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多支军队中，我始终对红四方面军心怀敬意，红四方面军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吸引着很多军迷，包括我。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中，红四方面军可以说是指战员出身最底层、经历最苦涩、境遇最坎坷的一支部队。由于张国焘的拖累和诸多历史因素，过去红四方面军是三支主力红军中最为敏感的一支，它的身世长久以来也披上了一层迷雾。
红四方面军军旗
党内军内个别人在某一历史时期对红四方面军的一些不当言行，一向稳重克制的徐向前元帅晚年在回忆录里也颇有微词：
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余来人的游击武装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余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
徐向前之所以这么说，直接原因是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两军之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当时，为了迎接党中央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特派李先念率部南下，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两军会合时气氛一度十分融洽。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徐向前、李先念在回首往事时，两人还深有感触地谈起这段经历。李先念说：
张国焘有野心，分裂党，分裂红军，有他的账。但（红一方面军内的）教条主义者一是批评张国焘擅自主张建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二是说四方面军“军阀主义”，把下面的干部惹翻了。会合时的气氛很好，给破坏了。
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起，张国焘的错误开始在党内正式受到批判。1938年4月，张国焘叛逃。
1942年，张国焘叛逃出走已经4年，在抗日战场，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经受住了检验，事实证明他们是一群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绝对值得信赖的忠诚战士。毛主席亲自代表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之指示》，认为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拥护党中央，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对久经磨难的将士做出了公道的评价。
毛主席与徐向前
红四方面军到底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两座山的影响最大，一座是孕育了红一方面军的井冈山，一座是孕育了红四方面军的大别山。
红四方面军完全是从大别山土生土长的农民暴动和游击战争中产生的，其早期领导人物都是大别山籍的土知识分子，而一般战士就是山里的猎户、山民、药农，是纯粹的“黑脚杆子”。
1927年11月13日的黄麻起义，以及起义时成立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是红四方面军最初的源头。起义失败后，数万名大别山里的贫苦农民最后仅剩72人坚持到湖北黄陂木兰山打游击。与此同时，同处大别山的豫东南、皖西地区也相继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到1929年底，这三支工农武装分别发展成为三个红军师，共同组成了红十一军。
红十一军后来改编为红一军，1931年1月中旬又改编为红四军，这是一支继承了井冈山“朱毛红军”红四军番号的光荣部队。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下辖红四军和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徐向前担任总指挥。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缔造者和旗帜人物，徐向前赋予了这支部队豁得出、挺得稳、熬得住的风格，最能啃“硬骨头”。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骑马检阅部队
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多次大起大落，两次放弃根据地，这一番番曲折几乎都要拜张国焘所“赐”。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在谈论和讲述红四方面军时，仍然无法绕开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是党的早期活动家，但他的历史说明，他不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而是一个野心家。1931年4月，张国焘自告奋勇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
张国焘带给红四方面军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军史上令人心悸、留下巨大伤痕的“大肃反”。到鄂豫皖苏区后，张国焘力排异已，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统治，凡是曾经反对、抵制、怀疑他“左”倾政策的人，都被张国焘以各种罪名加以杀害，他最常给人扣的帽子就是“反革命”、“改组派”。
大肃反几乎伴随张国焘主政红四方面军始终，最惨烈的就是白雀园“大肃反”。关于这起冤案的蒙难人数，徐向前认为仅军队系统即有“二千五百多名”。肃反的屠刀从周维炯、许继慎、戴克敏等高级干部，一直挥舞到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头上。在白雀园逃过一劫的曾中山、旷继勋等人，也不幸在此后相继被张国焘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含冤离去。
亲人蒙难、身心俱疲的指战员，因为相信终究会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那一天、因为坚信党会还他们以清白，竟然在逆境和冤屈中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元气大伤的红四方面军在“肃反”中兵力锐减四分之一，但在接下来的半年内，由于徐向前沉重镇定的指挥，部队接连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的辉煌胜利，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6万余人，在低谷中达到了巅峰。
各类军校出身的职业军官、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层干部、根据地和军队的创建人基本被杀的军队，竟然能在指挥机构瘫痪后迅速换头重生，让人不得不感叹这支部队的韧劲与顽强。
张国焘不懂作战，缺爱独断战略决策，因此红四方面军每每在战场中取得有利形势后不久，就因为他一意孤行的瞎指挥而前功尽弃。
四大战役后，张国焘、沈泽民等人误判形势，认为国民党中央军已成“偏师”，并错误地要求红军不断进攻，直接造成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除了留下2个师坚持苏区斗争，方面军率主力4个师，于1932年10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经鄂北、豫西，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只要张国焘放手把组织指挥作战的问题交给富有作战经验的徐向前，徐向前便能率领红四方面军在逆境中开创新局面。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粉碎川军的三路围攻。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又先后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宜达战役的胜利，红四方面军至此达到了光辉顶点，红军总兵力也达到八万人，与红一方面军不相上下。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向川陕甘发展，力图做到依靠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可是，独揽川陕区全权的张国焘此时却想到川北建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此为中国革命中心。
张国焘未经集体讨论，再次选择放弃了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又一次没了家，被迫进行长征，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两军刚会师时，彼此的尊重、喜悦是真诚的，但好景不长，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实力严重受损后，野心日益滋长，引起了不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同志的不满。
与此同时，凯丰也不合时机地火上浇油，他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表文章，对红四方面军进行批评，把张国焘个人对党中央大政方针的抵触，视为全体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集体想法，将红四方面军斥之为“军阀主义”“土匪作风”，这些言论在客观上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指战员。
李先念回忆说：
“有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那时一听说是中央来的，比圣旨还尊重。”
张国焘的野心日益膨胀，屡屡伸手向党中央要权，直接造成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最终发展到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地步。他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另立“中央”。
南下中，红四方面军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由原来的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三过草地、四过雪山，比其他红军多走了不知多少本可以避免的冤枉路。
1936年7月初，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与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四方面军奉中革军委之命，抽调一半人马组成西路军，苦战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万余将士饮恨长眠在祁连山下。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先后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包座战役、绥崇丹懋战役、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等战役战斗，毙、伤、俘敌约5万人。
红四方面军将士不惧长途漫漫、十步九曲的苦难历程，但张国焘的荼毒与拖累，却让他们长久地荷载着心灵的重负。张国焘一次次地阻碍了红四方面军全部力量作用的发挥，是最令红四方面军全军将士感到无奈的。
由于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许多四方面军同志不得不违心地服从和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但张国焘的错误，却被记到了很多对党忠诚的同志身上。许多红四方面军干部在此后长期都感觉到自己伸不开手脚，有党内同志异样的眼神注视着自己。
对张国焘的批判，在一些地方扩大到了四方面军普通干部身上，这让他们深受刺激。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的，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人甚至策划了从抗大“逃跑”，回大山打游击去。要不是毛主席的格外关照，这几名未来的开国战将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党纪军纪制裁。
开国上将洪学智认为，当时毛主席很关照四方面军干部，但是，个别基层单位违背中央精神，做了些暗施冷箭的事情。个别干部“山头”思想严重，格外看中“双一”身份（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很多红四方面军干部在去往其他部队工作后，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备受牵连，有苦难言。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般高级干部普遍降三级。但是，红四方面军降级使用情况更加严重，李先念一度要连降六级。要不是毛主席识才、爱才，将其派往新四军任职，李先念就要到129师当营长去了。
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的专制裹挟，不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自己所能选择的；张国焘利用他专制下的红四方面军向党闹“独立”，是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更与他们无关。
毛主席与张国焘在陕北延安合影
控制着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不仅让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机遇一次次丧失，而且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一场场灾难。但艰巨的征程锻炼出超凡的意志，红四方面军犹如浴火涅槃的凤凰，经过血火洗礼后更加光华。
八路军改编时，原红四方面军剩余部队与陕北红军合编为129师，是八路军兵力最少的一个师，但在八年抗战中它扩编速度最快，兵力发展最为雄厚，到1945年8月，129师主力部队达30万人，在8年间共歼灭日伪军42万人，创建了当时版图和人口最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
抗战时，129师打的胜仗、漂亮仗、有名气的仗最多：夜袭阳明堡、七亘村重叠设伏、长生口、黄崖底、神头岭、响堂铺、香城固，都是载入八路军抗战史册的经典之战。
解放战争时，中原野战军为了全国革命的全局战略，毅然放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千里挺进大别山，进行无后方作战，承担了解放战争时期最为艰苦的战役，付出重大代价。
曾在与红四方面军有密切渊源的援西军、129师、第二野战军长期任职的刘伯承元帅，把红四方面军的硬朗作风称为“啃骨头”，他说：
“当别人啃骨头的时候，我们在啃骨头；当别人吃肉时，我们还在啃骨头。”
这句话，把红四方面军及其历史延续部队的苦难辉煌历程，描述得十分形象与透彻。
毛主席说徐向前是红四方面的“老母鸡”，在他的带领和培育下，红四方面军成长了一大批不循常理、不守常法、不落常规而又狂野豪放、善打苦仗硬仗恶仗的卓越将领。
经典连续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其原型之一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有“王疯子”之称的王近山。剧中的这种“亮剑”精神支撑着红四方面军将士面对强敌敢于出剑、并能战而胜之。
由此，这支专啃硬骨头的英雄部队和英雄指战员，在深受张国焘军阀主义和个人独裁荼毒的情况下，在重压、煎熬和拖累下愈挫愈奋，崛起升腾，涌现出灿若星群的开国功臣，为新中国锻造了1位元帅、2位大将、14位上将、51位中将和数百位少将。
中央军委确定了我党36位军事家，从红四方面军中产生的即有8位，他们是徐向前、李先念、陈赓、徐海东、王树声，以及著名烈士许继慎、蔡申熙、曾中生。
红四方面军英勇战斗的十几年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多同志在同“左”倾错误和张国焘的斗争中，遭到诬陷和迫害，他们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
张国焘罪过事实不争，红四方面军本色光彩夺目。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
仰望这座伟大的丰碑，我们可以感触到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感受到中华民族坚忍不拔、不惧牺牲的伟大精神，更感受到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抗争的热血豪情。
任微言卿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历史的巨轮）：红四方面军的独特魅力：在重压、煎熬下愈挫愈勇，名将灿若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