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傳承：南下西进专题
论刘伯承、邓小平等
关于进军西南军事思想和实践（一）
宋毅军
1989年11月，邓小平曾轻松地笑谈四十年前进军解放大西南那场风扫残云、势如破竹般的战事：“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
从1949年8月开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指挥二野及一野、四野各一部，经过3个多月充分准备，于11月初发起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据刘邓在重庆公布的战果：作战从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3000华里，提前两个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起义各40余万，解放了西南广大地区。
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进军西南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1949年8月至1949年12月期间，多数由邓小平起草，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修改并联名发出的进军解放西南的50多份电报中，《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编入的《关于进军西南的十八份电报》（文中电报序号以此十八份电报排序）是这一思想的集中反映。这些电报突出反映了他们坚决执行、灵活运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充分发挥军政兼施、恩威并重的策略；反映了刘伯承、邓小平等在领导进军解放西南等重大军事斗争中驾驭全局的雄才大略；展示了他们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文韬武略和成竹在胸、从容不迫的指挥艺术。
一、精心组织准备西进，巧妙隐蔽战役企图
关于二野进军解放西南，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于1949年5月23日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和一、二、三、四野战军首长指示电中首先提出来的，随后批准了二野8月份出动的计划。
毛主席还指明：“西南重心是四川”，并且明确规定：“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于是，二野在执行“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任务的同时，就开始了思想动员、物资筹措、制定军事计划。
7月14日，邓小平来到北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他数次交谈，一起筹划了二野等进军解放西南的战役部署。
当时，蒋介石企图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等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以白崇禧集团等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联络云贵军阀共同顽抗，以待时机。
据此，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之4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对白崇禧及西南各省之敌作战时，均采取大迁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战略方针。
（一）军事准备
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华东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作战的重要指示。
此前，他们通过西南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关系，准确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计划：敌人以四川为防守重点，坚守秦岭阻我由此入川为重中之重。而川东方向由于地势险要，交通极为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川南和云贵后方，又有白崇禧集团作保障。
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针对蒋介石及胡宗南以四川为核心、以陕南、甘南方向为重点的防御部署，以及防守不利即将西南主力退往四川、昆明，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预案，根据邓小平从北平带回来的中央指示精神，刘伯承和邓小平等确定：必须从南面切断敌人企图利用川南、川西南通道逃往黔、滇的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
1949.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研究进军西南问题
后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于10月23日又联名秘密下达了“补充命令”，在重申各兵团“决仍准照”实施8月19日“基本命令”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同时，强调三兵团右翼部队“注意不要过于突出”，以免惊动敌人。即第四份电报。
根据毛泽东“入川之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的电报，作为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邓小平于9月底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和刘伯承、贺龙于10月10日和20日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的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军委会。依据“大迂回、大包围”达成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在已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西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圈基础上，又确定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从陕西省南部进入四川省，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不牵动其他部队”。但是，“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到叙、泸、重庆一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以上军事战略、战役部署的完成，成为进军解放西南军事准备基本完成的主要标志。
（二）思想准备
二野从7月开始，主要是进行休整，做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经过思想动员工作，“大多数的已经认识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并感到将迅速完成最后进军及解放全中国而表示愉快和荣誉。一般对于二野有了个落脚点感到兴趣”。
但是，干部中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中也滋长了“二野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要求过高待遇的错误思想，对上级埋怨，对友邻怀疑；骄傲自大，叫苦叫累等不良倾向。邓小平认为，这种倾向和思想，对于二野进军和建设西南以及本身进步，都有极大妨害。
为此，邓小平及时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专门进行研究，决定在进军动员同时，立即在二野中开展一个加强人民祖国的国家观念，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叫苦和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思想的教育。9月初以来，他就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二野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上面。4日、12日、20日，他分别在二野直属队党代表会议、二野军政大学干部学员会议、军政营区以上干部会议上做报告，主要从思想上解决畏难情绪，发扬继续革命、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解放建设大西南。与此同时，还准备了去西南工作的地方干部约4800余人，在京沪招收的青年学生约一万人组成西南服务团，上述情况主要反映在第三份电报中。
会议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乘列车离开北京南下，和10月20日由南京北上的张际春、李达所率二野领导机关在徐州车站会合一处，经陇海铁路向西开进。23日，刘邓张李在郑州又联名秘密下达了一系列命令。
毛主席言简意赅地加以概括：刘邓“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个兵团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正当蒋介石在重庆主持西南防御作战、并为把主力部队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而洋洋得意时，二野主力已经秘密地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迅速集结。领导机关离开郑州也没有西进，而是秘密南下，于10月28日抵达武汉。刘邓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越秘密越好。
这时，在连接西南和西北的秦岭一线，我第十八兵团和胡宗南集团轻松地对峙着，一面是进而不快、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举棋不定。而在长江以南宽广的战场上。二、四两大野战军则形成了奇特的反差：公开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秘密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却偃旗息鼓，不显踪迹。
就这样，解放大西南的厚厚战幕，在敌我双方统帅部之间的精心运筹中，在双方前线高级将领的巧妙指挥下拉开了。
二、完全截断逃敌退路，彻底围歼溃败之敌
外国军事论著曾认为：对正面很宽的山地防御，进攻者当然应该集中兵力实施进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包围敌人整个军队是不可想象的。要取得重大胜利，主要应该采用突破敌人防线和击退敌人侧方部队的方法，而不是采用旨在切断敌人退路的包围手段。
而刘邓则根据西南实际战况认为，我军只有在敌人主要退路上迅速而不停顿地前进，只有让敌人担心可能失去退路，我军才能期望最快地取得成果，“因此必须以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为目的”。
这在邓小平起草的第一、第八、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份刘邓张李联名电报中，不仅表述得十分明确，而且是三令五申：“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三个军向云南的退却”，“如果实现了这一步，则整个川东、川南及黔东黔北敌人的退路就被完全切断”；“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人几天为有利”，特别是等我左翼迂回部队五兵团、十军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五兵团西出宜宾或富顺、乐山，“截断胡宗南退云南的公路线”；“今后作战重点在西面”，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眉山三县，“完全截断胡宗南向南退却的公路线”，“应取捷径直出宜宾，走的路线可由你们自行决定”；“因我采取利用一切大小道路，宽正面地挺进，侧重迂回，故进迅速，使敌人陷于被动，来不及调整部署或作新的部署”；“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完成了这一步，各部队即可就地休整，“并充分准备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但由于乐山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敌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并作充分的战斗准备”。“我十二军已占邛峡，至此胡匪向康、云南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
克劳塞维茨讲：“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进军西南战略企图遮蔽十分成功。
作为进军西南的“正兵”，贺龙等部兵力虽然不多，但通过对秦岭、川东之敌发动攻势，坚决抑留川敌主力胡宗南部于川北、川东，有力地牵制敌军主力。
作为“奇兵”的是二野主力却兵力最多，1949年11月1日，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同时，刘邓直接指挥二野主力等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宽约五百千米的地段上向敌实施多路进击，突然发起进军川黔作战。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等部，分别由湘西的邵阳、桃源地区出动，以突然迅速的动作，于10日前就挺进至贵州境内，解放镇远、三穗地区，并直插贵阳，遵义。第三兵团也会同四野一部，突破了宋希濂部两翼，解放了秀山，酉阳、恩施等城。这些行动完全出乎敌意料之外，马上打乱了敌人西南整个防御部署。仓皇之中，川东南之敌企图重新布防，确保川敌主力侧后方安全。
此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如梦方醒，遂急令胡部由秦岭等地迅速南撤成都地区组织防御，或向西康和云南突围逃窜，同时令其第一军驰援重庆，罗广文等部在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布防，迟滞我军前进，掩护胡部撤退。
对此，刘邓贺决定发起成都战役。即以二野主力第三、第五兵团不停顿地向成都方向追击。12月20日攻占蒲江、邛崃，大邑等城，消灭了先我到达之敌，完全截断了胡部逃路，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地区布成袋形阵地。
与此同时，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在完成抑留胡部在秦岭地区任务后，兵分三路，以神速动作由陕入川兼程南追，适时进抵合击位置，于27日全歼成都地区守敌。蒋介石苦心构筑并吹嘘可与法国“马其诺防线”相比拟的大西南防线就这样在谈笑间便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大迁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刘邓牢牢地掌握着手中的军事有生力量，用于完全截断敌人退路这个战役重心，不为任何随时出现的特殊情况而分散兵力。第七份电报，就是反映他们如何“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的。
1949年11月上旬，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致电刘邓，询问并希望解放军主力及早攻进云南。经研究，邓小平于12日为二野前委起草复电说明：“而我当前作战重点是在川黔桂三省，入滇时间可能推迟至明年一、二月间”。为此，“所有滇境武装力量和秘密党（包括民主力量）均不宜过于刺激敌人，而以保存力量为主要方针”。当前表现在保持力量的上面，而不是表现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上面，甚至不是表现在发展多大力量上面。要严格防止“左”的行为，以免遭致不应有的摧残和损失。
11月18日，中共滇桂黔边区委致电刘邓，希望派遣“一两万解放军从贵阳直向兴义推进，对滇省帮助极大”。邓小平又为二野前委起草复电指出：根据野战军必须前出黔西北截断四川胡宗南主力的战略所需，进一步重申：“我军目前作战重点首在解决川黔之敌，使胡宗南等部不致退入滇境，增加将来困难。因此，目前尚不可能派队入滇。”复电希望：你们根据本身情况谨慎地作战，谨慎地工作，特别是利用各种可能，教育干部学习党的各项政策，以便于主力入滇后发挥更大作用。
后来，刘伯承等总结作战经验时认为，二野主力则以远距离的大包围、大迂回，“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第十八兵团等部在二野主力即将切断敌退路时，勇猛追歼胡宗南集团，使敌完全被动、全部被歼。这就是此役胜利的关键。
—— 未完待续 ——
宋毅军，男，1957年3月出生，吉林省通化市人。曾任区专职团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委干事、市委党校教员、市委整党工作队巡视员。先后毕业于延边大学、吉林大学、人民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先后参加了《邓小平军事文集》、《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大型纪念文集《回忆邓小平》、《回忆军事家邓小平》（均任副主编）；《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任弼时年谱》、《任弼时传》军事活动部分的编辑和撰写，是《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丛书传《邓小平》的唯一作者。
GAOJIAN 根据《共和国永远铭记—南下干部历史贡献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4.12.14.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论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进军西南军事思想和实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