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苏双重特工，我党在台唯一的秘密电台情报伉俪

经作者授权，这里转发一篇比较详细解读汪声和案的文章。此案我在过去的文章《台湾保密局档案中提及的地下工作联络方式》中曾经有所涉及，那一篇是专门介绍汪声和所用的密码。今天这一篇是比较好的背景资料。（要看前面那篇文章，请点击上面的链接。）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谨以此文敬献为了解放台湾而同时在台牺牲的汪声和、裴俊夫妇！

裴俊、汪声和烈士

汪声和、裴俊夫妇合葬墓碑

前言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美的山川；

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71年前的1950年3月1日，农历1950年1月13日，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发生在这一天的事情却让后人至今难忘！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那一天，我的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汪声和、裴俊夫妇在台北同时被捕。那一天，汪声和的战友、省政府新闻处秘书李朋被捕，李朋的女友廖凤娥也相继被捕。那一天，这是国民党特务的秘密行动，那一天影响未来台湾的，不只是这4位战士不幸的遭遇，还有仓皇逃离大陆、困守台湾的蒋介石在台北复任“中华民国总统”。这是独裁的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之后，一生中的第三次，也是直至1975年去世最后一次亦是最长一次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那一天前一天的2月28日, 身为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被捕, 他的夫人王碧奎受牵连也遭被捕。

那一天再前一天的2月27日，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第二次被捕, 一周后彻底叛变。他暴露了中共华东局情报员吴石的潜伏身份，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震怒, 下令立即逮捕吴石。

吴石将军，这位我党在台湾国民党防务部门中地位最为显赫，情报价值最高的一位情报人员，在大陆解放后我军攻台计划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的关键时刻，他身份的暴露所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就连国民党情报机关在事后也惊呼道：“共军如若攻台，吴石可以让其兵不血刃占领全岛“。

那一天的20天后，即3月21日，国民党特务开始到台湾南部大肆抓捕李朋及李朋的女友廖凤娥等相关人员。

黄正、黄珏姐妹

随后，黄正、黄珏、潘申庆陷入囹圄，此三人的被捕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直接影响到了台湾此后的政局，后来它还成为了中外闻名的抗日名将、1951年受封陆军上将的孙立人，从1955年开始被软禁了33年的导火索之一，孙立人也成为了继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之后、蒋介石直接下令囚禁的第二位高级将领。

那一天半年之后的9月，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国民党当局又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布了汪声和、李朋、裴俊和廖凤娥等4个人的名字及其案件，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内政”急变为一场轰动国际进而引发大国博弈的“外交”事件！

今天来看，1950年的3月1日，是一个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汪声和、李朋、裴俊和廖凤娥，4位烈士也必将跨进人们记忆的当中！

这一切是真的发生过的吗？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1937年日本侵华事变后一一道来……

一腔热血，青年革命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及随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给古都北平的人们晴天霹雳般的震撼，日寇的枪声不仅打乱人们的生活，也激起了无数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这其中就有当时正在北平五中读书的汪声和。

1938年，还在北平五中读书的中学生汪声和正式参加了革命，不光是他自己，他还领着自己当时也在北平五中读书二弟汪声鸣，参加了革命工作。

两位少年革命者——汪声和（左一）和汪声鸣（右一）合影

汪声和，1920年出生在北平的一个官宦家庭。他是家中长子，小学就读于北平市一小。二弟汪声鸣比他小4岁，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即三弟汪声銮，四弟汪声达，五弟汪声光，大妹汪声涵，二妹汪声皋。汪声和的祖父汪玉书是晚清的一位举人，作为饱学之士的他当过一个清朝王爷的家教，父亲汪晋桓曾任职于北平邮局的分局长，他的母亲名叫陆珍。

当年，作为中学生汪声和和他的二弟汪声鸣参加革命组织，可不是光参加一些诸如学习政治书籍、游行示威等进步活动，哥俩那是提着脑袋真刀真枪的干革命：

哥俩位于今天北京什刹海前井胡同7号——清朝王府后花园内的家，隐藏着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地下电台。

北京什刹海前井胡同

当时，除了上学之外，汪声和和汪声鸣兄弟俩就宅在家里，他俩可没有闲着，两人鼓捣着地下党组织隐蔽的电台，两人忙着学习组装电台，练习收发报。

汪声和在北京故居

到后来，汪声和和汪声鸣兄弟俩掌握的电台拆装技术近乎炉火纯青，外人眼里桌子上摆着的一台普通收音机。在需要收发报时，他们仅需要改装几个电子管就可以将这个“普通的收音机”马上 “变成”一部“土”电台。

汪声和和汪声鸣兄弟俩负责的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其隐蔽方法也是奇思妙想，为了隐蔽暴露在外面的电台天线问题，汪声和和汪声鸣兄弟俩竟然想出了将院中的大树树皮割开把天线放在了里面。另外，为了解决电台耗电高的难题，他们俩又将路灯的电线接到家中，还进一步改装了电表。

1939年，曾参加北平市高中统考，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获得了银盾奖杯，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汪声和，为了报国，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从北平南下，转道经香港去了昆明。他凭着高超的无线电技术，顺利考入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任无线电机务员。

欧亚航空公司当年印刷的《时刻价目表》宣传页

欧亚航空公司，是国民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经营的航空运输企业，为中国最早的国际航空公司。1931年3月成立。总公司设上海。主要运营航线有:平粤线即北平(今北京)–广州，包兰线即包头–兰州，沪兰线即上海–兰州，西昆线即西安–成都–昆明，兰新线即兰州–哈密，另有不定航班若干。抗日战争开始后，公司迁至昆明。1941年因中国对德国宣战，其资产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接收。1943年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

1939年，入职后的汪声和调往兰州，在欧亚航空公司西北导航电台工作，他担任了兰州站无线电机械师的职务。

自此，汪声和放弃继续升学的宝贵机会，离开日寇铁蹄下的北平，毅然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

参加中国共产党，进入隐蔽战线

1942年的春天，汪声和又被欧亚航空公司调去了成都，成为了一名无线电技师。在成都，他遇到了当时也在成都电台工作的陈甫子。陈甫子的公开身份是欧亚航空公司成都电台报务员，其实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董必武同志的秘密联络员。

董必武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期间，除了协助周恩来同志参加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领导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之外，他还是仅次于周恩来的、我党在国统区内对敌隐蔽战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例如我曾经专题记述的被誉为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的沈安娜就是他亲自领导的情报人员之一。

当时，蒋介石正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鉴于敌后秘密工作安全的考虑，陈甫子对汪声和进行了一番有意识的试探，比如陈甫子经常带汪声和回家看重庆出版的我党编印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通过这些方式，陈甫子对汪声和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有了深入了解。

但两人之间那一层窗户纸最终被捅破，还是在一次更具危险性的考察之后：

那是1942年8月的一个晚上，陈甫子专门请汪声和到他家里去，说有事要他帮忙。在家里，陈甫子从床下的箱子里拿出一部小型收发报机，请汪声和代为修理。经过几个月相处，汪声和认定陈甫子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于是帮他修好了电台。

随即，之前已经请示过董必武同志同意的陈甫子，当场向汪声和亮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希望汪声和也加入中共组织。汪声和说：“考虑一日，后天再回答。”

三天后，汪声和下班后，再次专程前往陈甫子家告诉他，表示愿意接受他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8月，汪声和经董必武同志亲自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陈甫子在重庆向董必武同志当面作了汇报。董必武同志安排他的秘密联络员陈甫子直接领导汪声和的情报工作。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地下党组织交给汪声和的秘密任务有三项：

一，为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收集情报，二，负责我党地下电台机件的维护和保养，三，提高自己的收发报技术。

也就在1942年，汪声和的二弟汪声鸣在从北平五中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的中央大学，汪声和获悉情况后，他动员弟弟放弃了升学机会，从北平南下，又把汪声鸣叫到自己身边，协助他搞地下工作。

1942年秋天，汪声鸣来到成都，他在大哥汪声和那里，先在内迁的燕京大学借读，以此掩护身份。

干革命也是亲兄弟好！

汪声和在齐鲁大学成绩表

1943年，当年北平高中的“学霸”汪声和，考上了内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文学院政治经济系。

1943年，汪声鸣考上了内迁的金陵大学物理系。在大学学习期间，汪声鸣一方面利用用自己懂无线电技术的特长，为大家修理电器，收入用于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他也协助大哥汪声和接听延安广播和帮助大哥维修和保护地下电台等地下工作，并在大学里开展学运工作。

1943年3月，当时的国民党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在欧亚航空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航空公司，汪声和被派驻成都站，仍做无线电技师。

汪声和入党前后为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敌人情报。如1944年秋冬，汪声和给上级提供的情报有：

国民党西康地区刘文辉军队驻防地点、番号、兵种和隶属关系以及军队驻地管辖范围等；军队调动或军队换防等情报，其中有一两次是属于四川省军队的情况及隶属关系。

汪声和和齐鲁大学史社系同学的合影 1944年12月 左起一排陈嘉勋、范家煊、苏良沛，二排第一人汪声和等人的合影

汪声鸣1943年9月参加学运骨干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 开展了著名的“成都市中双十一”学生运动。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齐鲁大学学习期间，汪声和一面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一面上学。

同时，汪声和是西南地区党外进步群众组织—“朝明学术研究社”最早的成员和筹备人之一，他利用朝明社从事学生运动，领导同学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活动。如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学生参加青年军、反对国民党校长汤吉禾、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和《齐鲁文摘》事件等，汪声和都在党的领导下站在斗争的前列。

在革命斗争成长起来的汪声和，在成都华西坝地区各大学的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1945年，他当选为齐鲁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一职。在这所拥有81年历史的著名教会大学里，汪声和第一次为进步势力夺取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1945年，由于当时中央航空公司业务增加，汪声和须时常出差，在成都的时间不多。这时如地下党电台机件损坏，而汪声和又不在成都，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于是汪声和辞去了中央航空公司的职务，专心求学。

1946年夏，齐鲁大学迁回济南，汪声和按照党组织安排依旧留在成都，转到华西大学借读，他在校期间的学籍档案编号为“4002”。

汪声和转入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学习的志愿书和保证书（首次公开）

汪声和在大学学习期间，还和当时在金陵大学读书的二弟汪声鸣一起，用他们懂电器技术的特长，为学校及同学修理电器获取微薄收入以补助学习和生活费用。在一些革命回忆录中，还能常常看到他在同学和朋友困难时，无私助人的事迹。

1947年，二弟汪声鸣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在上海的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机械师，根据组织安排，转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汪声和自此和二弟汪声鸣短暂分别。

汪声鸣在上海接受张困斋（我党隐蔽战线红色通信先驱，上海解放前20天，与秦鸿钧、李白等12位同志一起牺牲在的黎明前的著名烈士）和李正文（我党卓越的隐蔽战线情报英雄。1941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李正文去上海从事对日伪情报工作，接受苏联使馆武官罗申和中共双重领导。1945年9月脱离苏联领导，回到了中共组织中，继续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领导。在此期间，汪声鸣和谢棣华（地下党员，美国海军无线电台技师，也是前申花著名足球运动员谢晖的爷爷、全军著名无线电专家）的任务是保证李白电台畅通和备用电台的安全。

李白，也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的电台是我党在上海潜伏电台中的佼佼者，他的电台功率很小，远在千里的总台收到的电波讯号非常清晰，这要归功于汪声鸣和谢棣华，是他俩将电台的技保工作做得非常完美。

汪声和大学毕业照

在大学学习期间，汪声和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一边学习一边从事地下电台工作。

中国现代政治学家——萧公权

在华西协合大学，他还就学于萧公权，除了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堂上聆听教诲，还在课下思考国家的出路，更加坚定地投身到为中国民主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洪流之中。

保存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汪声和的学生履历表（首次公开）

汪声和热爱戏剧，在华西协合大学借读期间，汪声和更是作为特约演员，参加成都太平街中国艺术剧团的开场戏“清宫外史”演出，还在华西坝各大学组织的“雷雨”、“日出”及郭沫若早期作品“湘垒”中出演重要角色。此外，他还先后兼任过成都中国艺术剧团团员、成都戏剧新闻外勤记者、四川职业指导处附设会计训练班讲师等职。在此期间，汪声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爱人和革命伴侣的成都艺术剧团演员裴俊（曾用名裴哲镜）。

汪声和的爱人和革命伴侣——裴俊（曾用名裴哲镜）

1947年6月汪声和从齐鲁大学毕业后，与裴俊在重庆结婚。婚后，裴俊成为了继二弟汪声鸣之后汪声和的又一个革命助手，裴俊自此开始协助他的秘密地下工作，收报时为他译电码，发报时为他警戒。

连环画《永不消逝的电波》

秘密加入苏联情报部门，奉命潜伏台湾

1947年7月，根据单线联络员和上级陈甫子的指示，汪声和办理了休学，他们夫妇也离开了重庆去汉口工作。

汪声和夫妇刚刚到了汉口，汪声和就再次施展他在通讯电台方面的独门绝技，通过对天线加以改装，及时处理了地下党在汉口架设一部潜伏电台无法与总部联络的难题。

汪声和夫妇在汉口呆了短短两个多月之后，他们就又接到了一项新的革命任务：

1947年9月，陈甫子指示汪声和前往上海会唔苏联驻沪领事馆武官顾伦近，并接受其领导。从那时起，汪声和开始接受中共和苏共情报组织的双重领导。

1947年冬，中央航空公司计划将汪声和调往兰州工作，因为党组织要求他继续在沪从事地下工作，汪声和借故辞去了在中央航空公司的职务。

同时，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汪声和打入了国民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担任了电台台长一职，以此为掩护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此后，汪声和与二弟汪声鸣又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只不过两个人已经是分属不同系统的电台情报人员。

转眼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的战局急转而下，国民党败局已定，在大陆上一场场大决战的序幕次第展开的同时，国共两党又在同时布局大陆之外的海岛台湾。根据解密的档案，苏联的情报组织也把目光转移到了宝岛的上空。

1949年初，当中国革命胜利曙光在东方地平线即将升起的时候，汪声和却临危受命，毅然决然奉命潜入台湾。

其实，当时在选择去台湾执行潜伏任务的最后阶段，汪声和是有条件留在大陆等待全国解放的机会的，汪声和的五弟汪声光回忆说：“去台湾建立秘密电台，原本是派另一名地下工作者。哥哥汪声和对他说：去台湾要全家去，你家九口人，太危险了，还是我和裴俊去吧。”在生与死考验面前，他选择逆行，冒着生命危险再次踏上了血雨腥风的征程。

1949年1月，根据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武官顾伦近的命令，汪声和计划借民航局拆迁疏散电台之便，于2月份携眷赴台秘密设立电台，建立我党在台唯一一部秘密电台。

在如何携带收发报机的问题上，汪声和和他的上级，也就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武官顾伦近发生了严重分歧。

汪声和认为，潜伏的电台最好由他随身携带并用普通收音机改装而成，可将重要零件密装于收音机内，这样电台随用随改便于伪装，这也是他最拿手的技艺。

可是，固执的顾伦近说啥也不同意汪声和的意见，他始终坚持由他们派专人去台湾，专程送去专业的电台。

最后，汪声和不得已同意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安排。一年后的事实证明：当敌人在台北汪声和家中搜出特工专用电台时，他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

赴台前，汪声和让同在上海的二弟汪声鸣给他们夫妇购买了2月20日去台湾基隆的船票。

临行前，汪声和带汪声鸣去见了顾伦近，安排他以后代转汪声和给苏联的密信。

1949年2月20日，汪声和裴俊夫妇以民用航空局职员疏散名义，由上海外滩码头乘中兴轮赴台，他的二弟汪声鸣在码头为他们送行。

未曾想，那一声汽笛响起之后，汪声和与二弟汪声鸣一生中再也没有了见面的机会！

临危渡海，潜入虎穴

1949年2月23日晚九时，已经安全抵达台湾的汪声和，按照预先约定的联络方式，他与2名不知姓名的苏联人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门口进行了秘密会面。2名苏联人交给他1台俄制25瓦特小型特工无线电收发报机，还有3000元美金的活动经费。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不久，汪声和夫妇用1600元美金在台北的蒲城街13巷31号购置了一栋日式平房，他在屋中秘密设立了共产党在台的惟一一部电台。

汪声和电台使用的密码本《制宪芻议》

让汪声和意想不到的是，他接手的苏制收报机选择性太差，工作极不顺利。他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一个电料行，又购得了九灯收音机一台，经测试比苏制收报机还好用。

汪声和把工作和电台安置好了以后，按照来台前与总部约定的通报时间和密码试通报，但未能成功。后来查明是因为台湾在1949年经常发生无序停电的缘故。

电台不能使用，汪声和就用密写药水书写了密信寄给上海的顾伦近请示。1949年3月期间，汪声和经二弟汪声鸣转交了3封密信给顾伦近，汪声鸣都安全地将密信转交给了顾伦近。

不久，李正文派汪声鸣去杭州，执行对王海峤的国民党工兵四团策反的秘密任务，汪声鸣只好写信告诉大哥汪声和，今后他无法再为他转交密信了。此后，收转密信的任务，经汪声和上级陈甫子的协商，由汪声和在民航局的挚友马伯璜（解放后，任国家民航局的司长）代为转交顾伦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为了彻底解决与大陆总部电台联络不畅的问题，1949年4月中旬，汪声和专程跑回了一趟上海，他与顾伦近见面后重新约定好了两地电台通报一切事宜。到了5月，汪声和回到台湾后，终于在5月15日首次用电台与总部联络成功。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经典剧照

1949年5月至11月期间，汪声和每月都与总台通报两次。

进入11月后，汪声和把家从台北的蒲城街13巷31号安全转移到了厦门街的113巷9号居住。

随着在大陆失败的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及中共中央决定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的全面下达，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

为了配合潜伏台湾要害部门的汪声和收集更多的情报，苏联情报部门通过电台告诉汪声和：上级将派李朋来台加强情报收集工作。

1949年11月27日，李朋接受驻广州的苏联塔斯社记者西尼耐可夫的派遣，从广州出发进入已经笼罩白色恐怖之下的台湾。

11月30日，这位名叫李朋的苏联情报员与汪声和，按照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和暗号在台北首次见面。

现有的资料显示：李朋，1919年出生于天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抗日时期担任美军翻译，同时担任《纽约时报》记者。解放战争时期，他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社的一名记者，还曾担任过中央社采访部的主任一职。

到了台湾，李朋重新回到中央社台北总社工作，就任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秘书。

因为怎么也找不到一张李朋留下的照片，我们就根据台湾记者龚选舞回忆的描述，来间接地认识一下这位隐蔽战线的战士李朋，他“身材颀长，表现灵活，堪称小生的人物，穿上一套贴身西装，着实有几分大使气概”。

12月1日，李朋与汪声和再次见面，一起商量下一步情报工作的计划。

第二天，雷厉风行的李朋就以过去的同事、也是中央社记者秦凯作为掩护，和他一起去屏东，凤山、左营，以及左营港的军营和军港去收集情报。李朋将收集到的所有情报资料，转交汪声和及时发报给了大陆的总台。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在“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台湾解放”的战略号召下，1950年，党中央把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

因此，从1949年12月起，汪声和的电台与大陆总部的联络次数大幅度提高，由过去的每月2次改为了每周2次。

据已经解密的资料显示，汪声和电台所收集情报的范围之广泛，途径之多种多样，使其所获得军事情报价值非同一般：

一是充分利用台湾正式印刷品包括报纸、杂志和刊物等收集情报。比如汪声和1950年2月14日14时，发给总部电报内容是：二五一号电国军之国军数字，包括海南岛，系由财政部军饷数字之推算所得。

二是想方设法利用在军、政各界亲友关系，扩大交际，广结有关人员，在闲谈中套取军政情报，并经常讨论有关问题以增进其了解程度。

例如汪声和在与故友虞文谈话中，获知了蒋美商谈协防问题情形，随后电告总部。

再如汪声和在何俊臣家中见到特工专用无线电收发报机，从其谈话中探知到国民党军队要将这些军用品运给大陆残匪的重要情报。到了1949年底，太湖区游击司令施君弼来台领取收发报机及电池等军品，寄存在何俊臣那里，被汪声和发现，即询问何俊臣其用处，何实告，汪声和由此得知了太湖茅山等地区残匪部署情形后，迅速将这个重要情报通知总部。

汪声和与原国民党空军上尉领航员李鑫淼是志同道合的过命朋友。汪声和从他处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国民党空军情报。1950年2月，李鑫淼携夫人回大陆定居。

三是利用担任政府公职和经商做掩护，广开人脉，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比如汪声和利用曾担任过国民党民航局电台台长等公职做职业掩护，和许多民航局高层建立了良好私人关系，从他们谈话中为党获取了大量情报。他也曾通过在台北经商途径，广结人缘，从商品往来线索中获取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电台暴露，不幸被捕

汪声和夫妇的不幸被捕是由他们建立的电台暴露后引起的。

汪声和的电台于1949年5月15日开始使用不久，就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电信监察所侦测发现，但由于通报时断时续，通报频率不高，而且变动了通讯地址，所以长时间没有被侦破。

由于通报次数过频、时间过长、双向通讯和通报时间、呼号、波长、电台位置未能经常变换等诸多原因，使汪声和电台暴露的风险比过去大大增加。

事后，据国民党当局说：在汪声和家周围，电讯侦测时间仅为8个工作小时，就基本确定了电台的大概位置，可见当时汪声和电台工作环境是多么的险恶。

1949年12月开始，汪声和由于通报频率增加，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发现了汪声和电台大概位置。对于汪声和及李朋的行踪也开始有所注意。但是因为他们的人事活动和联络，以及电台工作方式非常的隐秘，所以国民党仅能对一些疑点严密监视和控制。到1950年2月28日，台湾当局担心如还不能及时破案，恐汪声和电台发出情报更多，对台湾防务的危害更大，所以严令迅速破案。

3月1日凌晨一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立柏召集电监所刘醒吾所长及有关电信技术及行动人员，前往厦门街113巷一带进行搜捕。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关于汪声和夫妇不幸被捕的经过，在上个世纪末魏大铭写的一本回忆录《无形战争》中，曾有详细的记载。魏大铭是戴笠手下的红人，也是掌控电讯情报部门的头目，在抗战情报战中曾起过作用。1949年7月，撤到台湾后，魏大铭担任台湾国防部技术实验室主任，是蒋经国麾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在书中写道：

1950年2月间，魏氏单位从电讯交通上侦测在台北厦门街133巷9号附近有一个强力的秘密电台。他们日夜埋首侦查，终于在以电讯测向交集点下，锁定二三户日式住屋最为可疑，随后他们以分区停电、查户口 、修理水电、防空演习等等名目进去查看，但看不出任何可疑之处。最后魏大铭亲自上场，锁定其中一户最为可疑，便进去细查。该户人家为一对年轻夫妇，男名汪声和，似乎为一极正常之小家庭。侦查人员从天花板、墙壁、地板，等等一一打开细查，竟看不出一点可疑之处。工作人员困惑不解，以为弄错了地方，只好退出。正待工作人员一一走出大门时，魏大铭再回头扫视一遍，突然发现小客厅中一小圆桌的柱脚显得特别粗大，与一般家具不成比例。当即命打开，里面赫然是套强力收发报机。

汪声和使用的俄式25瓦特工电台剖视

据说，这种上为圆型桌面，下接四根弧型短木脚的小圆桌在台湾常见，多摆在客厅作茶几用，用它掩护电台效果极好。但是，不幸被狡猾的敌人发现，眼看见精心隐藏的秘密电台已经暴露无遗，裴俊将一包预藏的毒药硝酸银递给汪声和，夫妇俩准备共同服毒自杀保守党的秘密，不料但此举被搜查的特务发觉，汪声和夫妇自杀未成，不幸被捕。

汪声和裴俊夫妇被捕时准备自杀时用的毒药

行文至此，汪声和裴俊夫妇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凛然之气气贯长虹，永载史册！让今天的我们感慨万千，不由得铭记于心，终生难忘！

书归正传。

不巧的是，2月下旬，当时新任台湾省政府秘书的李朋因生病，已经好些天都没有和汪声和会面交换情报了，在汪声和的手上还有总部让他转交给李朋的4封已译好的电报。

3月1日，当特务发现汪声和的电台时，同时也搜出了这没有机会转交给李朋的4封电报。特务们据此认为李朋涉嫌汪声和的电台一案。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立柏当场请示彭孟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后，立即带人前往中山北路一段83巷70弄1号李朋的寓所，李朋当即也被捕。

《魏大铭自传》魏大铭、黄惟峰著

随着汪声和夫妇被捕、李朋身份的暴露，一下子“捅破”国民党当局的内政和外交上的“两重天”。

首当其冲的是，潜伏在台北的汪声和所使用苏联专业特工电台、以及与苏联情报机构通信联络的一系列证据，让国民党当局一下子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怎么回事呢？

原来，不仅让无数美援打了水漂，而且还丢失了大陆退居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像是“扶不起的阿斗”，越来越不受美国政府的“待见”，“失望至极”的美国人已经有了“再不搭理”蒋介石的念头了，更让蒋介石恐惧的是，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12月31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在“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台湾解放”的战略号召下，解放军已经厉兵秣马、整装待发，计划在1950年春夏之交发起攻台战役。再加上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联合发表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结盟后将在“国际上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在此层层挤压之下，岌岌可危、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借汪声和电台意外暴露事件，炮制了所谓的“苏俄国家政治保安部潜台间谍汪声和李朋等外患叛乱”案件，向旧主子美国政府连连示好。投桃报李之后，加之面对中苏结盟，杜鲁门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强调美国有必要确保台湾，杜鲁门的对台政策发生急剧转变。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全面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这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心针。　　

在这种背景下，台湾于1950年9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布的所谓“苏俄间谍汪声和、李朋案”，并由此抛出的“控苏案”，汪声和、李朋、裴俊和廖凤娥名字意外地出现在了联合国的会议上……

其次是李朋、廖凤娥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根据所发现的证据，以及随之展开的调查，将李朋利用记者身份收集情报过程中所涉及的10多名主要人员全部逮捕。在这些牵连人员中，特务查明后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人中间竟然有时任台湾防卫总司令孙立人身边的秘书潘申庆及其亲近之人英文秘书黄正，以及黄正的姐姐陆军训练总部干部黄珏。黄正、黄钰姐妹罪名是过失泄露军事机密。此事件，最后也成为孙立人将军1955年8月以“阴谋发动政变”罪名，革职软禁，成为“张学良之二”、被软禁33年的导火索之一。

黄正后改名黄美之，她们姐妹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经历却串起一段传奇的近代史，她们的表舅是著名报人成舍我，表哥是经济学者成思危，她母亲的同学兼好友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向警予。

孙立人

1950年3月17日，孙立人被蒋介石擢升为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3月23日，就在孙立人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不到一周时间后，他的随从秘书潘申庆、英文秘书黄正，以及黄正的姐姐陆军训练总部干部黄珏，3人以莫须有的“泄露军机”罪名逮捕。

黄正

1950年，年轻貌美的黄正在孙立人二夫人张晶英的安排下，以私人秘书之名，来到孙立人身边。不久，黄正又介绍姐姐黄珏从大陆来台就职于孙立人的陆军训练总部，这段故事，直到2010年7月，才由当事人黄正、后改名黄美之的自述为世人所知。

黄正、后改名黄美之的自传

自1950年3月1日汪声和夫妇、李朋和女友廖凤娥被捕后，因此案牵连者有潘申庆廖干元、李光国、黄珏、黄正姊妹等共16人。

连环画《永不消逝的电波》

四烈士英勇就义，二对战士以身许国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50年8月12日，蒋介石亲自在军法处拟定的第二次判决意见上予以核准。

李朋、汪声和、裴俊、廖凤娥等4人判处死刑；

潘申庆、廖干元、李光国、黄珏、黄正等5人判刑10年；

何俊臣、虞文、郝侃曾等5人各判7年、2年徒刑；

李宝谦、庄汉江交付感训。

为了真实地展现4位英雄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英勇不屈和气贯长虹的浩然之气，以下我将部分转述汪声和家人多年来收集史料所写的回忆文章里的内容：

汪声和（左一）裴俊（右一）李朋（右二）廖凤娥（左二）四人在军法处镇定聆听死刑宣判

台湾宪兵团于1950年9月5日接到执行命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9月6日上午四时半，就开始准备，包处长负责指挥。

宪兵团王队长率宪兵30名，在9月6日晨五时十分，赶至青岛东路军法处签提汪声和、李朋、裴俊、廖凤娥等4人，军法处内岗警林立。

蒋介石亲自给汪声和、裴俊、李朋、廖凤娥四人签发的死刑判决书

1950年9月6日，汪声和身穿白色帆布西装，白衬衣，灰色格子袜，黑皮鞋。李朋身穿灰色香港衫，浅蓝派力司长裤，花格袜。廖凤娥穿黑色香云纱旗袍，赤脚木屐。裴俊穿蓝地白格子旗袍，赤脚，平口红皮鞋。4人经军法处法警自狱中押至法庭。

法官在五时四十二分开庭，4人并立法庭木栏前，李朋、廖凤娥居中，汪声和、裴俊站在左右两端。五时四十五分审判长宣读判决主文。

随后，他们4人被押解去刑场，军法处各给每人一瓶红露酒，一个奶油面包。汪声和、李朋、裴俊三人将红酒一饮而尽，惟廖凤娥只饮三口，随后将酒瓶交还给法警。

汪声和饮酒后，脸色由白转红。李朋饮酒后，面色更白。裴俊饮酒后，脸色尤为红润。

六时正，监刑官及执行宪兵王队长率宪兵三十名，分乘卡车两辆，汪声和、廖凤娥二人乘第一辆，李朋、裴俊乘第二辆，一起驶往马场町刑场。

4人下车后，各由两名宪兵押解，汪声和下车后，即至其妻裴俊身边。李朋走到廖凤娥身边。六时三十分射击令下，汪声和、李朋、廖凤娥应声倒地。计汪声和、李朋，各中三枪，廖凤娥中六枪。裴俊连中两枪，仍跪地不倒 ，刽子手又补上一枪，始向其夫汪声和身侧倒去。

啊！

今生，你若不离不弃。

一生，我定生死相随！

七时三十分，极乐殡仪馆前往刑场收殓。十时许，殡仪馆人将四人尸体埋于台北和平东路公墓。当时有台湾报纸报道“李朋、汪声和、裴俊（女）、廖风娥（女）等4人在刑场口号不绝，饮弹方休，可见顽劣 。”

1950年9月6日，汪声和裴俊夫妇在台北马场町双双英勇就义，他们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和祖国统一，献出了自己30岁的年轻生命。

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英雄的死，气冲霄汉！

汪声和、李朋、裴俊、廖凤娥以“苏联间谍罪”被杀害后，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借此事件，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控苏案”，汪声和、李朋、裴俊、廖凤娥等4位英雄便成了国民党政权投报美国，打压苏联的借口……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40年对外不公开，英雄无名

1950年9月6日，汪声和、裴俊、李朋和廖风娥等4人在台湾为国捐躯之后，1950年9月8日，发行量极少，仅供党政高级领导内部参阅的新华社《参考消息》就刊登了汪声和和裴俊9月6日在台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

为了保护更多在台潜伏人员的绝对安全，我党没有及时向外界和包括4位英雄的家人告知噩耗。

汪声和、裴俊被害的消息，家里人最早知道的是，汪声和一手带出来参加革命队伍的二弟汪声鸣。

汪声鸣（1924年——1991年11月5日）

1950年底，已在上海公安局工作的汪声和二弟汪声鸣从一个朋友处看到了香港《新闻天地》刊登的汪声和裴俊在台湾被害的消息。

汪声鸣从1939年起就一直协助汪声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与其兄的感情极深，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但经过多方核实，终于相信了这个噩耗。但为了保密，他没有告诉任何家人。

后来，汪声达、汪声光兄妹五人分别先后从港台报纸和个人组织外调结论中，都得知大哥大嫂在台湾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德确切消息。

1951年,汪声和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前一直与他保持单线联络人陈甫子找到了汪声和的父母，告诉两位老人：

汪声和夫妇受党的派遣去台湾做地下党工作，此事属党的机密，不能对外讲。今后如家里成员需要组织证明汪声和、裴俊的情况时，可由他出具证明。

自此以后,汪声和三弟留学苏联、四弟汪声达参加空军飞行员政审，五弟汪声光报考解放军外语学院，二妹到原子弹基地工作全是由陈甫子帮助出具的政审证明。

陈甫子还给汪声和父母家所在派出所出具证明：汪声和、裴俊是烈士，对外不公开。

前右起：汪声鸣的父亲、二妹、母亲。后右起：汪声鸣及夫人、女儿汪小平、弟媳、侄女、四弟汪声光

文革时，红卫兵到汪声和父母家讯问有关去台湾的人员情况时，告知汪声和父母他们的儿子儿媳在台湾已牺牲的消息。汪声和父亲当时年岁已高，耳聋没听到这噩耗。母亲听到这噩耗后，心情极度压抑，没处倾诉，痛苦万分，不久就得了癌症，没多久两人相继故去。

汪声和五弟汪声光与二哥汪声鸣之女汪小平（右）、汪小红参观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

1977年初，汪声和五弟汪声光向单位党组织提出：要求政府追认大哥大嫂汪声和、裴俊为革命烈士。

深情追忆的战友情、同志情

在以后汪声和追认烈士的过程中，汪声光得到了大哥大嫂汪声和、裴俊当年一起在隐蔽战线生死相依的战友——享受国务院局级待遇的陈甫子，民航局司长马伯璜，四川政协副主席田一平，北京体委跳伞学校校长李鑫淼，国务院信访局蒲朝林等同志的大力帮助。

1980年，急公好义的北京语言大学来思平副教授把汪声光要求追认大哥大嫂汪声和、裴俊为革命烈士的信交给了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来思平，1941年出生，籍贯山西省五台县，1965年入党。她的父亲赖若愚，中共八大中央委员，第七届、第八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母亲王子如，1910年生，天津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八大代表，去世前为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后经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和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亲自过问，汪声和、裴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0年9月1日北京市民政局关于追认汪声和、裴俊二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颁发的汪声和革命烈士证明书

1990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颁发了汪声和革命烈士证明书。那一年，已是汪声和、裴俊两位烈士牺牲了第40个年头。

如今山河已无恙，已经永别的英雄，我们将永远记得你们用青春和热血写就的不朽功勋！

三去台湾，一定让英雄回家

海峡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步伐，岁月没有冲淡亲人不尽的思念！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告诉汪声和的五弟汪声光：汪声和和裴俊遇害后，尸骨可能被埋在台北的一个兵营中，因是军事禁区，所以不能前去寻找。

2007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上刊登岱峻撰写的《红色特工汪声和传奇》一文，幸运的是，汪声光也看到了《南方周末》这篇报道，随后，他立即决定去台北寻找大哥大嫂的墓地，并把他俩的遗骸迎回北京安葬。

2009年12月15日，汪声光和爱人关秀英来到台北六张犁第三墓区。在“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热心人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大哥汪声和的墓碑，但却未找到大嫂裴俊的墓碑。

汪声和的墓碑

多年以后见到眼前的这一幕，让汪声光百感交集，悲从中来，他说：这里与其说是墓地还不如说是乱葬岗，大哥的墓碑位于满目凄凉破败的墓地中间。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小石碑上，刻着“汪声和之墓，殁于民国三十九年九月六日”。

祭拜时，汪声光告诉大哥：我们兄弟姐妹会尽快让您魂归故里。

汪声光一行在大哥墓地周围仔细寻找，希望能发现大嫂裴俊的墓碑，但无一点踪影。

回到北京后，汪声光将此事以书面报告的形式递交给汪声和生前工作单位。

2012年4月9号，汪声光二次赴台。

4月10日，在台北六张犁第三墓区给大哥汪声和迁坟。4月15日，汪声光终于带着大哥的骨灰坐上了回北京的飞机。泪流满面的汪声光，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再一次浮现出大哥的面容，那是一张永远定格在30岁时的年轻俊朗的面容。

汪声和烈士

63年之后，共和国的英雄、大哥汪声和终于回到了家乡！

2012年4月24日，也就是农历的四月初四，汪声和的遗骸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革命烈士骨灰堂烈西二室0002号的位置。那一天，老天爷似乎也为英烈所感动，雨一直从早上七点多钟下到傍晚五点多钟。

大哥汪声和回到故乡之后，没有找到大嫂裴俊遗骸的未了遗憾，依然时时刻刻萦绕在汪声和五弟汪声光的心头，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的热心人也时刻牵挂这一心愿。汪声光回京后，身为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秘书长的李坤龙先生，这位当年”白色恐怖”的罹难者家属，他的父亲在1952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他才4个月大。李坤龙深知失去家人的痛苦，他也在千方百计地去寻找裴俊的墓碑。

2012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先生曾做客环球网

每当台北大雨过后，李坤龙先生总是会去台北六张犁的墓区，他要看看有没有被水冲出的烈士墓碑。后来，他又想法请台湾清华大学提供帮助，租用学校的探地雷达，根据当年掩埋烈士的概略位置图寻找裴俊烈士的遗骸。

裴俊烈士

老天有眼，心想事成，终于在2012年11月10日，还在台北六张犁的第三墓区，就在汪声和墓正下方五至六米处的地下一尺左右，找到了裴俊的墓碑。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裴俊烈士墓碑

2014年10月19日，汪声达、汪声光等一行六人第三次来到了台北六张犁，给大嫂裴俊迁坟。台北殡仪馆师傅在起坟时，发现了裴俊的不少遗骨，其中有半个头盖骨、牙齿、衣服铜扣等。根据台湾风俗，牙齿是不能带回北京的，师傅把它留在了原地。

10月26日，汪声达、汪声光一行六人离开台北前往北京。10月27日，某部派一位局长、两位处长等四人，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骨灰堂迎接裴俊回家。

11月28日，汪声和和裴俊的家人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骨灰堂西一室489号的位置，为大哥汪声和、大嫂裴俊两位烈士举行了合葬仪式。经过了64年之后，大哥大嫂终于魂归故里，回到了昨天他们用鲜血铸就的盛世中华。

2019年6月30日，大哥汪声和大嫂裴俊两烈士骨灰盒迁往新落成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陵园里，永远安葬在那里。

汪声和裴俊两烈士合葬墓碑

文中主要人物介绍

汪声鸣，是汪声和的二弟。1950年汪声鸣用他发明的无线电测向仪，抓获了蒋介石和毛人凤刚刚派到上海建立独立电台的台长、并指挥敌机轰炸上海的特务罗炳乾。

国民党老牌特务罗炳乾和电台

1954年7月，汪声鸣从上海公安局调到北京总参三部三局，做技保工作，先后任无线电技术员、工程师、科长、高级工程师。在三部，他荣立三等功两次，受嘉奖一次。1981年汪声鸣离开部队到公安部工作，以后又调到安全部。1983年7月汪声鸣任正研级高工。汪声鸣在公安部和安全部工作期间，一直是学术带头人，他主持的科研项目获部级一等奖，国家级二等奖。他的论文“计算机等设备电磁信息泄露的防护研究”获部级二等奖。

他是国家计算机信息保密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进步奖公安、安全专业评审委员会委员，部教育和科技发明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1989年3月，汪声鸣以安全部教授级高工任上离休。1991年11月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7岁

1949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汪声鸣家属颁发的军属证明书

汪声达，1940年10月7日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是汪声和的四弟。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飞行学院，空军大校，副教授，一级飞行员，获全军优秀教员，全军教书育人优秀教员，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现退休入住河北省第二休干所。

汪声达

汪声光，1945年9月30日生 大学本科毕业 ，中共党员， 是汪声和的五弟。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后任职于解放军二部。复员后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直到退休，副教授，从事来华留学生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

汪声光

黄美之（1930－2014），旅美作家，学名黄正。出生于湖南长沙，南京金陵女大历史系肄业。1949年初到台湾时，曾短期任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英文秘书，并在其“女青年大队”工作，与孙立人将军有过一段乱世情缘。当时黄20岁，孙50岁。1950年，她与姐姐黄珏以“泄露军机”罪名，双双入狱，在牢中度过10年，1960年，经赵恒惕、曾宝荪、黄少谷3人作保、签字，这对姐妹才得以出狱。出狱后，曾任复兴电台编辑，台湾“内政部”国际劳工组织员。1963年与美籍外交官傅礼士结婚。1960年后开始小说散文创作。著有游记《八千里路云和月》、短篇小说《流转》、散文集《伤痕》等。

1960年出狱不久的黄正

　孙立人，1955年11月21日-1988年3月27日被蒋介石父子幽禁 33年，一万两千多个日日夜夜。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15分，经历不到3年自由的孙立人将军，带着毕生的遗憾，病逝于台中的家里，还差3天就是他的90岁寿辰。

孙立人将军

后记：永远的怀念

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党派遣台湾1500多名隐蔽战线的英雄中，竟然有汪声和、李朋、裴俊、廖凤娥4人，是被以“苏俄国家政治保安部潜台间谍”罪名杀害的人。

中国百年经典电影连环画:《永不消逝的电波》封面

汪声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共和国烈士的名字，就一下子记住了它，究其原因，是他在共和国隐蔽战线非同寻常的背景，他是一位我党为数不多的、身负当时苏联情报机构特殊使命的英雄。

在我为4位英雄英年壮烈牺牲深深惋惜的同时，我也从汪声和亲人的回忆中，惊悉汪声和和妻子裴俊竟然没有留下子嗣，不免让人感叹唏嘘、遗憾万分，他们夫妇把一切都献给了红色的信仰！

还有1919年出生于天津的李朋，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的这个比汪声和大一岁的记者，据说抗日时期担任过美军翻译，同时担任纽约时报记者。他不仅是国民党中央社记者，还曾任职中央社采访部主任，后来也曾任苏联塔斯社的记者。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奉命冒险重新回到中央社台北总社工作，在他刚刚就任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秘书一职时，因电台暴露被捕牺牲，让人扼腕叹息。

与李朋一同英勇就义的未婚的女友廖凤娥，就是今天，我们对她也所知甚少。只知道她牺牲前只有27岁，是台北省立医院的一名护士。

据说，廖凤娥的家中也发现有电台一部，其实那是李朋的一个打字机。“案犯”中还有3位海军学校的学生，他们是廖凤娥的友人，只是因为廖凤娥曾经将他们介绍给李朋，也不幸被牵连其中。

这两对战士，是我党在台隐蔽战线牺牲的众多烈士中目前仅见的、双双同时英勇就义的伉俪烈士。

英雄不死，长歌当哭！

他们都是在用生命换取情报！

谨以此文敬献为了解放台湾而同时在台牺牲的汪声和、李朋、裴俊、廖凤娥烈士！

藉此向长期忍受失去亲人痛苦依然坚定不移选择跟党走的4位英雄的亲人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