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初，我和崔田民又一次奉命东进鲁豫边区。
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到冀鲁豫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
由于那一带有了一定的群众武装,这次我们由山西高平县出发,只带了1个工兵排和1个炮兵排,总共不足100人。
黄克诚同志担心我带去的人太少,要我再带点部队。我把和崔田民研究的意见告诉他说:“太行山是日寇目前‘扫荡’的重点,更需要部队。根据我们的体验,冀鲁豫边区地带是把‘干柴’一点就能燃烧起熊熊大火。既然总部要求我们去扩大部队,你就放心吧!”
我们出壶关,经全涧,在汤阴以南宜沟过平汉路日寇封锁线的时候,正值春节。但车站附近的气氛同我们刚刚离开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相比,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节日的欢乐气氛一点也没有,寒风呼号,冰雪凛冽。看到的尽是成群结伴、携家带口的难民。孩子哭,婆娘叫,老人们拄着拐棍四处乞讨。衣是破的,碗是破的。他们失神的眼睛望着我们,也许因为不了解我们,眼神中似乎还有些恐惧。
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战士们心里很难过,他们谁也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地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一双双伸过来、干瘦如柴的手里,眼里却含着泪。
我们过平汉路,从五陵集渡卫河,在浚县与内黄之间的井店一带与刘震同志带领的一个大队会合。这个大队当时只有1个营的兵力,是从344旅3个团各抽1个连组成的。
我们从这里经濮阳到达鲁西南边上的东明地区,同地方党建立起来的两支游击队,组建成八路军冀鲁豫支队。
1939年3月，冀鲁豫支队在山东东明县成立。
左三为支队司令杨得志。
冀鲁豫支队由我任支队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后为政治委员),卢绍武任参谋长。支队下辖3个大队。
4大队是在“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拿起枪来一致抗日”的口号鼓舞下,背叛地主家庭的吴大明同志,拉起队伍组成的。
5大队主要是由当地一支成分相当复杂的部队改编过来的,大队长是胡继成。
这时整个支队约4000余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冀鲁豫边区由我们党统一领导的一支比较早的抗日武装力量。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精神,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开展工作比较困难、花力气最多的是鲁西南地区,也就是现在菏泽市周围的东明、定陶、曹县、成武、金乡、巨野直到梁山这一片。
荷泽又名曹州,是著名的牡丹之乡。据说从明朝嘉靖年代就开始种植这“花中之王”、有红、黄、蓝、白、黑、绿、紫、粉等多种颜色的三百多个品种。但我们来到的时候正值春末,不但不见牡丹,群众连粮食都吃不上,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荷泽东北的梁山县,是《水浒》故事中梁山泊英雄们聚义的地方。我们来到的时候,距宋江起义已近千年,只能看到一些传说中的“宋江寨”,“忠义堂”,“阮氏三雄故居”等遗迹。当时这里有两多:一是“响马强盗”多,而且几乎所有的“响马”头头都有绰号;二是土围子多,而且土围子都比较高、比较厚。群众的房子却很简陋,是用高梁秆糊上泥巴盖起来的。
由于受敌、伪、顽反动宣传的影响,我们刚到时,群众一见便往土围子里跑,跑进去就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男男女女抄起大刀、梭镖,架起土枪、土炮,大喊大叫着不许我们靠近,气氛蛮紧张的。
进不去围子我们就在外面做群众工作。围子里的群众见我们不攻打他们(他们知道凭我们的武器装备攻打他们是不成问题的),不侵犯群众的利益,慢慢地白天把围子门打开,让我们过路。
但只许过路不许停宿一一现在想,那也许是对我们的考验吧。后来,他们主动让我们在里面休息,有时还送些开水来。部队喝了水,一律付钱,不许有半点差误。
他们感到惊讶一喝点白开水还要给钱的部队,他们肯定是没有见过的。利用休息的机会,战士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来和他们一块打鬼子、打汉奸、打土匪的。
喝水给钱,因为开水是柴火烧的、而柴火是他们砍的。不仅喝水要给钱,损坏了盆子、碗也得赔钱,这就叫八路军的纪律。这样的工作崔田民政委和我都亲自做过。
这样的事情多了、有的青壮年就说:“你们这伙子队伍俺们看真不孬,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打得了鬼子和汉奸,保俺老百姓过安生日子。”有的老年人问:“你们叫什么支队,支队最大的官,有没有俺们这里的司令大呀?你们有多少兵?”那时候鲁西南土匪部队不少,司令多如牛毛,群众搞不清楚。
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分析了这些情况,觉得通过工作,群众在了解我们的基础上,对我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希望我们能打败日寇和汉奸,但又不那么相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取得群众的完全信赖,最有说服力的是打些胜仗给他们看看。
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四月底我们夜袭了金乡县城的日寇守军;接着在金乡县白浮图袭击了日寇的一个汽车队。
那天敌人没有准备(主要是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人“敢”打他们),一接火他们就跑,战士们一边喊一边放枪一边追,战果虽不大,但煞了敌人的威风,长了群众的志气。
群众说:“沈鸿烈(当时国民党山东省的主席)的兵听见日本人的马靴响就溜,八路军撵着日本鬼子的大汽车跑、厉害,‘邪乎’，中!好!”
六月,我们又连克曹县、定陶,歼灭了两个县城的反动武装两千余人。群众看到我们真的打了胜仗,原来的疑虑打消了,相信我们的战斗力了。有些青年人要求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我们帮助曹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支队,成立了民兵和民兵联防组织,还组建了“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妇救会等各种抗日团体。曹县县委也由秘密转到公开活动。曹县成了我们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之一。
当时日寇在鲁西南的力量并不大,有的县城只有个把班或者一个小队,最难对付的还是那些“牛毛司令”的队伍和“响马”武装,当然也有真正的土匪。
这些队伍的特点是成员复杂。有一部分人是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当汉奸的败类和坚决反共的分子;更多的却是满脑子“杀富济贫”思想的无业游民(流氓无产者)和极端贫困的农民。
后一部分人动摇性大,反复无常,和一些反动会道门有密切联系,又和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男的在外边“混事”(当兵)，老婆、孩子却在根据地,有时他们还回来探家,当然也了解我们的情况。
前一部分亲日反共分子大都与日寇和国民党有勾结,经常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不准群众和我们接近,否则以“通共匪”论处,甚至把无辜群众抓去送给日寇杀害。对待汉奸武装和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自然好办,但如何对待这后一种情况复杂的队伍,以至把他们改造成为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政策性很强,也确实不易。
我们确定首先惩治那些民愤最大的汉奸头子。有一个名叫白毛集的土围子,不但群众发动不起来,平时我们进都进不去。后来一打听,就是由于有几个汉奸头子趁我们不在时,经常打着日本旗威吓群众,谁要反抗,甚至说几句我军的好话,便被送给日寇或在当地杀害。
我们警告过多次,他们仗着自己有武器,硬是不听。于是,我们决定打他们一下。打这样的土围子,当时我们的力量还是足够的。战前,崔田民、卢绍武对部队说: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抓汉奸头子。抓住了决不客气,叫做杀一儆百吧!攻进土围子后,几个汉奸头子全被我们抓住了。
于是,我们趁热打铁,就地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其罪行,当场枪决。群众拍手称好,不少青年人马上报名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大大震慑了附近的顽固分子。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需要计谋。记得支队建立不久,上级要我们将五十多位从延安来的干部,护送到陇海路以南转交给新四军。我和刘震同志带着这批干部从东明县和曹县之间出发。
前面几十里地有个叫尹店集的村子,是我们的必经之地。这个村里盘踞着一股“响马“,但究竟有多少人一时搞不清楚。我们便派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唐毅山带一个侦案班先去侦察，见机行动。
唐毅山原来是689团的一个连长,跟韩先楚到冀鲁豫一带活动过,对这里的地理、民情、风俗习惯,乃至帮会的内幕都比较熟悉。唐毅山去了很长时间没有消息,我担心发生意外,便和刘震带部队往前赶,随时准备战斗。
我们刚赶到尹店集土围子外面,唐毅山却高高兴兴地跑来向我报告说:“那股‘响马’解决了。”我问:“怎么这么快?”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遍。
原来唐毅山伪装成敌人从开封派来的什么副官,带着几个侦察员趁黑夜闯进了围子,先捆起岗楼上两个呼呼大睡的哨兵,然后扑向司令部抓住了那个司令,缴了他们的枪,逼着他下了投降的命令,俘虏了他全部官兵280名。“连一枪也没放呢!”唐毅山兴奋地说。
对这些“牛毛司令”、“土皇帝”,我们的支队政委崔田民头脑冷静,很讲政策,又有耐性,做了大量的功能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转眼到了冬天,我们冀鲁豫支队已经发展到了17000多人。
冀鲁豫军区成立后,黄克诚同志从太行山率领八路军2纵队来到冀鲁豫同我们会合。他给我捎来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的一封亲笔信。左权同志是我一向尊敬的老首长,已经有几年没有见面了。听说是他的来信,我就追不及待地拆开来看。信是用毛笔写的,字体刚劲工整,内容简短亲切,大概意思：
得志兄：
现在二纵队大部分已经回到平原地区。中央决定我不再兼二纵队司令员了，由你担任这个职务。请你务必把部队带好。我很想念你和同志们。我们不久会见面的，到那时再畅谈吧!
我等待着与左权同志会面,等待着我们的畅谈,我有许多话要向他讲,也有许多问题要向他请教。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封简短的信竟成了他对我最后嘱托和期望。1942年6月2日,年仅38岁的左权同志,牺牲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与日寇激战的战场上了。
可惜的是,由于战乱,他给我的信没能保存下来。每当我想起这封信,总是深深地怀念他,想起在赣南、闽西的艰苦岁月,想起在艰难跋涉的长征路上,想起在陕甘宁战斗的日子里与他相处时的种种往事,左权同志诚恳、热情、朴实、谦逊和大智大勇的形象,好像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太行山边陵川县有座佛子山人称太行第一峰,海拔1800多米,古人形容“佛山之高,黄河之捷”,“俯视中州九千四百八十仞”。登峰远眺,黄水东流,云海翻腾,风卷大地。左权同志就长眠在这太行山的群峰之中。他和太行山永存。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黄克诚同志来冀鲁豫边区不久,6月,遇到了日寇1万多人分十一路的大“扫荡”。天上是飞机,地上是坦克、大炮、汽车、摩托——机械化加骑兵,来势极为迅猛,而且应该承认他对付我们也是有些经验了。
他的战法可以说有八条:一、集中兵力,有准备;二、歼我主力,而不单纯占点占线;三、战术慎重,分进合击与突然袭击相结合;四、夜行晓袭,走小路,住小村;五、夜间包围村庄,使群众不敢留我;六、与汉奸配合;七、使用毒气;八、夜间如受我攻击则死守到天明以待支援。
根据敌人战法的特点,我们向部队提出了四项要求:行动要轻装、秘密、迅速;侦察要日夜进行,情报要确实可靠;部队要多分散、多移动,四处迷惑敌人;不攻城。不占村,随时以有准备的遭遇战的形式消灭其有生力量。这也就是毛主席一再讲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法。
这次反“扫荡”打了整整13天。我们伤亡近700名同志,虽然失去了整个濮阳地区,却歼灭了敌人(特别是伪军)大批有生力量,胜利还是不小的。
这次反“扫荡”胜利不久,黄克诚同志奉命率领原冀鲁豫支队改编的新2旅主力和4旅到华东加入新四军了。他走后,留在冀鲁豫边区的主力部队只有3个团,一个是新2旅的4团,一个是军区独立团,再一个是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实际相当一个团的兵力)。当时由于日寇接连不断地大“扫荡”,各军分区的部队都在独立作战,军区能掌握的地方武装很少。要战胜大于我一二十倍的敌人,困难是空前的。
这时,中央军委发来电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继续留在原地坚持下来,还是去(江)苏北部地区发展根据地。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都知道,这是中央体谅我们的困难、爱护我们。
但是大家也知道,开辟冀鲁豫边区这块根据地是不容易的,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们的血汗。我们不能离开这里亲如父母兄妹的人民群众,也不能离开这块洒着烈士鲜血、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
我们向中央发电,代表全区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请求允许我们和人民群众一起坚持冀鲁豫边区的斗争。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将赵基梅、谭甫仁支队和当地几支游击队合编为有7、8、9三个团组成的新3旅，加上新2旅的4团和独立团,组成了新的第2纵队,去迎接新的、更加艰苦的战斗。同志们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打出来的,现在虽然暂时失去了一些,但终究是会夺回来的!
杨得志 1945年杨得志作为冀鲁豫边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七大”。前排左起：杨得志 傅钟 黄永胜 谭政 甘泗淇 张秀川
杨得志之子杨建华（中）到纪念馆参观访问
本文选自《杨得志回忆录》。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杨得志曾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京媒）：杨得志：组建冀鲁豫支队的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