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党的第一部无线电密码“豪密”为何从未被敌人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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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末，党在上海的第一部秘密地下电台建立。同年12月，香港电台建立。1930年1月，上海与香港电台之间第一次通报成功，这是党历史上第一次无线电通报成功。那么，这次通报过程中，电报信息是否被加密了呢？

根据党的第一位报务员张沈川回忆：“当时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

图源：东方IC

这意味着，上海与香港电报通报时，很有可能已经加密，并没有采用明码电报，而当时使用的就是张沈川所说的“第一种密码”，这种“明码颠倒”的加密方式很容易被破译，而带来的后果是，香港电台很快被英国殖民政府破坏。

据党的第一部电台的制作者李强在《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中回忆，英国人甚至还用英文发回了一份电报，内容是：“你们的朋友情况很好，现在在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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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得到电报被破译的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刻决定重新编制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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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末至1931年初的一段时间里，“豪密”诞生了！而其与张沈川所说的第二种密码“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是同一种吗？

很有可能，或者说相似度已经很高了。

要解释这点还得从“豪密”本身的加密机制说起。

长期担任党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罗青长说，“豪密”有数学在里边，密码是数学和文字构成的。

在周恩来身边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的童小鹏则说过：“我们用的密码不重复。”

解放战争时任中央前委机要秘书及作战参谋刘长明回忆：“我们的密码是‘豪密’，是无线密，敌人破不了。”

根据上述使用过和了解“豪密”的人回忆，“豪密”由数字与文字构成，“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是“无线密”，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

虽然“豪密”在当时非常先进，但“豪密”到底是如何实现加密的？它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党的文献》在1994年曾刊登过一封1936年周恩来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其中写道：“关于二、六军团方面的情报，可否你方担任供给，请将与其通报密码之书名第几本与报首及页行字数加注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周恩来发这份电报的目的是，向张国焘索要与二方面军的电台联系密码。

通过这封电报，不难发现密码信息原来由书名、册码、报首信息、页码、行数与字序等构成。也就是说，通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密码之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哪一本、哪一页、哪一行、第几个字就行，译报人就能按“书”索骥找出书中对应的一个个汉字。

这样的密码很难被破译，因为电报本身就是一段密码，其内容只是简单的数字索引。

根据上述加密机制，“豪密”确实与北宋时期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所描述的北宋时期的军事情报密码很像。唯一不同的是，“古人用诗，总理用书”。

“豪密”的另一个好处是，即使报务员掌握第一层密码机制，只要党中央领导掌握关键的那本书，那本书就是“无线密”的钥匙，假设极端情况下有报务员叛变，依然无法破解密文。如此双重加密，确实既安全、又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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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沈川在回忆文章中说，1931年2月，他的“报务徒弟”曾三带着他编制的第二套密码前往江西苏区。从时间来看，这套密码应该就是“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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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长期担任中央机要局局长职务的李质忠记录，“豪密”是由任弼时携带，途径香港达到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的。张沈川和李质忠的回忆并不一致，难道有人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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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没有，合理推理应该是：曾三和任弼时各带了“半套豪密”。曾三携带的是“豪密”的报务索引机制，包括联络波长、暗号和时间等，该部分“豪密”主要靠报务员记忆；而任弼时则携带了那本非常重要的“密码之书”，也就是“豪密”的关键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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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专家陆旸、孙果达在研究文章中称，当时任弼时是化妆成牧师上路的，而他随身携带着一本《圣经》。这段描述真的令人拍案叫绝，“豪密”的第一版纸质密码本很可能就是这本《圣经》。而任弼时作为非专业报务人员，也不适合携带曾三那 “半部豪密”信息。

图源：东方IC

1931年9月，瑞金和上海之间成功通报。回想当年，当报务员收下电报信息时，应该仅是一串代码和数字，而身在上海的译报人员邓颖超和瑞金的任弼时手里分别握着一本一模一样的《圣经》，最终将电报译成电文。为了保证最高安全性，作为报务员，收发报机前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圣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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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总参谋部信息化部编撰的《历史天空的红色电波》一书中记载，1931年10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乐少华在从事上海地下电台工作期间，曾让宋侃夫、徐以新用脑子记住4套密码，而这些密码正是用英文字母编写的。作为报务员，宋侃夫、徐以新记住的应该就是“前半套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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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再次证实了“豪密”和张沈川回忆的吻合度颇高。此时我们再看张沈川所说的“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可能是‘数字’）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可信度就变得很高了，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可能就是对应的“册码、页码、行数、字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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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沈川家乡湖南省慈利县县委党校专家朱立池对《IT时报》记者说，张沈川或多或少一定参与了“豪密”的设计，这点可信度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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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豪密”的整个诞生过程以及加密方式都变得更加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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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周恩来是“豪密”的天才设计师和创造者，而张沈川作为党的第一代电报专家也参与了“豪密”的编译工作。由于1930年末，张沈川突然被捕，而毛齐华、涂作潮等当时核心秘密电台工作人员的回忆中都未提及“豪密”，所以很可能“豪密”后半阶段最终的完整设计是由周恩来独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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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李强：《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第4页

李质忠：《周恩来对党的机要工作的贡献》，《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邓在军：《百年恩来》第5集

童小鹏：《在对敌斗争中亲自设计制定密码》

金志宇：《周恩来亲自编制的豪密揭秘》，《党史博采》2013年第4期

杨瑞广：《任弼时力促三军大会师》，《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

张沈川：《地下无线电波》，《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第9页

张进：《历史天空的红色电波》，2013年10月版

作者／IT时报记者?王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