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二）

有人说，在每一个伟大的成功者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作支持。如果这样说不算过份的话，那么在背后支持着沙飞的，正是他的妻子，尽管他们有过争吵和离异，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她对于沙飞的支持和贡献。

沙飞夫妇蜜月旅行在杭州 西湖水乐洞  1933年

认识沙飞的人都知道，他生来就具有某种艺术家的气质：勤奋、自信、富于激情和感染力。同时也不甘于在国家危难，人民痛苦的时刻无所奉献。因此当他那微薄的收入刚刚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当他一度痛苦的内心刚刚被爱情所温暖和复苏的时候，他便忍不住要进行新的追求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沙飞从一本外国画报上，看到几张很打动人心的新闻照片，深受感动。这些照片使他第一次意识到：摄影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完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社会和人生，成为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以往在画报上见到的那些风花雪月、淑女佳人，只是摄影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摄影艺术的本质。坦率地说，当时沙飞看到的是哪些照片，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然而正是这几张照片，从此激起了他天才的火花。

摄影艺术传人中国以后，起初并没有在艺术的殿堂里得到它应有的位置。有人把它视为洪水猛兽，称之为“勾魂术“；有人用它来炫耀、消遣，甚至歪曲现实。而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写意摄影，虽然在技术、技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实用摄影提高到艺术摄影的水平，但当时国家已处在危亡的关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许多进步人士把这种脱离现实的摄影看成一种消极的麻醉剂。就这样，当沙飞决心钻研摄影的时候，遭到了父母、兄弟和朋友的反对。来自父母和亲戚的阻力，主要是由于经济拮据，同时也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对摄影偏见的影响；如果沙飞真的去购买摄影器材，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节衣缩食。朋友们劝他放弃摄影，是担心他非但不能力挽狂澜，反而会被“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尚所吞没。沙飞最初接触摄影时，王辉还曾在家里专门设置了暗房，帮助他冲洗照片。有一次沙飞为了购买摄影器材多花了一些钱，无法再寄钱回家，也是王辉从她母亲仅有的一点积蓄中拿了几十元钱替沙飞寄了回去。而后来，王辉却成了一个反对者，不同意沙飞抛弃一切去从事摄影。究竟是什么使开朗、大方的妻子一反常态?究竟是什么使这个一向爽快的女人变得婆婆妈妈了呢?沙飞苦苦地思索，却找不到答案。他感到异乎寻常地失望，以至对妻子的误解日益加深；这道本来可以弥合的裂痕后来终于暂时拆散了他们的家。

作为艺术家，沙飞严谨、机敏、一丝不苟；而作为丈夫，他却常常是那么粗心。他爱自己的妻子，但是他竞丝毫也没有觉察到：当初那个单纯、活泼的姑娘，已于193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久又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说王辉本来可以作一个成功的贤妻良母，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都融 入丈夫的事业，那么现在这已经远远不够了。她不得不首先考虑的，只能是党组织的利益和同志们的安危。她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她知道沙飞为人豪爽、热情、进步，但他交游甚广，万一有什么闪失，都可能使这个家引起敌人的注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这样，她一方面反对丈夫的计划，一方面又无法作出令丈夫信服的解释。看来沙飞对这段往事始终耿耿于怀，直到1942年他写下简历的时候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对妻子的某种积怨。

但是无论如何，沙飞毕竟是沙飞，他对于自己的选择是有一番独到的考虑的。此时，年轻的沙飞刚刚走完二十几个春秋，而在他心灵的历程上却早已萌发过许许多多艺术的嫩芽：电影、文学、木刻……。能够为艺术之神所光顾和垂青的那些心灵，往往就是这样活跃地跳动而不肯停歇。经过反复权衡，他认为摄影在这里得天独厚，因为它能更迅速、更直接地反映生活。他并不在乎世俗对于摄影的偏见，也并不认为摄影仅仅是一种有钱人的消遣。为了与当时摄影界那种脱离现实的风气相区别，这位未来的摄影艺术家从一开始便决心在这块天地里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经过两年多的埋头苦干，他终于摸索出一些门径，在摄影的理论和技术、技巧上，为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沙飞的作品参加了我国最早的摄影团体之一“黑白社“的影展。

1936年秋，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和陶行知四位先生写信给中国共产党领袖，商讨联合战线问题。沙飞从进步的刊物上看到这一消息，再也不能平静了，他已经感觉到了局势的微妙变化和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三十年代的中国，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青年志士脱颖而出，一张小小的三尺服务台，又怎能锁得住沙飞那颗动荡的心呢?正巧，这时他的二弟和三弟相继从专科学校毕业；二弟学的是中医，工作以后完全可以顶替他，维护一家老小的生活，于是他征得妻子的同意，只身奔赴上海。

人们说上海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然而在那十里洋场的背后，其实孕育和蓄积着进步的力量。至于上海的文化界，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在帝国主义、军阀、买办的夹缝和铜臭中顽强地开拓着自己的天地。年轻的沙飞像一株久旱的秧苗，一下子陶醉在这里强烈的艺术氛围当中，尽情地畅饮着知识的甘露，充实自己。摄影是一种富于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一个优秀的摄影家，需要具有诗人的情怀、画家的慧眼、音乐家的敏锐和哲学家的深刻。在艺术女神众多的追求者面前，似乎永远都有这样一条迷人的地平线，尽善尽美，却无法企及。杜甫论诗，认为“功夫在诗外“，摄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几年来的暗中摸索使沙飞深切地感觉到：只有从各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追随着那条迷人的“地平线“，渐渐接近艺术的佳境。于是他考入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从师于许多著名的画家，并由此逐步把绘画的理论和技法渗透到摄影艺术当中去。与此同时，他积极地参加了“黑白社‘，的活动，并且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鲁迅、鹿地亘等中、日作家。从沙飞后来的摄影活动和革命活动来看，鲁迅的思想、风格和文章都给了他深厚的影响。

“黑白社“汇聚着一批最出色的摄影家，但是当时他们大部分都热衷于写意摄影，把功夫下在风光、静物、人像的构图和用光上。沙飞对此很不以为然。这时他虽然已经在摄影技巧上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却仍旧没有改变当年立志钻研摄影时的初衷—他决心独树一帜，以摄影记者的名义去反映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偌大的上海，有多少灯红酒绿、秦楼楚馆，然而一个正直的青年摄影家要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却又谈何容易。沙飞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他勤奋地拍照、写作，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和通讯报道源源不断地寄给一些进步刊物，然后再用赚来的稿费添置新的器材。

1936年10月8日，这是沙飞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日子。

当时，沙飞同一些青年木刻家一道，在上海筹办了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展出了近百位作者一年来创作的六百多幅木刻画。国民党当局对这个展览会严加监视，但是前来参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10月8日，将是展览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正值星期日，沙飞和他的木刻家朋友们守候在展厅的 入口处，好象在期待着什么。大约12点钟，他们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紫色的旧长衫，高高的颧骨，苍白而消瘦的脸庞上浮着一层温和的微笑—那是鲁迅先生啊!青年艺术家们一下子围了上去，簇拥着这位新文化界的保姆，走进展厅。

看得出来，鲁迅先生的病情已经日益恶化；他脸色苍白，交谈当中不时伴着一阵阵令人心忧的咳嗽，尽管如此，他还是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作品，有时还停下来低声询问些什么，然后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作者。

最后，大家随着鲁迅先生来到展厅中央，围着一张方桌，在一圈藤椅上坐下来。鲁迅先生摘掉呢帽，燃起一根纸烟，简要地谈着自己的观感、意见和期望。他建议青年木刻家们从参展作品中挑选出二百幅，出版成集，扩大影响，并且愿意负责联系一家书店来承印这本集子。鲁迅先生还告诉大家：应当把全国的木刻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国外的进步艺术团体及作家取得联系；这是整个中国艺术界的方向。……青年木刻家们围坐在鲁迅先生身旁，微微倾斜着身子，凝神聆听。就在这时，沙飞按动快门，摄下了这一值得纪念的场面—这便是那张后来深受人们喜爱的照片：《鲁迅与青年木刻家》。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 。左起：鲁迅、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上海八仙桥青年会。1936年10月8日   沙飞摄

鲁迅先生听见照相机的快门声，便抬起头微笑着询问沙飞：“你最近又拍了些好照片吗?”

“在十六铺码头拍了几张工人生活。“沙飞兴冲冲地回答说。

“好嘛，不过特别要注意学素描哩。“鲁迅先生的话语里充满着对晚辈和后学的关切，“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的作品。“

沙飞还想再问些什么，问问鲁迅先生对局势的见解，对摄影界的评价，对自己那些照片的意见……他多么希望能久久地留在这位伟大的长者身边，多得到一些指点啊！然而人同此心，其他几个青年朋友早已迫不及待，用一连串的问题把鲁迅先生“夺“去了。

鲁迅先生拖着病弱的残躯，与这群勤奋的后来者侃侃而谈。他谈到艺术、哲学、人生。谈到果戈理、高尔基、浪漫派诗人和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沙飞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被鲁迅先生那说古论今、纵横捭阖的谈吐深深地迷住了，他真想就这样听下去、听下去，用先生的教诲去溶解和再造一个自我，但是当时他怎么能想得到：这可能已经是鲁迅先生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十一天以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便离开了人世。

沙飞同鲁迅先生的交往是短暂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短暂的交往在他一生中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

鲁迅先生逝世的当天，沙飞便赶到先生的寓所，怀着崇敬的心情拍摄了先生的遗容、遗物以及先生用过的卧室、书房……。10月22日，当上海各界不顾当局的阻挠举行隆重葬礼的时候，沙飞又一次举起自己的相机—面对那无尽的哀思和翻滚的人海，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这架相机的重量，感觉到它也可以像鲁迅先生手中的笔一样，成为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

几天之后，上海的各家刊物《良友》画报、《时代》画报、《生活星期刊》、《文学》月刊等等，竞相发表了沙飞的照片；这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同时也使沙飞受到了敌人的注意。不久，校方便迫于当局的压力，勒令沙飞退学。

就在沙飞忍受着新的打击，在黑暗中重新摸索的时候，他面前突然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这一著名诗句之所以千古流传，也许正是由于它道出了人生历程中的永恒哲理啊!

离开学校不久，沙飞结识了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著名记者陈依范先生。陈依范先生的父亲，就是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和外交法律顾问的陈友仁；他曾于1932年出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坚决主张抗日而被迫去职；1933年11月，陈友仁先生又参加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出走法国，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很有影响。陈依范看到沙飞的摄影作品内容进步，艺术上也比较成熟，便挑选了一部分介绍到苏联去发表，同时鼓励沙飞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参加1938年元旦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逆境中得到的鼓励，胜似平时的万般赞美，陈依范先生的一席话使沙飞感到无比的亲切；他觉得眼前突然一亮：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照片，去影响他们、鼓励他们呢？想到这里，沙飞决定立刻动身南下，然后折回广州筹办影展。为了这次影展，他通过木刻家李桦以及上海美专的一些进步同学借到一笔钱；尽管这使他背上了难以还清的债务。1936年12月3日那天，沙飞生平的第一次个人摄影艺术展览终于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开幕了。在这次展出的114幅作品中，包括纪念鲁迅先生的照片26幅，反映人民疾苦的照片52幅，风光、静物16幅以及去上海前在南澳岛拍摄的20幅。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动荡和离乱，仅仅保存下来了其中零零散散的几幅作品，大多数如今都已经有目而无篇。毫不夸张地说，沙飞为期三天的影展不仅显示出这位24岁的青年摄影家的过人才华，也使各界参观者耳目一新，在摄影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正如沙飞本人在影展的前言中所说：他是把摄影当作“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当时的《越华报》、《公评报》、《民国日报》等都以不同形式介绍了这次影展，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有位观众还在留言簿上写下“艺术探险“四个意味深长的大字，这使沙飞感到了无限的安慰—即使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也仍然有许多人能够深深地理解和关心他啊！

渔光曲　沙飞摄

如果说，沙飞的作品在当时曾以其崭新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性震憾人心，那么50年后的今天，它们所蕴含的艺术力量仍然强烈地感染着我们。沿街乞讨的盲人(《生命的呐喊》)、背井离乡的老妪(《被迫离境》)，在沙飞的作品里都成为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那张《波光里辛苦等鱼踪》余味久远，意境深邃，在悲凉、辛酸的基调之中透着某种超然的情趣，使人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劳动人民所特有的勤劳、淳朴和那种执着的凝聚力。另一张反映南澳岛渔民生活的作品《在洪涛中讨生活》则是凝重而含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纤夫》。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些深刻内容与优美形式相结合的写实摄影，是值得珍视的作品。

在洪涛中讨生活  沙飞摄

影展结束之后，沙飞开始设法筹钱还债。当时他的二弟虽已开业行医，但是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无力相助。正在这时候，广州一个商人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出资三万元，以沙飞的名义开办一家美术照相馆，每月还可以付给沙飞五百元薪水。商人心里的算盘打得很清楚：那次影展之后，“沙飞“两个字在青年当中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召力，打出这张招牌，日后必定是一本万利；同时沙飞此时正在筹钱还债，五百元的月薪决不会毫无吸引力的。的确，办影展欠下的债务使沙飞极为不安。他时刻都想尽早地还清这笔债，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在金钱与事业之间永远不存在什么等量关系。沙飞断然拒绝了那个商人，决计到香港去寻求一位朋友的帮助。

沙飞为人宽厚，从不对任何人妄加臧否；因此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总是念及朋友们给他的帮助，而不愿斤斤计较，其实在那个人情淡薄的社会，许多事并不完全如他想象的一样。这次香港之行，他就是在无奈之中才把心爱的相机让给那位朋友，换回了八十元港币。返回广州后，沙飞一方面用这笔钱还债，另一方面又花十元钱在旧货摊上买了一架勉强能用的旧相机。对某些人来说，相机也许只意味着一笔金钱的抵押，但是对于沙飞，它便是一切。这架最大光圈4.5，最快速度1/250秒的破旧相机，在沙飞身边陪伴了整整三年，拍摄过平型关大捷等许许多多珍贵的镜头；直到1939年底白求恩大夫去世的时候，沙飞才又得到白求恩大夫在遗言中留给他的那架白求恩自己用了多年的照相机。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唐县黄石口村去世，临终遗愿“照相机给沙飞”。

从广州奔赴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广州的这段时间里，沙飞路过汕头时，他只在妻子那里住了一夜，告诉妻子他因为鲁迅拍照的事引起当局的注意，不得不赶回广州去搞影展。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说。妻子看到他如此活跃、进步，一方面暗暗为他高兴，另一方面也愈发觉得不安。当时，王辉由于有电报局的职业掩护，在汕头新马路的住所实际上已成为我们党的秘密联络点，许多党的领导同志如方方、谢育才、苏惠、李碧山(李班)等，都曾在这里落脚、留住，同时王辉还负责保管着不少机密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沙飞越是出名，他的家也就越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万一沙飞从广州回到汕头，更不知会带来什么样的意外。王辉十分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性格外向、过于热情，而且对地下党的活动知之甚少；另外，一些进步人士对沙飞及其影展的赞扬近来也常常见诸报端，国民党当局随时都可能向他伸出毒手。经过反复考虑，王辉毅然作出了痛苦的选择：1937年初，在沙飞的第一次影展结束以后，她写信向沙飞提出离婚。

王辉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预防不测：万一沙飞出事，可以借此搪塞敌人，不至连累地下组织；另外她也完全相信丈夫对自己的感情—结婚以来，他们始终互敬互爱，大力、小力这两个孩子更是沙飞舍不下的掌上明珠，因此一旦沙飞接到这封要求离婚的信，肯定会有所理解、有所思考的。至于她的真实心情和处境，以后有机会时会如实告诉丈夫，信上无法写明的东西会一口气说出来。她相信沙飞一定会理解和帮助自己的。

然而生活的道路常常是如此地曲折，许多一瞬间便可以解开的误会和不幸，却由于某些偶然因素的合力长久地横亘在人们的心灵中间。

沙飞收到王辉那封信的时候，正处在一个艰难的关口。生活的困顿、当局的迫害，使他无暇细细地思索，无暇从那封措辞强硬的信里体会偶有流露的绵绵情思，而只是感到痛苦、愤怒。往日的恩爱之情，倾刻间化作了固执的怨恨，他不愿多问、不愿多想，只觉得是妻子丧了志、变了心。于是他在接到来信以后，提笔回了一封充满悲哀和愤怒的信，同意离婚。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