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足迹丨晋绥边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特殊贡献

以山西省兴县为中心由晋西北和大青山组成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120师的主要活动区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19个重要解放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晋绥与晋察冀、晋冀鲁豫（中原）、华东、东北一样是重要的战略区。晋绥根据地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人口也不是很多，但不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重要的战略屏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鉴于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和八路军的特点，中共中央确定的八路军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晋西北地区北与绥远接壤，南达汾阳离石公路，西临黄河，东北至同蒲铁路。全区37个县，约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立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第120师于9月下旬进入晋西北地区的宁武、神池地区后，即以主力侧击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同时以师政治机关干部和教导团共700余人，到达岢岚县，随即组成地方工作团，由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率领下，分赴晋西北的朔县、偏关、临县、兴县、岚县等县，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组织游击队和自卫团，开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同年10月20日，毛泽东就日军占领太原后作战部署致电周恩来、朱德等，要求第120师坚持晋西北地区的游击战争。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明确提出120师主力两个团及师直属队，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主力，准备活动于神池、宁武、静乐三县及雁门关、太原线铁道以西地区；第二部分为次要力量，活动于五寨、岢岚、岚县、偏关、河曲、兴县地区”。10月27日，毛泽东又就第120师在晋西北的部署作出专门指示：只留1个团于原平以西。主力2个团，以1个团全部位于大同、怀仁、左云、右玉至平鲁地区，另1个团位于山阴、雁门关、朔县地区。

按照毛泽东指示，第120师主力部队深入敌后，一方面利用有利时机袭击敌人，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一方面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第120师已在临县等14个县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和脱离生产的自卫军1万余人。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地方工作团随第120师主力进至汾阳、离石地区和晋中地区，进而在晋西北全境展开活动。与此同时，续范亭等率领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或“战动总会”）和山西新军部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1万余人也进入晋西北地区。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早在1937年5月就向雁北地区派出了特派员开展工作，并成立了牺盟会雁北战时工作委员会。同年10月，牺盟会雁北战时工委移驻偏关，并在这里建立了雁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1937年11月，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在岢岚成立。1938年4月，中共晋西北省委在岢岚召开晋西北地区党的活动份子会议，决定在全区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到1939年春，晋西北区党委下辖的党组织，由原来的3个县委发展到8个地委，30余个县委，党员人数达到1万余人。

八路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武装自卫队和工、农、青、妇等抗日救亡团体。到1938年1月，第120师发展到2.5万人。晋西北各县都建立了1000至2000人的抗日自卫军或游击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为摧毁新建立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日军于1938年2月趁第120师主力于同蒲铁路北段作战之际，分5路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第120师集中主力，在决死队第4纵队的配合下，经过20余天的激战，共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收复被日军侵占的7座县城，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二）

晋绥抗日根据地由晋西北和大青山两个抗日根据地组成。大青山属于阴山山脉的中段，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40至50公里。这里是华北通向大西北的咽喉，又是通向苏联的重要交通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37年9月，日军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后，随即入侵绥远东部地区，先后占领了丰镇、集宁、凉城等，并于10月中旬侵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

在日军入侵绥远之时，国民党绥远当局的军政要员纷纷溃逃。这时，共产党员杨植霖、刘洪英、贾力更、高凤英等，在归绥以东组织蒙汉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八路军第120师帮助下，到1938年秋，发展成为200余人的骑兵游击队。

大青山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也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外翼。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在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4月18日，毛泽东致电第120师负责人贺龙、关向应、肖克等，特地询问平绥线以北地方能否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问题。5月14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为重要，要求迅即考虑此事。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1938年6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和第120师决定由第358旅第715团和师直骑兵营l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由第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挺进绥远敌后，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随同大青山支队北上的，还有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抗日游击第4支队和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的六七十名干部。9月1日，大青山支队等到达大青山腹地武川县内的大滩和甘沟子，随后与杨植霖等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合。

大青山支队进入武川县大滩的第三天，即9月3日，就首袭陶林（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县城，歼敌一部。接着，大青山支队又攻占归绥以北重镇乌兰花镇（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全歼守敌180余人。随后，又在归（绥）武（川）公路之蜈蛤坝伏击日军车队，歼灭日军80多人。大青山支队进入绥中不到一个月时间，连续3次作战，扩大了八路军在绥中地区的政治影响，初步打开了大青山的抗战局面，建立了绥中抗日根据地。

至1938年12月，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3块游击根据地建立，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构成晋绥抗日根据地。

（三）

晋绥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在黄河以东，在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上给敌人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晋绥军民始终未使日军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确保了延安和党中央的安全。不但如此，晋绥抗日根据地横亘于华北日占区和西北大后方的中间，晋绥军民的英勇抗战，打破了日军从华北向西北进犯的企图，有力地保障了大西北的安全。

晋绥抗日根据地还是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延安的干部前往前方，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回到延安，晋绥都是必经之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军民突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包围，接送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除了人员的接送，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党内的重要文件、信件、密电码等的传送，也都要经过晋绥边区。这里还曾建立过一条从延安经过晋西北到大青山转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从1941年2月至1942年3月，交通人员在这条国际交通线上往返6次，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此外，晋绥边区还接送了延安和各根据地之间往返的许多书籍、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时，以八路军第120师发展起来的晋绥野战军开展反攻作战，仅20天时间，就收复县城9座，攻克据点近百，并一度攻入归绥，威逼太原、大同，切断了同蒲、平绥路，收复大片国土，取得了晋中反攻作战的胜利。随后，为配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晋绥野战军迅速挥师北上，与晋察冀野战军共同发起了绥包战役，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从而挫败了国民党军的东进计划，减轻了国民党军对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的威胁。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20个旅10万人向晋绥解放区发起进攻。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军区一部发起晋北战役，攻克县城8座，歼敌8000余人，解放了同蒲路忻县以北大同以南间广大地区，切断了太原、大同敌人之间的联系，使晋绥、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1946年年底，为策应陕甘宁边区部队保卫延安，晋绥野战军协同晋冀鲁豫解放区太岳军区部队先后发起了晋西南和汾孝两战役。鏖战两月，歼敌近3万，使晋西南北起中阳，南至吉县，西迄黄河，东抵同蒲间广大地区获得解放，粉碎了国民党军由晋西南偷渡黄河侵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自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延安作为总后方只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八路军留守兵团。抗战中后期，为应对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随时可能的进犯，曾从各根据地陆续抽调过一部分部队来到陕甘宁边区。尽管如此，到1946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也只有4个旅，每个旅多者四五千人，少者才3000多人。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增加保卫延安的有生力量，贺龙与李井泉商议后，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把晋绥军区部队合编组成了3个野战纵队，并将其中精锐部队第1纵队调到陕甘宁，使参加延安保卫战的我军由4个旅增加为6个旅。1947年3月，蒋介石以20余万兵力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贺龙又让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西渡黄河加入西北野战军。5月和8月，再将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两个旅调到陕北。这样，晋绥边区只留下第3纵队的一个旅，阻挡北线傅作义部与南线阎锡山部对解放区的进犯。

在蒋介石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时，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决定以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不久，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率中央机关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这样一来，晋绥边区成为中央后方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当时，从陕甘宁边区撤到晋绥的机关单位，包括家属在内超过2万人，其粮食、马匹、草料、军勤等全由晋绥边区承担。

由于蒋介石对陕北的进攻，陕甘宁边区90%以上的地区遭到了胡宗南部队的洗劫与蹂躏，使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显然，此时仅靠陕甘宁边区的人力财力物力，无法支撑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来，晋绥成为西北野战军主要后方，作战所需要的粮食和大批物资，除战场缴获外，都需要通过晋绥边区运送。晋绥边区本来土地贫瘠，物产稀少，粮食产量有限，而1947年又遭遇特大旱灾、洪灾、雹灾，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尽管如此，晋绥边区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西北野战军的粮食与物资供应。1947年10月，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攻打榆林时，贺龙亲自从晋绥动员粮食。运输工具不足，就发动群众用布包、人背，30斤一包，30里一站，把数千石粮食运到黄河渡口，保障了战役的需要。除了粮食、弹药，晋绥边区还承担了西北野战军的大部分军服、军鞋供给。

晋绥解放区面积小，人口少，地瘠民穷，拓展余地有限，这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3个师当中第120师部队发展相对较小的重要原因。解放战争时期晋绥的主力部队又被抽调去保卫陕甘宁边区，未能与其他战略区一样组成强大的野战军。尽管如此，晋绥军民以自己的付出与牺牲，全力支持了陕甘宁边区，不但成为陕甘宁边区强有力的屏障，保护了延安和党中央的安全，而且为陕甘宁提供重要的后勤保障，保证了延安和各个解放区联系畅通。用贺龙的话说，晋绥“这个地方小而穷，负担重，尽管我们自己的生活很艰苦，但仍然从财力上对延安随时进行大力支援”，“为了解决延安的财政困难，宁肯牺牲晋西北，就是晋西北垮了，也必须救延安。因为延安有我们的党中央，是我们的‘京城’，经常有外国人、各党派、各方面、各种各样的人去，把延安搞好一点，对各方面的政治影响很大。”贺龙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晋绥军民的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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