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北光，山东阳谷人，1912年出生，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阳谷县委组织委员兼公安局政治指导、中共中央中原局社会部工作情报室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院长兼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公安部第二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校长、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1978年，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1985年6月离休后被聘为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委员。2012年10月6日8时49分在贵阳逝世，享年101岁。
1939年10月，时任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二团政委的盛北光正带着部队在冀鲁豫边区休整。有一天，政治部主任王幼平跑到二团对他说：“你愿不愿意去延安学习?”盛北光高兴地跳起来道：“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还用说吗?肯定愿意去!”
经纵队确定，盛北光一行三人于1939年10月初离开先遣纵队。10月间，到了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听朱总司令讲了一课。
12月29日到达后方八路军总部，见到干部科长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问了敌后情况后，给盛北光写了去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的介绍信。
1940年，解放区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盛北光早期搞地下工作，为了跟农民接触，学会了吸烟。但无奈经济困难，买不起烟。毛主席来讲课有个习惯，一上来就抽烟，有些同学烟瘾上来，就捡毛主席丢的烟头抽。他抽的烟头，有时丢在讲台下。那些爱抽烟的同学，很会把握毛主席讲课的机会。一看今天是毛主席的课，都抢着往毛主席后面坐。每人拿着小马扎，放在毛主席后面，当时讲课没凳子、没桌子。那些同学就坐在后面等着捡毛主席吸剩的烟头抽。盛北光就做过这种事情。
毛主席在延安抗大讲课
毛主席不知道有人在后面捡烟头。后来，可能是毛主席的烟也供应不上了的缘故，主席一改往日丢烟头的习惯。有时抽一半，捏一捏，就磕一磕，又放兜里了，再抽烟时把剩的烟头接在另一支烟上接着抽。毛主席烟头渐渐丢得少了，甚至不丢了，所以大家也就捡不到了。
周总理从苏联回来，带来一个小电影放映机，亲自给大家放电影盛北光第一次看的电影是《列宁在一九一七》。
盛北光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了一年，准备回冀鲁豫地区的部队。这时徐运北代表冀鲁豫到延安参加七大，他就找到盛北光商量，说中央要求在每个根据地代表中选一个人到社会部学习，冀鲁豫去的代表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想让盛北光去。盛北光说，我是从一二九师调来的，同地方是两回事。徐运北说现在没办法，找不出人来了。我跟杨尚昆主任(当时负责华北局工作)说。
就这样，盛北光于12月29日去了设在枣园的社会部，在这里学习了一年。第二年12月，学习结束，组织上把他留在了中央社会部二科，负责起草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对敌斗争保卫工作的报告，定稿后交给毛主席。
社会部工作基本稳定下来了。1942年2月底，一二九师的组织部长徐立清突然打来电话来讲：“北光同志，可找到你了，师部首长叫你立即回来。”
这样，经延安方面和敌后根据地联系，决定由盛北光带着四十来个干部回敌后。路上经过一二O师驻地绥德时，盛北光巧遇到贺龙、习仲勋，三人同住在一个地主的院子里。他们问盛北光是从哪里来的，盛北光说是从延安来的。他们一看盛北光带来的都是年轻干部，大声说欢迎、欢迎。
盛北光一看就知道他们想截留他们几个同志。盛北光告诉贺龙同志说：“我们是去太行的。”贺龙说：“哟，太行过不去。”他讲那边形势如何严峻(当时敌人已开始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要盛北光一行留在一二O师工作。盛北光连忙说：“那不行，队里有一些人是一二九师干部的爱人。”贺龙说：“不行，你们过不去，我给你写信，你找甘主任(一二O师政治部主任)留下再说。”
与贺龙、习仲勋刚分手，一二○师政治部的干部科长就来领人了。盛北光说不行，这里面有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的爱人，还有一个是地委书记的爱人，还有太岳根据地的几个女同志。他们反复动员，终于劝留了一对年轻夫妇。
走到同蒲路交通站，盛北光又遇到了带着干部去延安的萧劲光。萧劲光一行去延安，盛北光带的人去太行，由于那时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货币，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能用了。盛北光带的是晋西北的，萧劲光带的是太行的，双方商量互相交换一下货币。于是，个人之间互相做了交换，你给我十块，我给你十块。大家分头换好了，肖劲光找到盛北光说：“盛队长同志，你别欺骗我们啊!”盛北光感到莫名其妙，问他：“怎么欺骗你们了?”萧劲光说：“你们那边几块才顶我们一块，你们一块换我们一块，我们吃亏喽。”盛北光哈哈大笑说：“我也不晓得，反正都是我们八路军的钱，解放区的钱。就这样了。”
盛北光一行7月间来到一二九师政治部驻地王堡。一二九师锄奸部的同志找来了，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缺人，你可不能走。”盛北光说我要回冀鲁豫部队去，回去还搞部队工作。他们说，你是在社会部学习了的，你不在这里不行。不得已，盛北光只得留下。分给盛北光的任务是建立外线工作站，地点在河北省赞皇县一个叫玉皇庙村的地方。
两天后，新任命的外线工作站站长盛北光换上便衣，带着一名小伙计(通讯员)，牵着一头毛驴，来到了玉皇庙。盛北光向老百姓借了一间很大的碾坊，搞起了一个门面，起了一个字号，叫“鸿盛祥”，写了几个大字挂起来办起了情报站。盛北光的身份是小老板。
就这样，八路军堂堂的团政委，在中央学习了两年，给毛主席写了半年的材料，千里迢迢，谢绝了许多领导好心的挽留，最后成了玉皇庙“鸿盛祥”的小老板。
盛北光以商人的身份深入敌后，走村串巷搜集了大量敌区的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送往一二九师和解放区。
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海南岛作为一个地级行政区，归广东省管辖，急需建立公安保卫机关。华南分局请求中南局让社会部负责选送一个公安局长。
中南局社会部党委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盛北光是中南局社会部的党委成员。他主动站出来说：“我去吧。”组织上原定派盛北光去广西筹建广西公安厅。一些老同志都劝阻：你去不合适，职务不相当。
过了两天，中南局组织部找盛北光谈话，李雪峰部长说：“你真的决定去海南?”盛北光说：“没有人去，我就去吧。”
临走前中南局写了封介绍信，信中意见是要盛北光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海南公安局局长。到了广东省公安厅报到，厅长谭正文正在北京公安部开会，回话说：“你跟盛北光同志商量一下，问他去海南不兼公安厅副厅长可不可以?”
盛北光想，我是去海南岛工作的，兼不兼公安厅副厅长没有什么关系，不兼就不兼吧!
就这样盛北光从几乎到手的正厅级职务，一下成了县团级的公安局长。
1953年8月间，中南行政委员会林彪(时兼任中南行政委员会主任)签署命令任命盛北光为中南公安干校校长。盛北光回到了武汉。
1955年4月，周总理签署任命状，盛北光出任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院长。
后来大区撤销，外交部和中南局组织部的同志都同盛北光商谈，要他搞外交工作或调到某单位搞城市管理。但公安部不放，曾透露要调盛北光到河南省或山东省工作，湖北省委也要盛北光继续留在湖北。
在这种情况下盛北光向中央公安部上书三条意见：一、要到确实需要人的地方去，决不充数吃现成饭；二、不论什么工作，我只任副职；三、不限地区与远近，哪怕是云贵都可以。
不久公安部政治部来电话，说贵州缺人，可不可以?盛北光说，可以。贵州属于边远贫困山区，有待开发，特别需要人，为何不可呢?
后来部长助理马键同志又先后两次来电话，问感北光去贵州是否本意。盛北光说，既然说了就算数，部里定了就走。
就这样，1962年2月，盛北光来到贵州，任公安厅副厅长。
1978年，中央决定恢复重建检察院，盛北光兼任贵州省省检察长，建立了贵州省的各级检察院，恢复了检察工作。
从恢复建设检察院到1983年，盛北光担任了五年的检察长。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纵观我七十年的革命历程，自始至终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六十年的卫士，但深感对革命贡献渺小无几，还距自己的革命要求和愿望相差甚远。我常喟叹人生的短暂，不能为党做出更多的贡献，现在只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当后来有人疑惑地问为什么应得的职级却不要时，他笑了笑说了这么一段话：“毛主席曾在1938年4月‘抗大’演说中这样提醒干部，尤其是农村出身的干部，要警惕一下，不要见钱就眼红了，因为过去在乡下见不得钱。毛主席的话我记了一辈子。”
GAO JIAN根据《根据地 — 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文章和网络资料整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盛北光的“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