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红在写李佩先生的文章时，查阅了很多资料，突然意识到：在众多出版的相关文章中，郭芹只是作为郭永怀李佩夫妇的独生女儿被提及。
当人们在缅怀郭永怀的壮烈牺牲、赞美李佩的无私奉献时，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女儿郭芹，被忽略和遗忘了，这是他们的生命中最沉重痛苦的代价。
郭芹代表了那个时代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意外、无从选择的命运。他们和父母间出现了文化断层，学历仅小学或初中。
1956年8月，5岁的郭芹随父母从纽约回到北京，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天使折翅，她成为“狗崽子”，两年后，初中尚未毕业即从北京赴内蒙古农区，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十年，从15岁到25岁，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长岁月里，父亲郭永怀因飞机失事牺牲、母亲以“特务”名义被隔离审查。
文革后，不少劫后余生的这一代归国留学人员子女，因为出生在美国，选择了回美国生活。然而，学业上被耽搁的他们在美国生活并不容易。王丹红曾问李佩：“1980年，郭芹回美国后做什么？”李佩说：“她一个初中生，在美国能做什么！”
郭芹仅活了45岁。
1953年，郭永怀、李佩和女儿郭芹
梁园故乡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这是华罗庚1950年2月在归国途中写下的文字。不如归去——打动当时不少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心。
1956年8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和夫人李佩也加入到回国的时代大潮中。他们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离开了绮色佳，全家开车横跨美国，沿途与朋友们告别，到旧金山侯船西渡回国。这是郭永怀出国16年后第一次回祖国。
郭芹1951年8月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绮色小镇，父亲是康奈尔大学副教授郭永怀，母亲是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
那时，他们的家是一幢位于绮色佳市中心的三层楼带地下室的独幢别墅，距离康奈尔大学只有3个街区的距离。
作为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郭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在镜头里留下她“洋娃娃”般可爱的幸福童年。
童年时代的郭芹
回到北京后，郭永怀全家住进了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特级专家楼，这是一套四室两厅双阳台、卫生间带浴缸的套房，与钱学森家和钱三强家毗邻而居。
在回国近一年之际，1957年6月7日，郭永怀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
?“凡在美国居住又有入学年龄儿女的父母，都难免不感到遭受别人歧视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会有这样的病，他们当然就很真实地反映出来。欺凌、侮辱必然在小孩子们心灵上留下一个创伤的烙印……我是一个有儿女的中年人，离开美国也是为了这个原因，不但如此，只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青年们才能自由发展，才有自由择业的机会。”
郭芹的好友周晖在回忆文章中说：
?“我和郭芹算是发小了，都住在中关村，她家住13楼，我家住23楼，两座楼中间隔着一小块空地……我们小学和中学都在一所学校，但没有同班。郭芹是独生女，父母是留美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阔气的。大约在‘三年困难’时，看到郭芹带的午饭居然是鸡蛋炒饭，我羡慕得边看边猛咽了几口口水。一直忘不了郭芹的。郭芹很随和，经常邀请同学和像我这样的邻居到她家玩。进了她家，先惊讶有那么多房间，然后羡慕那些阔绰的摆设。郭芹从小就学钢琴，就是在北大附小这样大师子女聚焦的地方也是不多见的。”
1960年代初，郭永怀李佩和女儿郭芹在北京家门口
?“狗崽子”
然而，随父母回国十年后，郭芹童年的宁静生活被“文化大革命”击碎了。
“1966年8月8号凌晨，我和郭芹都被视为狗崽子，赶出了去天安门觐见领袖的队伍，我们相伴哭泣着一同穿过科学院漆黑的街道回到家里。”周晖写道。
1969年，内蒙古知青郭芹（前排右一）
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郭芹曾恳求父亲利用在部队的工作关系让她去参军，但郭永怀没有同意。今天已经无从了解郭永怀当时的心情，是出于大公无私？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他无法给女儿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而被迫适应时代潮流？面对女儿的要求，他想到了回国时的初衷吗？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
1968年9月20日，17岁的郭芹和周晖一道乘坐专列奔赴内蒙古农区，两人被分配在同一个知青点，朝夕相处生活了三年。
也是在1966年夏天，远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同事william R. Sears的女儿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在绮色佳上了一所飞行学校，1967年获得私人飞行驾驶执照，并于1969年拥有了一架自己的私人飞机。
周晖记得郭芹带的生活用品显然更“高级”“更充分”，“她贡献出一块很漂亮的条纹布作窗帘，让女生宿舍顿时蓬荜生辉、雅致温馨了许多。她不计较我们用她的东西，我们很愿意用她的木制天蓝色衣架，这些衣架都是舶来品，就是在北京家里也没用过这么漂亮的衣架……”
郭芹离开北京之时，李佩因为在重庆（白区）工作和美国留学的经历，已经被作为“特务”而“隔离审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里。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离开北京赴青海核试验基地，一家三口从此天各一方。
到农村后，郭芹开始过“生活关”和“劳动关”，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对她来说尤其艰难痛苦，从小家里就有洗衣机的她不会洗衣服，也不会做饭，曾经委屈嚎啕大哭，写信给父母诉苦。
1968年10月20日，郭永怀在回信中说：
?“上礼拜接到妈妈的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你这次听主席的话，坚决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是很对的，但同时也必须认识，这条路对你来说困难还是很多的，必须本着主席的教导，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困难，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胜利一定是属于你的。”
而在11月3日给郭芹的信，则是迄今为止发现郭永怀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有一段：
?“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有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代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郭芹为什么没有请在北京的母亲买鞋，却烦劳万里之遥、日理万机的父亲呢？因为母亲在“隔离审查”中，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个月之后，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乘坐夜航班机——一架伊尔14小飞机——返回北京，凌晨5时左右，飞机在北京上空降落时失事，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牺牲。
12月7日，郭芹所在生产大队接到北京国防科委电话，告知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郭芹到公路上拦截长途汽车到县里，再从县里乘车到洮南赶火车回北京。
12月25日，郭永怀被追认为烈士，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张可文是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秘书，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记得那天在八宝山召开郭先生的追悼会，那时李佩先生还在受严重的政治审查。我特意到第一休息室去找她，发现她正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我知道在场有好几位是她的亲人和知音，他们也正在活活地受着煎熬，他们多么想坐在她的身旁来分担她的痛苦和迷茫。但是不能……”
追悼会后，有关方面询问李佩：作为烈士家属，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地方。倔强的李佩回答说：“我们不需要同情！”结果是，1969年初春，郭芹回到了插队的地方，李佩回到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失去的十年
1975年，李佩和郭芹
十年“文革”，耽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人的黄金学习时光，其中包括五十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的第二代，比如钱永刚、钱永真兄妹，以及郭芹等。这些当年父母们的“小甜心”，在生命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被迫离开学校，与父母分离。
1955年9月，钱永刚和妹妹随父母回国时，他7岁，妹妹5岁。“文革”开始，18岁的他正在上高中，从此学业中断，他选择参军到部队，父亲钱学森只说了一句：“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1977年恢复高考时，年近30岁的他走进了考场，考入长沙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1986年“公派自费”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钱永刚在回忆父母的文章中写道：
“我38岁那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读研究生。在学院的图书馆前，我看到奠基石碑上刻着图书馆建馆的时间：1966年。注视着这个年份，我心里顿生感慨：我来晚了！如果爸爸不回国，我可能18岁就进入这个图书馆大门了，早20年入学，我是不是会比现在优秀一点呢？只是人生没有如果……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紧赶慢赶，一直很努力。我从未对父母说起过自己那一闪而过的感慨，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对于回国的决定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
?“文革”中面对子女失学，可能没有人知道钱学森、郭永怀的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惶恐和煎熬。
钱永刚记得，1955年9月，全家在回国途经菲律宾马尼拉时，一位华侨林孙美玉来看望父亲。当得知她是高中教师时，钱学森说：
?“非常好，中小学教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好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
冶金学家叶渚沛是钱学森家和郭永怀家在北京中关村特级专家楼的邻居。他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
?“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7岁的郭芹正在人生求学的黄金岁月，迫切需要父母的庇护和指引，她却经历父亲牺牲、母亲被当作“特务”隔离审查的现实，在遥远寒冷的内蒙古乡下，这个曾经娇生惯养的女孩儿是怎么熬过这一段艰难时光？她将自己的手风琴带回了知青点，成为她解除身心压力的精神依托。
然而，她的健康还是受到了损害。1970年，郭芹病退回北京，以烈士子女的身份进入父亲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在这里，她和自己同龄的李伟格成为一生挚友。
消逝在风中的“甜心”
1953年，李佩和郭芹在美国时乘坐游艇
郭芹回到北京时，她的家已经住进了力学所另外三户家庭，她只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寝室，而李佩已于1970年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到安徽合肥，住集体宿舍，仍然接受审查，不能回北京看望病中的女儿。直到1973年后，李佩才被允许春节时回北京探亲。
王永光是在力学所乐队认识郭芹的，当时他和郭芹、沈青组成了乐队的手风琴组，他曾陪郭芹专门买了一架“鹦鹉”牌120贝司四排簧的手风琴，三人在乐队合作中结下深厚友谊。1996年初夏，身患重病的郭芹在北京家中托沈青为她保管手风琴，希望自己病好后再继续演奏。
1996年“国庆节”，李佩将郭芹从医院接回家中，郭芹知道自己日子不长了，躺在床上将年迈的母亲托付给王永光和李伟格。王永光说：“这一嘱托使我与李伟格同样感到郭芹对母亲的眷恋，11月8日，郭芹走完了她年仅四十五岁的人生旅程，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骨灰撒在昆明湖中。
边东子是郭芹儿时的朋友，两家同在中关村13号楼，他记得郭芹在父亲去世后，常常在钢琴上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在他最后一次见到病重的郭芹时，郭芹对他说：“写写我爸爸吧！”
李伟格谨守诺言，几十年如一日陪伴照顾李佩的工作和生活。如今，她和李佩的侄女袁和是李佩身边最亲的人。
从郭芹到钱永刚，他们的父母在战争年代赴国外留学，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幼的他们随父母国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史无前例的各种政治运动剥夺了青年时期他们的求学机会，留下一生遗憾。改革开放后，这些子女辈大部分回到了美国，但他们的成就难以超越父辈。
中关村是蔡恒胜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1953年，他随父母从杭州来到北京，不久就住进中关村特级专家楼15号楼，与住13号楼的郭芹家成为邻居。他在文章《钱学森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中写道：
?“十年的浩劫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浪费了宝贵的时光。虽然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急起直追。我们这一代虽然个别人小有成就，从职务上有担任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高工等等，但整体上我们无法超越甚至达到我们父辈所取得的科研成就。”
2003年，中关村家中，我问李佩：“郭芹1980年到美国后做什么工作？”李佩的回答留给我长久痛苦的思索：“她一个初生中，在美国能做什么！”
2015年，我因写李佩先生的文章，曾在电话里向她询问一些事件的细节。令我万分吃惊的是，98岁李佩对四十年代在重庆工作、五十年代在美国留学时的一些事件、人物姓名有清晰的记忆，当她看见自己和邓发、陈家康、朱学范1945年在埃及的合影时，她清楚地讲过当时帮邓发办护照的经历，但她却完全记不起自己在美国住了近10年的家的情形，看到1952年全家在家门口的照片，也说这不是自己的家；她甚至记不起自己的独生女儿郭芹的生日和忌日。
也许，因为回忆太痛苦，她选择了遗忘吧。
王永光一直保存着郭芹的手风琴，在自己年逾古稀之后，他和李伟格商量：该怎么保存郭芹的手风琴。在郭芹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王永光已将郭芹的手风琴、连同当年的购琴发票、使用说明书、以及郭芹用过的曲谱，送至郭永怀在力学所的办公室，他说：“让女儿‘优美的琴声’永远陪伴在慈父的‘身边’，这显然是一种绝佳的安排！至此，我顿感释然！”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互联杂谈14）：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