，向我挥了挥手，迈开大步，向前走了。谁能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永诀啊!
守藩重返农村后，匪情更加严重。那时，鸡场区与贵阳市已不通电话，也不能通信。局势特别紧张的那几天，贵阳和鸡场之间的人员来往中断了。因而我越发为守藩和她的战友们的安全担心。
1950年3月2日清晨，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了，贵筑县鸡场区被大批土匪包围了。我一听，一颗心顿时紧缩起来。我怀着焦急的心情，直奔通往鸡场区的路上。路上不时遇到三三两两鸡场区突围出来的同志。我向他们打听情况，但这些突围出来的同志能告诉我的仅是：守藩仍在战斗。
原来，他们是分散突围出来的，谁都说不清战斗的情况和在那里的同志们的安危。我怀着一线希望独自一人继续在三桥外等待，在极度不安和焦急的心情下看到了负伤突围出来的鸡场区区委书记老李，赶快上前打听消息。老李见到我，神情很沮丧，也说不清守藩是否突围出来。他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他们被土匪包围和怎样突围的情况。
我更加焦虑地等待着，见到最后一个突围出来的同志，听到他告诉我说守藩已英勇牺牲时，这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使我坠入了无比苦痛的深渊，我已听不清这同志所谈的情况了，以致连他的姓名，到现在也回忆不起来。在整个善后工作结束以后，听到一些同志的介绍，我才了解到守藩在战斗中牺牲的一些情况：
在鸡场区公所被土匪包围的前几天，局势已经很紧张了，驻在鸡场区附近的一支我军部队，那时已被调往其他地方剿匪去了。鸡场区内，只有区干部和省委工作队、征粮队等共70多人，他们住得较分散，战斗力也较弱。
敌人侦察到我们的情况后，于3月2日清晨两点多钟，纠合了数十倍于我的匪众，包围了鸡场区公所。当敌人发动进攻时，区里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突围也很困难。
在紧急情况下，守藩表现得非常勇敢沉着。敌人开始攻进鸡场时，守藩和区委的另一个女同志韩凤琴正在自己住的小楼上。听到枪声后，守藩立即叫小韩准备战斗，自己跑到窗前观察敌人的动向，并很快选择了便于射击的位置。敌人一靠近，她们就射击。她俩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使敌人无法靠近楼梯。在敌人暂停进攻的间隙中，守藩对小韩说：“你赶快从后面突出去，我掩护你。”最初，小韩不愿自己一个人先走。守藩不由分说，一把将小韩推出门说：“我是共产党员，我顶着，你快走。”接着，守藩转到另一个位置向敌人射击，将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使小韩能够跑下楼梯，顺利从后门突围出去。
在另一幢房子抗击敌人的同志看到韩凤琴安全突围后，守藩仍继续战斗。敌人可能认为小楼上的抵抗者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他们一直狂喊“要抓活的!”
战斗到快天亮时，守藩突然跳到小楼的外楼梯口，由于敌人火力封锁，她无法从楼梯下来。只见她略停了一下，又突然跃过楼梯后面的栏杆，顺着一根柱子溜到楼下。她的动作很快，在敌人还没来得及转移火力时，她就迅速向大门口冲去。
另外两个男同志从别的位置跃出，也冲向大门口。就在守藩举枪击倒门口的一个敌人时，她也不幸被敌人击中倒下了……
守藩牺牲了，我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忠贞的女儿。守藩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战友的生命，守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她的死是光荣的。
3月4日，省委阎学增同志带领两个武装班去鸡场区对烈士作善后工作，我也随同前往。到后，当地群众带我看了守藩牺牲的地点。在区公所大门洞口石砌的地面上，烈士的鲜血还依稀可辨，战斗的痕迹一目了然，从墙壁上累累的弹痕看来，当时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
守藩等13位烈士的遗体，在土匪逃跑后，已由当地人民群众掩埋了。善后处理工作组到后，很快筹集了所需的棺木，把烈士遗体重新挖出来装殓。
守藩的遗体是第一个挖出来的，其牺牲时的惨状，目不忍睹。凶残的土匪，丧心病狂地在守藩中弹牺牲后，竟扒掉了她全身衣服，剖开了她的腹部……见此惨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起来。在场的同志和群众，也个个哽咽抽泣，泪流满面。敌人灭绝人性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我们的仇恨，坚定了我们消灭土匪的决心。
守藩牺牲时刚满21岁，21岁正是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代，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可对革命作出许多贡献。但敌人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守藩在鸡场区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但她的工作热忱和坚毅勇敢的品格给战友和当地人民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安全突围出来的韩凤琴同志，在听到守藩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呼喊着守藩的名字，泣不成声。
每当清明时节我去给她扫墓时，总有些群众和我一起向守藩长眠的墓地表示悼念，并对我表示慰问。一些年长的当地群众，一见到我，总是说：“任同志可真是一个好人啊!是一个英雄。”他们反复多次地说到守藩同志在鸡场区工作时，待人和蔼可亲，得到当地群众的爱戴。有的老人叹息说：“任同志死得太早，太惨，太可惜啦!”
我和守藩共同生活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行军途中度过的，但她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为党工作。现在值得告慰烈士英灵的是，那些参与杀害守藩和其他烈士的反革命分子，都已先后被我人民政府捉拿归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烈士所献身的人民解放事业，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已经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全国各族人民正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为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而奋勇前进。
守藩没有死，她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永远活在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心中!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公园烈士陵园
(注：原文作系冀鲁豫南下干部、任守藩烈士丈夫杜竹林。小编对本文标题、个別时间节点和少量文字作修改)
杜竹林同志简历：
杜竹林（杜保常 竹林)1920年10月生，山东聊城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专文化。
1938年2月至40年2月在聊城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其他同志一起动员组织30余人的武装队伍加入抗日游击队，尔后又组织带领40多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任连队文书、文化教员、纵队政治部干事。
1940年3月43年12月任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区医院党支部书记、副指导员、兵工厂指导员兼厂长、分区教导队副教导员，聊西第五大队政委。
1944年1月至49年2月任中共聊堂县四区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兼妇委书记。
1949年3月至同年8月随军南下到赣东北任中共临川县委组织部长。
1949年9月至51年12月西进贵州后任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共贵阳市一区区委书记、郊区工委书记。
1952年至77年任中共贵阳市委组织部长兼市纪委书记、市政府人事处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纪检委书记、副市长、副书记、贵阳市革委副主任。
1978至89年任贵州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90年离休。
贵州省第六届人大常委委员，贵州省第七届人大代表。
GAOJIAN根据《南下文集》和《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等党史资料编辑整理。
2024.09.14.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忆南下巾帼英雄 — 任守藩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