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为90年前发生的那场损失惨重的——湘江之战说几句话。完稿之时，邀请方提出主旨改为“长城永在”序文。
其实，长城永不会再建，正所谓中国历史上两个朝代不修筑长城，一个是唐代，另一个是清代，前者强大到不需要建墙御敌，后者建了墙也没有用。今天，这两个因素都存在。但当我们将长城视作精神符号，这条长城必定永远处于修筑之中。如此，便打通了湘江之战牺牲精神与长城精神之间的血脉，二者相互印证，相得益彰。故下文不作更改，只不过读者需要进行语境转换。
说什么呢？只是历史钩沉意义不大，必须找到其间最耀眼且具现实意义的东西，以镜鉴当下，启示未来。
湘江之战，由于决策者失误而酿成中国革命史上一场最为惨烈的战役，此战使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以至于江湾处江水为尸体所覆盖，这才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之说。
如此巨大牺牲必富含精神元素，是崇高和悲壮？是艰苦卓绝、百折不挠？抑或其它什么。我向来认为败战比胜战引发的思考更深广。这类似于“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喜剧往往让人的情感浮在浅层，唯有悲剧才让人走向深刻。
因为长期从事精神信仰和价值观研究，尤其一年来致力于沂蒙精神研究，刚刚完成的沂蒙精神系列报告（10篇），贯穿其间的便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中的长征精神即包括湘江之战。前两天参加北京市委机关刊《前线》杂志编辑部的座谈会，特别强调精神大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我认为这属于“大党独有难题”的范畴。
湘江之战彰显出来的牺牲精神至大至高，让后人仰望，又是因为仰望而生追问，何为巨大牺牲的精神支点或力量之源？一般而言，人或集团的精神力量除了集团裹挟和环境迫使，主动而来的主要有三个：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利益驱动，职业意识和契约精神。
我们属于非宗教传统的国家民族，宗教在历代农民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有限，至少不似持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印巴分治中的200万人死于宗教仇杀。作为小农经济社会也不会形成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工业社会的职业精神。所以，动力之源多为物质利益驱动。直到孙中山在北伐军中注入了“三民主义”，才产生政治信仰。这种信仰一旦形成便生发出巨大力量，这由10万北伐军打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支北洋军的70万之众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更是如此。湘江之战中红军官兵产生出来的强大牺牲精神，除了基于“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一通律，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党进行的政治灌注和思想武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当我们的阶级剥削理论激发出“阶级仇”，一种强大的少有比肩的精神力量便催生出来。
问题是随着历史演进，这种优势开始面临挑战。今天再以“阶级仇”为精神力量的来源和激发途径，显然不再拥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因为将“命运共同体、文明新形态、共同价值”与“阶级仇，民族恨”置于同一时空会产生强烈的违和感，甚至形成自我矛盾与价值观冲突。
当然，精神困境并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当今世界性难题，包括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中华文化这三大文化圈都遇到这一原点性问题。从我们角度看问题，世界上有哪些正在发生发展着的重大国际事件会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大厦？俄乌战争、以哈战争、米莱的经济改革和特朗普将要推行的内政改革。俄乌战争颠覆的是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和运行秩序，以哈战争引发的中东变局推动伊斯兰文化加速衰落，米莱经济改革触及的自由主义经济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建构。至于特朗普的内政改革所以会溢出于世界，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在于美国对世界的全面影响力。
我一直认为特朗普与拜登的最大差异，一个是要钱，另一个是要命，也就是作为商人的特朗普一直挥舞关税贸易这根大棒，而拜登搞的却是意识形态。问题是中美博弈即便聚焦于经贸，也很难避免溢出于意识形态。比如，中国经济处在上行周期，中美博弈或尖锐冲突都可以经济的归经济，意识形态的归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的经济步入缓慢增长阶段，甚至阶段性下行，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必突出出来，进而溢出于意识形态或精神领域，这是我们的政治建构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的，也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有关。
挑战极其严峻，出路在哪里？各个文化圈似乎都没有创造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比如，世界上发生的暴恐事件大多与伊斯兰教有关，他们没有找到化解之策。美国总统大选反映出的基督教弱化后传统正在被颠覆，欧洲因移民难民导致的文化冲击愈演愈烈，这些都对精神系统产生冲击。只是借湘江之战而来的军人牺牲精神谈问题。为什么俄乌战场上有很多俄军官兵自杀？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继承苏军衣钵的俄军放弃了原有政治信仰改信东正教，即以宗教信仰支撑精神世界，而宗教信仰化作一个集团的精神大厦需要漫长的积累过程，至少目前未达到支撑战争中精神或灵魂的程度。
再看一下刚刚发生的叙利亚政府军闪崩，同样是缺少精神支撑所致，即叙军官兵找不到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力量来源与支撑点。比如，我为什么牺牲，为谁牺牲？如果维护的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可以牺牲，如果维护的是统治集团抑或统治者的利益这个牺牲就没有价值，或者说进行的是卫国战争牺牲产生意义价值，如果是利益之争而来的内战则无足够价值。似乎的问题还有很多，在没有很好解决前不要寄希望军人的牺牲精神和强大战斗力的激发。
话以至此，不能不评价一下我们的央视国际问题评论员的相关表现，从他们评论正在发生发展着的几场战争看，每每让人大跌眼镜，这说明没有足够的战略高度，同时不能真正把握“战争是政治继续”，而政治的先进与否反映在政权结构，其兴衰成败主要看人民性的存在，认识不到这些基础性的要素，等待美军主导的联军陷入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海洋”的尴尬就会一再重演。
就在以哈战争刚打响之时，以色列周边狼烟四起，我们的网络空间充斥着第六次中东战争即将打响的声音。我当时断言不可能发生围殴以色列的第六次中东战争，以哈战争唯一的不确定或悬念是美国和以色列会不会借机颠覆伊朗的现政权。原因很简单，一个未经现代文明改造的神权国家，一个不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的政权，不可能激发出整个国家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硬实力与软实力被碾压的情况下，只能是开局即知结局。更广阔的时空看问题，包括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瓦解，都呈现出闪崩和脆断特点，原因在于这种权力运行模式的最突出特点是掩盖矛盾，于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永远是安宁祥和，其实矛盾问题一步步走向临界点，只待一粒火星点燃火药桶。
问题呈现在面前，需要世界共同思考，各寻适合自己的出路。就我们自己来讲，既然“激情不再燃烧”，就需要找到新的精神支点。这是一个建模级工程，相对于拥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的难度要大很多。这一点对照法国巴黎圣母院复建开放仪式所营造的氛围，再回忆两年前英国伊丽莎白二世下葬时大主教所说的话，“现在让我们从棺木中移除所有权力的象征，以便让我们的姐妹伊丽莎白能够像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一样被葬入墓中。”这是非宗教传统民族难以感知更无法获得的精神来源和归宿。
我们要走自己的精神大厦建设道路，需要从两个方面发力，一个是共产主义信仰要进行时代化解读，包括其为精神目标还是社会目标，抑或兼二有之。同时要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引入政治契约与政治伦理。另一个是文化家园建设要有实质性突破，要跳出世俗行为神圣化的范式，包括政治、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道德、道德人物、道德事件神圣化。因为世俗之人或事即便一个阶段可以走上神坛，但时过境迁总会跌入尘埃。与此同时“固本培元”首先要弄清本和元是什么，比如我们习惯讲中华民族精神，总是大而化之缺少实质不行，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这个精华就需要萃取。我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其精神特质和主脉包括：春秋的思想、汉代的开拓、唐代的包容、宋代的人文与当代的政治，这需要挖掘并形成思想体系。
大路径完成后再往其间丰富精神因子，比如精神需要悲剧元素。悲剧意味着牺牲，唯牺牲才能走向崇高。我们是喜剧心态的民族，再大的苦难都可以找到逃遁之路，但这种心态和方式只会消蚀崇高。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由此影响着西方的人文性格，进而有了一批思想家前仆后继突破宗教禁忌和政治禁忌，创造出新的思想和文化，推动人类文明前行。我们要想催生一批高尚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推崇和培育悲剧而来的崇高。
这个过程中需要双向努力，特别是思维和观念上的突破。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既然知识分子是或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就应当承担起建言和谏言的责任。虽然要求这个群体或阶层确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不可能的事情，至少不要堕落为“精致利己主义者”。从职能部门角度讲，其有责任规范知识分子的行为，但处理那些富于担当精神的学者时确应慎之又慎，要为国家利益负责，要保证自己的行为经得起历史考验，并为公众所理解所认可，稍有牵强就会形成风向，甚至形成寒蝉效应。因为消灭担当精神易，培植这种精神难。这方面要特别注意总书记要求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听得进知识分子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两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能够更好地应对波诡云谲的国际风云，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至少避免出现央视评论员和网络大V“从没说对过”的可叹可怜可悲。
12月8日，写于《血战湘江》纪念邮简即将印行与“长城永在”书画展开展之际
百度-公方彬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老兵方阵）：公方彬：当下最奇缺的是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