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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初，29岁的李星华和16岁的弟弟李光华，在周作人的帮助下，顺利离开北平，辗转四个月后平安到达延安。
在延安，李星华与丈夫贾芝团聚，与哥哥李葆华重逢，但她想念留在北平的妹妹李炎华、弟弟李欣华，更怀念长眠于北平的父母——李大钊和赵纫兰。
1943年，李星华写下了回忆父亲的文章《十六年前的回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1950年，回到北京的李星华，到师大女附中担任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已收入语文课本。
按照李星华的教学惯例，这篇课文也照例由她先朗读一遍：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李星华的学生言青后来回忆：那一天，当李老师读到，她和母亲从报上得知父亲被执行绞刑，伤心过度，昏死过去那一段时，哽咽得再也读不下去，我们的心里也很难过，不约而同地走上讲台，围在泪流满面的李老师身边，陪着老师哭泣起来。
李大钊自在苏俄使馆兵营被捕到被执行绞刑，仅仅相隔22天时间，社会团体、各界名流、政要显贵纷纷伸出援救之手，呼吁张作霖切勿残害国家栋梁之才，张学良也进言规劝“放李一条生路”。
张作霖一直教导张学良“江湖就是人情世故”，为何这次如此不顾体恤民意情面，执意要杀李大钊？！
只因李大钊等人从苏俄盗来了“赤火”，树起了“赤旗”，建立了“赤党”，“赤党”南联孙中山、北盟冯玉祥，以苏俄为外援，誓要打倒旧军阀，砸烂旧世界，并发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样震动寰宇的预言。
窃国贼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奉、直、皖三大派系，相互之间，倾轧争斗，无休无止。北洋政府犹如历史上东周、东汉末年的中央政权，名存实亡，苟延残喘。它外不能御邻敌，使外蒙古得又复失，内不能统政令，致诸侯割据、盗贼蜂起。华夏大地，江南塞北，大小军阀，无日不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大胜奉系的张作霖，张作霖败退关外后，以“勿忘吴耻”之决心，起用“郭鬼子”郭松龄、“小六子”张学良等少壮派整军经武，养精蓄锐，伺机复仇。
直系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利令智昏的曹锟却贿选总统，大丑闻令全国哗然，也令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对其渐生怨隙，加上吴佩孚又一直压制冯玉祥，非池中之物的冯玉祥便有了反直之心。
奉张经两年苦心经营，海陆空三军实力大增，元气满满。张作霖便派人四处串联，南联孙中山，北拉段祺瑞、阎锡山，又在直系中找了个内应冯玉祥，约定共同反直。
冯玉祥又在南苑昭忠祠草堂中与孙岳、胡景翼结成同盟，同心反直。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点将于中南海四照堂，令冯玉祥出古北口经赤峰赴开鲁，令孙岳镇守北京……布置停当，大军开拔山海关。
直奉大军鏖战榆关正激，冯玉祥却走百里返八十，走走停停，待北京城空虚时，全军从古北口秘密返京，在孙岳、何遂的接应下，不费一枪一弹控制了北京城，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史称“北京政变”。
吴佩孚见老窝被端，老帅被囚，即离阵回援，并电南方各省发兵靖王。没想阎锡山指挥晋军杀出娘子关，控制京汉线，段祺瑞门生山东都督郑士琦领军扼住津浦线，孙中山从广东开始北伐，南方各军遂皆被牵制，不能北上。
奉军及混在直军中的胡景翼军又截断滦河大桥，使天津、山海关的直军被分割包围、腹背受敌。
山海关的直军先见主帅吴佩孚脱离前线，现又见退路被堵，补给中断，军心大乱，士气尽失。在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部的猛攻下，溃不成军，尽皆降奉。
吴佩孚在天津知事已不可为，仰天长叹后，在大沽口乘上一艘运输船浮海南逃，落魄黄州。
想想一个月前四照堂点将何等威风，如今只能终日躲在船上“举杯独酌看周易”，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恨便刻骨铭心，深入骨髓。
反直同盟大获全胜后，便开始瓜分地盘，奉系得热、津、鲁、皖、苏、沪，自黑吉辽开始，自北向南绵延千里，形成一字长蛇阵。张作霖领受东北边防督办之职，志得意满，对部下豪言道：“北自白山黑水，南到大江上下，全是咱奉军牧马的地方。”
冯玉祥领受西北边防督办之职，得京、豫、察、绥、陕、甘（当时青海、宁夏还未从甘肃分出）等地，冯的盟友胡景翼驻河南，孙岳守陕西。
在冯玉祥的坚持下，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政，段在张的暗示下，以临时执政的名义进驻中枢，孙中山抵京后，徒劳无果，悲愤交加，终因病而陨殁北京。
冯玉祥由此称奉张为“胡匪”，传到张作霖那里，张便骂冯为“逆臣”，两人间隙愈深。张作霖又在天津设下鸿门宴，幸得韩毓珣暗通密信相助，冯玉祥才得以在席间以如厕为名逃出生天，免死于刀斧之下。安全返回北京后，冯即与张分道扬镳，昔日盟友成为兵戈相见的仇人。
冯玉祥在谋臣武将辅助下，驻扎于张家口，潜心开发塞北边陲，派得力助手蒋鸿遇进军甘肃后，又派秘书毛以亨到北京邀请故人李大钊、徐谦到张家口共商大事。
李大钊自与陈独秀相约建党成功后，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大推手，他于1922至1924年曾两下广州，三赴上海，四跨长江，不辞辛劳，忘我奔波，终于促成孙中山下定决心，同意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着手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
黄埔军校、黄埔学生军便是国共合作、苏俄援助下的结晶，后成为8万南方北伐军的核心中坚力量。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同时成为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总负责人。
冯玉祥出身寒微，同情劳苦，嫉恶如仇，忠勇爱国，他一手带出的国民军严格执行“爱民不扰民”的纪律，作战勇猛，天下无敌。
李大钊慧眼识英雄，1922年冯玉祥担任陆军检阅使时，李大钊主动到南苑军营造访，冯对大名鼎鼎的守常先生尊重有加，热情接待。因李大钊的老师白雅雨，是冯玉祥滦州起义时的革命领路人，共同的恩师增进了两人的友谊。
中共中央根据李大钊的报告，作出“目前北方的军事工作，唯一即是帮助国民军”的决定。北京政变后，李大钊更是频繁的接触冯玉祥，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将冯玉祥介绍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冯玉祥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谈越接近，于是我们的思想和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
冯玉祥与国共双方的联合以及争取苏联军援等实质性问题，都已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
李大钊此次与孙中山的代表徐谦到张家口后，冯玉祥谢绝一切宾客，闭门与李、徐二人洽谈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因此，李大钊第一次到张家口，主要解决了苏联对西北军的军援问题。
半年多后，第一批武器装备经蒙古国运抵西北军驻地，“苏方为西北军提供步枪25000支，机枪140挺，手枪9000支，电话400门，防毒面具3万件，大炮42门，飞机21架，连同弹药总计达4000余万元，大大改善了西北军的装备。”
除提供武器装备以外，苏联还向西北军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帮助冯玉祥建立了各种军校和武器弹药厂。驻守河南的胡景翼也向李大钊积极靠拢，要求解决军援，李大钊同样给予最大帮助。
1925年5月初，李大钊第二次抵达张家口，与冯玉祥详谈在军中开展政治工作，走联俄联共之路。冯玉祥同意了李大钊的方案，首先选派一批团以上干部赴苏学习，不久李大钊选派宣侠父、陶新畲、钱清泉、蒋挺松等一批共产党员进入西北军，担任师级政治部主任或创办报纸。
经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西北军士气旺盛，战斗力大为增强，冯玉祥对宣侠父曾有“你一张嘴顶得上200门大炮”的评价，充分说明共产党对西北军思想改造的成功。
这也为以后刘伯坚、邓小平、魏野畴、刘志丹、陈乔年、徐向前等200多名共产党员进入西北军打下了基础。
李大钊一去张家口，解决了苏联军援问题，二去张家口，解决了政治工作问题。
而团结争取冯玉祥的西北军，只是李大钊工作中的一部分，他派张太雷到天津，派罗章龙到河北，派陈为人、李震瀛、任国祯到东北，派张一悟到甘肃，派魏野畴、王森然到陕西，派多松年、张良翰到绥察……
“从1920年10月北京早期党组织建立到1927年4月李大钊牺牲，6年多时间，李大钊通过北京党组织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到北方各地建立中共组织，在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山东、河南等北方广大地区及西北军中建立了23个地委和100多个独立支部，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
李大钊既是马列主义的盗火者，也是火种传播者，他更像一根导火索，燃烧自己后，引燃了北方大地的星星之火。
奉张的胡子军队入驻上海，动了闽浙两省军阀孙传芳的奶酪，于是孙传芳也开始四处串联，他联络冯玉祥、阎锡山及苏皖赣鲁等地军头一起反奉。
孙传芳对部下讲，奉军自北而南成一字长蛇阵，要破它并非难事，譬如一捆绳子堆放在一起，你很难斩断它，但如果把它捋直了，用剪刀就可以轻松的把它剪成一截一截，这就是孙传芳破奉的“剪绳策略”。
孙传芳指挥闽浙军队做了第一把剪刀，首先攻下了上海、南京，为壮声势，又电请吴佩孚出山就任14省讨逆总司令，想让其成为伐奉的第二把剪刀，又请冯玉祥从河南攻打山东，做第三把剪刀，但冯玉祥一见吴佩孚转瞬之间又要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就爽约退出了这个行列。
冯玉祥的爽约，并不说明他不反奉了，他胸有大志，在李大钊的策划支持下，策反了张作霖的虎将郭松龄反奉。
经行人奔走联络，冯、郭双方代表签订密约共同反奉，“李大钊派钱公来、朱霁青、任国桢等中共党员在哈尔滨马家沟设立机构，一旦郭打进奉天，由苏联从黑龙江接济郭军弹药，帮其巩固东北。”
郭松龄于滦州起兵，尽发奉军精锐，步炮联动，一路猛攻，克秦皇岛、山海关后，又陷大凌河防线和锦州城，攻至新民、营口城下，预备兵分两路，一举拿下奉天（沈阳）。
张作霖接连闻报战败消息，已生下野之念，一面备足细软现款准备逃往旅顺日租界，一面派杨宇霆加紧同日本人勾结。最终为了“借日抗郭”，张作霖在日方已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当时，在场的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曾透露过细节。
《民国日报》遂登载“张作霖已向日本出卖超过袁世凯‘二十一条’的主权，以换取日方出兵四万相助……”
“日张密约”草签后，日本出兵与奉军联合作战，郭松龄夫妇兵败身亡。
郭松龄反奉的结果，使张作霖关内地盘尽失，沪苏皖赣被孙传芳所得，天津热河被冯玉祥收纳，但总算因“日张密约”，保住了东三省，
秘密党员邵飘萍在郭松龄反奉之时，公开在报上撰写文章支持郭松龄，李大钊指示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任国桢，同苏联驻哈领事馆洽商由苏联从远东向郭军提供军援，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本党反帝反封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条约……”，东三省留日同乡会受李大钊的影响发表宣言“张作霖出身绿林，性本残暴，罪恶滔天……张贼不惜勾结外寇，借日军援助坐使郭公功败垂成，身遭屠戮，而关外锦绣河山已成日寇囊中之物……”
凡此种种，使张作霖确信，“郭鬼子”的反叛完全是受了“北赤”冯玉祥和“苏俄”的支持，在恨透了冯玉祥和苏联的同时，更迁怒于帮助冯玉祥制订策略的李大钊。
郭松龄反奉后，冯玉祥得益最大，他的地盘东起山海关，西讫玉门关，一字长蛇阵宛如万里长城一般。
除了吴佩孚、张作霖记恨冯玉祥外，阎锡山也对冯玉祥冷眼相看了。
阎锡山的雁北幽云之地，冯玉祥派重兵驻扎于旁，虎视眈眈，令阎锡山犹如亡刺在背，当吴佩孚、张作霖二人以“讨赤”为名联络阎锡山反冯时，阎锡山一口应允。
于是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为免战端，通电下野，李大钊三到张家口，为冯玉祥办好了访苏手续。
但冯玉祥的通电下野和出国考察，并没有阻止战端再起，西北军在退出京津两地后固守南口，与吴、张联军在南口大战四月有余，南方粤桂两省的国民革命军把握住了南口大战的有利时机，乘两湖空虚之际出师北伐，很快就打到了湖北汀泗桥。
客观的说，西北军在北方蒙受巨大损失的同时，换取了南方北伐的顺利。
西北军主力在攻坚雁北大同、天镇等要地时，在天镇碰到了最牛钉子户傅作义，始终未能将其拔除。最终西北军只能从南口、雁北全线撤退，一路向西溃退。晋军顺势占领绥远，自此阎锡山的晋军变成了晋绥军。
时河南的镇嵩军又袭扰西北军后方，猛攻西安，杨虎城、李虎臣开始“两虎守西安”，李大钊连发三封加急电报催促冯玉祥赶快回国，又安排于右任、马文彦赶赴苏联催冯回国，以期南北双方共同消灭直、奉军阀。
经李大钊电报斡旋，冯玉祥与苏方代表谈妥军援之后，携刘伯坚、马文彦等人一同回国，到达五原后收拾残兵旧部，军力马上恢复到十多万人。
冯玉祥与李大钊密函往返，诚邀李大钊担任西北军政治部主任，并希望多派政工人员进入部队。不久，中共中央就派方仲如、陈乔年、邓小平、魏野畴、刘志丹、史可轩、许权中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到西北军工作。
五原誓师后，西北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李大钊又派人给冯玉祥送去密函，为西北军最后一次筹划了方略方针，即“固甘援陕，兵出潼关，联晋图豫，会师中原”。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为此又想方设法争取“阎锡山向革命阵营靠拢。”
1927年3月，李大钊把各派军阀布防的情报写成密函，派人送到西安，供冯玉祥进军河南作参考。李大钊之所以几次三番不肯离开北京，为西北军收集、传递军事情报，保证南北两支革命军北伐成功应是最重要原因。
冯玉祥忠实执行了李大钊的方略，西北军首先穿越荒漠，兵分七路从甘肃进入陕西，解救了被围八个多月的西安军民，使陕甘两省成为坚实的后方基地。师出潼关后，西北军一路过关斩将，克铁门、龙门、黑石等险要关隘，陷洛阳占郑州，与北伐的第一集团军会师郑州，李大钊预定的所有战略目标全部达成。
西北军参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与南方的北伐军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壮阔壮烈。西北军的兵马也迅速壮大到40万人，达到其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
李大钊虽困守北京，却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胸中的文韬武略可见一二，惜乎英雄横遭不测，英年被害，不然中国的近代史真的会被完全改写。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即接张作霖的密电，通令通缉李大钊，李鸣钟、鹿钟麟将李保护在西北军的京畿卫戍司令部。西北军撤出京津前，李大钊通知大批革命党人撤离京津地区，自己则接受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从翠花胡同8号秘密迁入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
奉军进驻北京后，以“讨赤”为名大肆通缉、抓捕、杀害进步人士，李大钊亲自发展的秘密党员邵飘萍，因未及时动身而被抓捕，两天后即被枪杀。邵飘萍罹难不足百日，林白水又遭枪杀，留下“萍水相逢百日间”的凄怆故事，他们两人后来都被追认为烈士。
张作霖的部下四处搜寻不到李大钊的踪迹，张作霖又眼巴巴的看着冯玉祥由苏返国，大败的冯军东山再起，在苏联援助下，不但解了西安之围，如今又集结重兵于潼关，准备进军河南，卷土重来。
张作霖大骂京师警察厅、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都是一帮酒囊饭袋。
这帮酒囊饭袋经过一年的侦查，终于锁定了李大钊的匿身之所。
他们首先抓捕了李大钊的学生李渤海，“李渤海经不起拷打和诱惑，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将李大钊隐匿于东交民巷的情报及其他党员名单供出。”李渤海是继张国焘之后，第二个出卖恩师李大钊的学生。
接着，“大批军警和特务化装成车夫、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国兵营门口窥视。凡是兵营出来的人，都有特务盯梢，直至拷问逮捕。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特务秘密逮捕的。为了弄清俄旧兵营内部的情况，他们还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之机，派遣四名暗探化装打入内部。据当时北京《晨报》报道，这几名暗探在在旧俄兵营中经过3个月的侦探，‘所有当中的一举一动，俱已调查明晰，并经绘图报告。’”
张作霖又命汪大夑与日、英、美等五国驻华公使团联络，公使团仇视赤色苏联，遂默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苏联使馆。
“1927年4月6日，清明节，张作霖一大早即派出宪兵一百名，警察一百名，便衣侦探一百五十名荷枪实弹的开进东交民巷，对苏驻华使馆、远东商行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处进行武装搜捕，自民国成立后，这是中国的军警首次公开进入外国使馆区。”
三百五十名军警的总指挥、京师警察厅的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在苏联使馆门前举手一挥，数名彪形大汉就朝着使馆大门撞去，里面的苏联工作人员见有人强闯使馆，当即鸣枪警告，枪声刚落，大门即被撞开，苏联人被缴械。
苏联使馆工作人员鸣枪警告的枪声，就是李星华听见的“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便是一阵纷乱的喊叫”后，大搜捕全面展开。
五六十人被逮捕，其中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十五人（苏联《真理报》则报道有70多名中国人和22名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同遭逮捕），拉走文件资料7卡车，张作霖命俄国通张国忱召集人员翻译、整理这些文件，期望发现有组织暴动的计划和苏联准备出兵的重要证据，结果什么也没有。
张作霖抓住了李大钊，非常得意，重赏了汪大夑，又指示杨宇霆：“一定要让李供出中共北方地区和东三省的中共人员名单。”
感天动地的大营救，惊天动地的狱中就义，催人泪下的善后事宜，无一不让人感到李大钊确是党内排名第一的“圣人”，确是国家栋梁之才的“国士”。
当刘伯坚把李大钊遭逮捕的消息告诉冯玉祥后，冯跺脚大骂张作霖，拔出手枪，顶火上膛后向空中连开数枪，咬牙说：“等咱打到北京，一定要抓住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胡子’，守常先生乃当今国家栋梁，如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他姓张的不得好死。”
冯玉祥随即又让人拍发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
杨度事发前曾从汪大夑口中得知奉张要对苏联大使馆动手，急遣长子杨公庶向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又派人通知李大钊身边工作人员范鸿劼，李大钊据此情报又转移出数名同志。李大钊被捕后，杨度更是毁家纾难，卖掉细软房产，作为营救李大钊的活动经费。
梁士诒、杨度、罗文干面见张作霖，章士钊游说奉系要员杨宇霆，范熙壬亲笔写信给杨宇霆，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九校代表拜访张学良，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也在召集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目的只有一个，李大钊“请交法庭依法审讯”。
陈独秀感念李大钊的救命之恩，闻听李大钊被捕的消息急得跺脚失声，迫于情势，只能写信代转义侄张学良，望其宽宥李大钊，又与宋庆龄先后发表讲话，“揭露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无耻行为。”
公民李公侠致书张学良，请宽赦李大钊，书中列举了10条宽大的理由，其中第8条写道：“且李氏，师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此论奖掖行德，而宜主宽大。”
《世界日报》报道，“李大钊等被捕后，各方面营救甚力，兹闻又有李之同乡白眉初、李时，武学易、李采岩（言）等三百余人，联名呈请释李。”呈文中说，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乡关系，愿保留李大钊之生命。”
张学良、杨宇霆盛情难却，分头向张作霖求情，恳请“放李一条生路”，皆被张作霖一顿训斥。
张作霖耗时一年之久探明李大钊的藏身之所，暗通五国公使团获得进入使馆区的特权，又不惜与苏联绝交甚至交战的代价，在苏联使馆搜捕李大钊，足见其对李大钊的仇恨之深、抓捕李大钊的决心之大和杀害李大钊的心坚如铁。
为体现他的人情世故、顾恤民意，张作霖故意向张宗昌、曾琦、阎锡山等人函电询问如何处置李大钊，这些人尽皆体会张作霖的真意，纷纷回电“渠魁不除，终究危险”、“务必杀掉李大钊”、“严肃处理”等等，只有阎锡山一人未曾复电。
张作霖每遇人来求情，就拿出这几封电报示人，说是部属民众坚决要求杀李大钊。
李大钊自被捕后，经受严刑折磨，不曾透露一丁点党内信息，张作霖又遣杨宇霆以高官厚禄招降李大钊，李大钊答曰：“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经冯玉祥、于右任指示，刘伯坚、张兆丰、许权中派人前往长辛店通过北方铁路总工会组织工人武装劫狱。李大钊闻知，认为这是极端的冒险，坚决不同意，捎出口信：“我个人被捕为革命牺牲，虽是光荣的，但已使我的党遭受巨大损失，这是我的罪过，不能因为我再让同志们冒险牺牲，希望党组织不要再为营救我而费心，多保存些革命力量。”
李大钊自知必死，写下《狱中自述》，却“通篇无一言提及家庭私事，无一语关乎自身安危，字里行间所关心的全是国家民族的命运，阐述的全是他救国救民的主张。”
李星华在另一篇文章《回忆父亲李大钊》中写道：“父亲在狱中十几日绝口不提家事，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个人的利益和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李星华在《十六年前的回忆》中继续写道：“十几天（注：应为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这是李大钊与亲人们见的最后一面，这次庭审后的当天下午，李大钊与其他19名革命党人，一起被执行了绞刑。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孀妻弱子的悲伤凄婉，实难形容于笔端，解放后的李星华，给学生们朗读课文至此，怎能不因往事重现而伤心哭泣！
远在潼关的冯玉祥，从泪流满面的刘伯坚手里接过一份日本人的《顺天时报》，看到报上李大钊的遗像，“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冯的脑海中掠过，北京政变，南口大战，五原誓师，固甘援陕，联晋抗奉，策应北伐……哪一项决策不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啊！冯眼前模糊了，他扔掉报纸大声痛呼：‘失我益友也，益友离我也。’”
接着又“悲伤的哭喊：‘失我良师也，良师不复存也。’随后放声大哭。”
冯玉祥下令全体西北军为李大钊披麻戴孝，隆重悼念，并在潼关举行痛祭李大钊大会。
冯玉祥为痛祭大会亲笔书写挽联：“革命者虽死，精神永留；后死者责任，向贼猛攻。”横联是“继承遗志，奋斗成功。”
“是日上苍泪流，天降细雨，全体官兵军帽顶白布，腰间挂白幡，枪杆、刀头用白布缠绕，战马挂着白纸绣球，炮车上披着白纱，万人肃立听冯高声念着哀诗，在冯的带领下高唱国际歌和岳飞的满江红，悲恸的哭声和壮烈的歌声，沉痛的泪水和天降的雨水汇在了一起。挽联升空时大炮轰鸣100响，军号长鸣，战马长嘶，随着冯玉祥一声口令‘立正——敬礼’，全场数万官兵手致军礼注视挽联徐徐升天，冯玉祥三次举杯奠酒飘洒。”
在北京，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在周作人、沈尹默的暗中收留保护下，幸免于牢狱之灾，后又在周、沈等人的帮助下，化名杨震留学日本。李大钊的同乡挚友、著名地理学者白眉初拿出三百大洋为李大钊购棺木、置寿衣。
李大钊灵柩暂厝浙寺南院整整六年后，在赵纫兰的奔走恳求下，由北大校长蒋梦麟领衔北大同仁周作人、胡适、傅斯年、沈尹默、钱玄同、马叙伦、许德珩等13人联合发起，共担公葬重任。13位发起人向社会广泛发起了募捐活动，许多外地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其中，鲁迅捐款50元，李四光也捐了款，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虽然很多人和李大钊政见不合，甚至有论战，但都为李大钊的人格风范所折服，因此在他牺牲后都慷慨捐赠，希望他的遗骨能早日入土为安。经统计，此次捐款人数达94人，一共筹得捐款2377元。
公祭李大钊时，白眉初不仅再次捐款，还亲自书写了挽联：“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这是北平青年学生献给李大钊的挽联。
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以河北省革命互济会的名义为李大钊刻制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十三个大字，碑额上方镶刻着镰刀斧头图案。这块珍贵的墓碑当时无法公开树立在李大钊墓前，只能和李大钊烈士同埋于地下。
李大钊落土为安一个多月后，赵纫兰谢世，李葆华、李星华兄弟姊妹五个成了孤儿，幸得李大钊旧日亲友和地下党的救济帮助，他们全部平安无事，还继承父志参加了革命，迎来了胜利解放。
假如李大钊不死，或许冯玉祥就不会投蒋清共，假如李大钊不死，可能中国近代史真的会完全改写，但历史永远没有假如，有的只是扼腕叹息和仰天长叹。
但冯玉祥的分共清党，与蒋介石、汪精卫等集团完全不同，据现有披露的史料，他没有杀一个共产党人，甚至对被通缉的邓演达，也是礼送出境。
240多名在西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在郑州天主教堂被冯玉祥宴请后，一律发放路费，礼送出境。
这240多名共产党人利用原在西北军的工作基础和人脉关系，在以后的岁月中与西北军有千丝万缕的工作联系，先后策动了赵博声、董振堂部在宁都起义，高树勋部在邯郸起义，吴化文部在济南起义，孔从洲部在巩县起义，张克侠、何基沣部在贾汪起义……
西北军将领吉鸿昌、赵寿山等先后弃暗投明，冯玉祥在泰山营救刘思慕、在南京保释浦化人，赵寿山暗中营救蒙定军等30余人，杨虎城在皖北、西安两次营救南汉宸等人……
冯玉祥的40万大军在中原大战后土崩瓦解，西北军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被蒋介石分解改编后星散各地，其中镇守陕西的杨虎城部，中共党员在其内部如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杨虎城在1926年申请入党被拒后，仍不与共产党为敌，继续与共产党合作。他与红四方面军签订“巴山密约”，使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陕南根据地发展得兵强马壮，他接纳共产党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主张，与张学良联手发动了改变整个中国政局的西安事变，使九死一生的红军再次转危为安，从而扭转了历史进程，促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变和一个历史新阶段的开始。
这一切的一切，皆应归功于革命先驱李大钊！是他，在西北军中播下了红色的种子，留下了红色的基因。
西北军因李大钊而名垂青史，中国革命因西北军而保存了有生力量、加快了革命胜利的进程。
1982年，为了更好地纪念李大钊烈士，学习李大钊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邓小平为陵园石碑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1997年8月，在李大钊家乡乐亭县，修建了李大钊纪念馆。
2009年，在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学习他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学习他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米外）：李大钊与西北军的真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