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杨成武、杨勇是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群体中杰出的代表，1955年均被授予上将军衔。“三杨”在建国后都曾较长时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其中杨得志担任了七年多总参谋长，是建国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参谋长；杨成武也在非常时期担任过两年多的代理总参谋长；杨勇曾协助邓小平主持总参全面工作，一度是总参谋部的实际负责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杨勇作为拟定的总参谋长人选，最终却与总参谋长一职擦肩而过。
杨勇，1913年生，湖南浏阳人。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原部队均并入），下辖红一师、红二师和红四师，杨勇曾先后担任过红一师和红四师政委。抗战全面爆发后，杨勇历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兼政治委员、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为开辟和建设鲁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杨勇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第一纵队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平汉、邯郸、定陶、巨野等战役。随后率部随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淮海战役中协同兄弟部队全歼黄维兵团12万余人。1949年初任第二野战军下属三个兵团之一的五兵团司令员（三兵团司令员为陈锡联、四兵团司令员为陈赓）。同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尔后率部进军大西南，参加解放贵州、成都等战役。在解放战争时期，杨勇战功突出，被誉为“刘邓手下军政兼优的将才”。
1953年4月杨勇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等职，组织指挥了金城战役，取得巨大胜利。1958年10月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历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1966年5月，“文革”爆发，杨勇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和迫害，被揪斗批判并一度入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杨勇重新工作，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杨勇赴新疆工作，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到新疆后，顶住“四人帮”的压力，着力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作出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逐渐向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
在1976年的多难之日，对于日益升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其他地区都已开展，杨勇坚持新疆军区“按兵不动”。乌鲁木齐随即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诬陷他是新疆“搞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 “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但杨勇仍不为所动。
◆1958年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右）受到毛泽东接见。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内部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仍有不同意见。杨勇决定到南方走一趟，一来治病疗养，一来为小平同志的复出制造舆论。杨勇和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前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一道南下。在广州期间，许多老同志见到杨勇、罗瑞卿后，纷纷提出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还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杨勇通过叶剑英之子叶选平向在中央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叶帅反映了罗瑞卿和他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四五事件”平反。
1977年2月，杨勇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首先他去西山看望了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关切地询问老首长的身体状况。在当年的邓政委面前，杨勇毫无拘束，畅所欲言。6 月，杨勇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在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的报告材料中，杨勇特意提到：“金主席、吴振宇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197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杨勇为中央军委委员、列席常委。9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杨勇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协助兼任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的杨成武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不参与总参日常工作。
杨勇在“文革”前就担任过副总参谋长，不过那时他的工作重心在北京军区。他深知总参作为中央军委的办事机关和全军的军事统帅机关，肩负责任重大。杨勇到任后，用很大的精力抓对“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工作，想尽快使总参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以便集中精力抓全军的军事建设。
杨勇到任时，总参机关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第一、第二战役”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由于“文革”遗留问题很多，总参有的单位领导班子“软、散、懒”现象突出。总参党委决定在继续抓好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同时，解决总参存在的作风、纪律问题。同月，总参机关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座谈会，部署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杨勇讲话，要求通过剖析“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极大混乱的罪行，彻底消除其流毒和影响，做好清查工作。
◆1972年秋，萧克（左起）、王诤、杨勇、李达在一起。
1978年4月20日，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发出《关于“三查三整”的通知》，决定在机关开展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和整顿“软、散、懒”、整顿官僚主义、整顿文风的“三查三整”运动，同时下发了查整方案。杨勇和总参党委认真贯彻邓小平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指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组织领导“三查三整”工作，使总参的揭批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了积极成效。
杨勇和总参党委还重点抓了总参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杨勇认为，干部工作事关全局，是很敏感的问题，在干部使用上一定要秉公办事，坚持党委集体决定，坚持五湖四海，坚持德才标准，坚决不搞小圈子，要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杨勇不仅这样要求，而且首先从自己做起。总参部局领导班子调整，他的老部下一个也没有调。
1978年5月，全党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杨勇等总参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认识明确，抓得比较早，这对于总参的拨乱反正，大胆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揭批查运动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总参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也逐步展开。在总参党委和杨勇主持下，到1978年底，总参为在“文革”中受审查和批判的干部落实了政策，为432人平反昭雪。同年12月30日，总参谋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52名军以上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杨勇主持大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迟浩田代表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宣布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张爱萍等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宣布撤销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为无故受牵连的干部彻底平反。这一系列举措有力促进了总参的各项建设。
1979年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杨勇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杨勇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后，更加重视部队建设和总参的自身建设，进一步参与全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决策。
对杨勇在总参谋部的作用和地位，军内人士当然知晓。在对外交往中，却出现过“小花絮”。1978年6月，杨勇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铁托总统没有会见。原因是对方认为杨勇是副总长，地位不够。实际上那时总长名义上是邓小平，主持常务工作的却是杨勇，可人家外国人搞不清楚。不久，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长回访中国，邓小平接见了他。杨勇负责日常接待，南斯拉夫总长这时对杨勇说：我明白了你在中国军队的身份，我接待你的规格不够啊。
杨勇在总参谋部的工作受到邓小平等军委领导的充分肯定。1979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由于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兼任着总参谋长，事情太多。中央决定，邓小平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并在此次军队领导干部调整中统筹考虑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经过几个月的谋划运作，调配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1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再次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耿飚主持，成员包括：耿飚、韦国清、杨勇、王平、王尚荣、梁必业、洪学智、萧洪达，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杨勇时任军委副秘书长、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副总参谋长，位列耿飚、韦国清之后。军委办公会议建立后，不再设军委列席常委。
◆1960年， 杨勇与杨成武(中)、杨得志(右)在一起。
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按照邓小平等军委领导的设想由8人组成，除军委秘书长耿飚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萧洪达参加之外，三总部各有两人参加（据《洪学智回忆录》中介绍）。从当时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职务看，总参谋部有杨勇、王尚荣两人，总政治部有韦国清、梁必业两人，总后只有第一政委王平一人。而且总后勤部部长张震不在其列，反而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位在其中。张震原来和杨勇、梁必业同为军委列席常委，此时不在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之列，是因为中央军委已经考虑安排其新职务，由洪学智接替他的总后勤部部长职务。
11月4日公布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名单实际是由即将调整后的三总部主要领导和相关负责人以及军委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组成，除洪学智拟接任张震，重回总后勤部外，杨勇拟接替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其他6位同志职务不变。
《张震回忆录》的相关回忆也说明了杨勇是总参谋长人选等情况：“ 1979年11月，军委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小平同志工作太忙，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最近，小平同志征求了几位老同志的意见，认为杨勇打仗不错，团结同志，工作负责，文革中受过迫害，拟由他接任总长。但考虑到杨勇一直当指挥员，对参谋业务不太熟悉，决定调你任第一副总长，协助他工作。”
1979年11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名单的公布，实际意味着在邓小平提出不兼任总参谋长的情况下，杨勇成为接任总参谋长的首选。就在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据《迟浩田传》记载，由于杨勇在总参谋部“三查三整”活动中坚持原则，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杨勇接任总参谋长，于是流言蜚语又多起来，一些匿名信也寄到了军委等部门。面对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军委对总参谋长人选又有了新考虑。
◆1979年，副总参谋长杨勇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
邓小平对总参谋长人选的变更十分慎重。11月底，邓小平召见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谈了他对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耿飚还分别向聂荣臻、徐向前作了汇报。之后邓小平又指示耿飚向叶剑英征求意见。11月30日，耿飚和韦国清专程飞到广州向在那里休假的叶剑英汇报。叶剑英在听了耿飚与韦国清的汇报后，便写了一封信，封好后让耿飚带给邓小平。据《耿飚传（下）》介绍：11月30日到12月5日，耿飚和韦国清专程到广州向在那里休假的叶剑英汇报总参谋长人选问题。耿飚与韦国清在广州逗留长达6天时间，也说明了总参谋长人选的难产。12月6日，耿飚和韦国清回到北京后向邓小平汇报了广州之行的情况。为确定好总参谋长人选，12月14日、19日，邓小平又冒着严寒亲自赶到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家中，和他们交换总参谋长人选及其他相关事宜。最终，经过邓小平和几位老帅的反复协商，新的总参谋长人选终于确定下来。《聂荣臻年谱（下）》记载道：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确定三总部负责人和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此时，在广州调研和休养近一个半月的叶剑英也回到北京，出席了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8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决定增补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杨勇、王平等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排在增补常委第一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已经75岁，年事已高，他离开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岗位回到北京，显然不是总参谋长人选。很明显，排在韩先楚（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杨勇等之前，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是作为总参谋长人选来担任中央军委常委的。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洪学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1980年，杨勇（左一）与杨得志在敦煌县郊一位农民家里。
2月20日下午，总参谋部召开所属部局正职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主持大会，并传达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在大会上，耿飚和杨得志讲话后，杨勇代表总参各位副总长、顾问讲了话，对杨得志任总参谋长表示热烈欢迎。杨勇说：杨得志同志大家都了解，耿秘书长也讲了，他是我军有名的战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确确实实名不虚传。杨得志同志不仅在军事上，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优点，耿直、正派、团结同志，这是我们公认的。同时，他还善于联系群众，在领导作风上很民主，凡是和杨得志同志在一起工作过的，没有搞不好的。现在杨得志同志来主持总参工作，我们相信总参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杨得志上任后，总参领导的分工作了部分调整。杨勇除协助杨得志抓全盘工作外，还和副总长王尚荣、伍修权一起主管作战工作，这是杨勇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继抗战时期在冀鲁豫军区、抗美援朝期间在志愿军总部之后第三次给“老杨哥”当副手。期间，他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积极配合“老杨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战斗到最后一息。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赫赫有名的“三杨”之一，勇冠三军深得毛泽东喜爱，曾与总参谋长一职擦肩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