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兵打进去电话不久，杨的秘书张忠庆就跑出来了。这个人身材健壮，性格开朗，我们过去很熟悉。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几年不见了，你这是从哪儿来？”我把这几年的遭遇简单地向他说了一下。
我说：“摘掉帽子两年多了，工作一直没有安排，我给军区写信，没有回信；想直接找军区，又没有熟人。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9号。不知像我这样一般干部的困难问题9号会不会管。”
张忠庆说：“我估计会管。9号一向爱才，对你印象很深。1957年文化部整你的时候，他不知道，后来在政治部反右总结上看到了你的名字，问我是怎么回事，他已批准你去北戴河写小说，怎么又被弄回文化部打成右派？我也说不清楚。他是军区司令员，不便过问政治部干部的事情，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可是他不会忘记你，你现在这么困难，他不会不管。”
张忠庆把我引进里院的会客室，叫我稍等一会儿，自己进了里间。一小会儿，杨成武随着张忠庆出来了，一见到我就问：“徐孔啊，你怎么成了右派，到底怎么回事嘛！”
我说：“运动当中的事一时说不清楚，我今天来，是想请9号和军区领导说句话，给我安排个工作。”
张忠庆说：“徐孔同志这些年吃了很多苦。”把我刚才对他讲的情况，对杨说了一遍以后，接着说道：“按政策，解除处分以后，应该由军区安排工作，可是军区一直没有给安排工作，现在他一家老小天南地北分散在三处，吃饭都困难，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9号。”
杨成武静静地听着，张忠庆说完，他对我说道：“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杨勇（军区司令员）。”
我说：“我和杨司令员不熟，不好讲话。”他问：“张南生你熟不熟？”我说：“和张政委比较熟（张政委原是兵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回国后任军区副政委）。”
杨转身对张忠庆说：“用我的名义给张南生写个条子：徐孔犯右派错误，帽子已经摘掉了。这个人跟我工作多年，是可以工作的，请军区给予安排。”
张忠庆写字一向龙飞凤舞，字很大，很潇洒，写得也快。杨口述完了，他把信也写好了，装进一个大信封，交给我，说：“张副政委的家你知道，你现在就过去，我马上给张副政委的秘书打个电话。”
我接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大信封，心里有点发虚。
在劳教农场当了6年“贱民”，思想上离高级领导机关很遥远，现在我手里拿的却是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大信封，总觉得自己的身份和这个信封不相称，甚至于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我细心地把信封装进了衣兜里。
可能张庆忠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我到张政委家，一按门铃，张副政委的秘书——也姓张，亲自开门把我迎进客厅，张副政委很快从里间出来了，说道：“我的家你不是不认识，到了北京怎么不到我这里来呀！”我心里苦笑：如果没有这封信，我能随便到你这里来吗？
张副政委是个和善的长者，但不大主事，所以下边的干部有事情一般不找张副政委，我不知道他对解决我的工作问题是什么态度。
但这一回，他的态度很明确，看过信以后，说道：“杨总长有指示，军区照办。你把通信地址留下来，事情定下来通知你。”我把通信地址留给张秘书以后站起来告辞。
张副政委问：“你住在什么地方。”我说：“王宇家里。”张副政委说：“如果王宇那里不方便，你就到我这里住。”我说：“很方便。”
我当然不会到军区副政委的家里住。张副政委是老红军，从二十兵团到北京军区，张一直是杨的下级，对杨很尊重。
回农场路过天津的时候，按过去的约定，我把自己已经完稿的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的上半部《亚东风云》送到林呐那里，顺便告诉他此次在京找杨解决工作问题的情况。
林呐说：“杨成武身居高位对落难的老部下如此关心，很难得。如果你的工作问题能解决，对小说的出版也有利。小说放在我这里，编辑看过以后，结果如何我写信告诉你。”
回到农场以后，冯股长通知我，场领导要我筹建图书馆，图书馆的馆址在新建成的红砖瓦房里。
1963年天津地区闹大水，农场的房屋全部被淹，大水过后，原有的土壁房有的倒塌，没有倒塌的也成了危房。省劳改局给调来一支由犯人组成的基建队，帮助农场改建红砖瓦房，首先在原劳教大院的对面建成一座四合院。
图书馆就在新院落大门左边，临街的两间瓦房里。图书一部分由场部提供，据说是原来这里的劳改队留下的，多半是政治、时事类图书，数量不多。
场部派我到黄骅和天津购买一批新图书，书目和书款没有限制。我除了购买政治、历史、科普等图书外，还买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订了《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红旗》《中国青年》《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等多种报刊。
不到两个月时间，两间房子里的书架和报架就摆满了。
借阅时间主要是中午和晚饭以后，白天和夜间除了整理借阅卡以外没什么事情，我就坐在图书馆里阅读一些文学名著，经过较长时间的写作以后，重读这些名著，对创作上很多问题有了新的体会，这对续写抗美援朝长篇小说的下部是有益的。
这期间，我心里始终惦记着北京军区给我安排工作的事情，可是一直没有消息。
大约是12月初，接到林呐来信，要我有时间到天津去一趟，谈谈我的小说问题。我以购买图书的理由，向冯股长请准假，就到天津去了。
老朋友见面，实话实说，不绕弯子。林呐说：
“我把你的作品交给编辑部的时候，没有说明你的身份，为的是使编辑们不带政治偏见。编辑部很快地三审通过，认为在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中是写得比较好的，稍加修改即可出版。但我把你的实际情况说明以后，编辑部认为，根据上边的精神，对这部作品只能割爱，不能出版。现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如果出这部书，会给出版社带来麻烦。”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事先不是毫无预感，当时的政治气候对我出书不利。但当林呐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种结局时心里仍感到失落而压抑。
我问：“是不是和我没有工作有关？”林呐说：“主要是右派问题，你虽然摘掉了帽子，但摘帽后是摘帽右派，仍然没有离开‘右’。这就很麻烦。”
他问我：“北京军区那边有信息没有？”我说：“我写信问过张副政委，没有回答。”
林呐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根据目前的形势，你的工作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以杨成武的地位加上他对你的了解，在他来说，给你安排个工作不是问题，但到了下边执行单位情况就不同了。人们都懂得‘左保险，右危险’，有总参领导和军区张副政委的批示，他们不会说不办，但可以找种种理由拖，这你就毫无办法。”
他又鼓励我说：“我讲这些不利条件，是叫你有个思想准备，迎接更长时间的考验，你不是个意志脆弱的人，一定要有信心，事情总有弄清楚的一天。如果有条件，继续把下部写出来，只要作品有价值，事情弄清楚以后就可以出版。”
看来，林呐对形势的了解比我清楚。过了整整一年，军区始终没有给我安排工作。
1965年我探亲回来路过北京，找张忠庆了解情况，张忠庆谈的和林呐分析的差不多。他说：
“9号（杨成武代号）的信，张政委已批给政治部，要求按9号的指示办理，可是迟迟没有落实。张副政委查问的时候，回答说，已经联系过几个单位，都说，因为徐孔没有恢复党籍，不好安排，政治部还在联系新的单位。张副政委对此也没有办法。
如果9号（杨成武）不离开军区，这件事可能不会费这么多周折，他是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他批示哪个单位办，下边不会不办，军队干部并非都是党员，军区的范围那么大，安排一个普通的工作并不困难，可是9号已不在军区，讲话的分量就不同了。现在只能等机会了。”
可是等到1966年，我不需要再等了，因为不可能有安排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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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民间口述史）：徐孔：杨成武批条子要给我安排工作，下边拖着不办；因为是摘帽右派，写出小说不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