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的双方，一个是39岁的奥地利老将，一个是年仅12岁的女孩。
这是她第一次站上奥运赛场，每个球都卯着全身力气去打。
可双方实力悬殊，仅24分钟，她就以0:4的结果输给了对手。
这也意味着，她的奥运之旅，才刚刚开始，就宣告结束。
600多万难民，陷在战争带来的贫困、恐惧、流离失所中。
我们总能在电影、纪录片里，看到中东小孩因习惯了暴力，拿着各种自制“武器”，玩着打打杀杀。
如果不是5岁那年接触到乒乓球，扎扎的童年，或许也会如此混乱。
艰难的岁月，打球，成了这个小小孩子心中唯一的精神支柱。
40度的高温，不通风的场地，空调是无法企及的奢望。
梦想有一天也能像丁宁一样，登上奥运赛场，成为世界冠军。
因为出色的成绩，她参加了国际乒联西亚地区奥运选拔赛，赢得冠军，成功拿到东京奥运的入场券。
在那200多个国家，1万多名运动员中，仅有6人的叙利亚代表团，显得尤为伶仃。
扎扎的比赛结束后，一位路透社记者，路过叙利亚大马士革青年乒乓球俱乐部。
破败的场馆外，几个稚嫩的孩子坐在树荫下，等待室内恢复供电，以继续训练。
原来，在那个国家10年的巨大创口中，一个登上奥运赛场的名字，就足以燃起所有人的希望。
其实今年奥运，还有不少运动员，背后都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
7月31日，希腊举重运动员亚科维迪斯在赛后接受采访，突然泪崩。
可他的国家，因多年经济危机，难以维系对运动员的培养。
他没有收入，每月仅能从体育联合会领到200欧元（折合约1500元人民币）。
那个能举起几百斤的高大身躯，就这样无力地在全世界面前跪下。
2019年11月，为了参加原定于去年夏天召开的奥运会，南苏丹代表队，提前7个月就到了东京。
至今仍在燃烧的战火，让这个非洲小国成了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60%的南苏丹运动员其实连一双鞋都没有，每天只够吃一顿饭，但我们会在沙子跑道和崎岖的泥地里拼了命地训练。”
唯有南苏丹运动员，回不去战火连天的家乡，又困于弥漫的疫情。
还有东京奥运开幕式上，那紧接在意大利代表团300多人后，仅有4人的伊拉克代表团。
他们安安静静走过会场，在周围热闹的人群里，格格不入。
不禁想起，11年前的广州亚运会上，那个孤独的身影。
要说奥运会开幕式上，最心酸的一幕，莫过于那支29人组成的“难民代表团”。
即使在比赛中得了奖，身后升起的也是奥林匹克会旗，奏响的是奥林匹克会歌。
23岁的尤斯拉·马尔蒂尼，来自叙利亚，4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游泳。
她眼睁睁看着一枚炸弹掀开训练场的屋顶，两名游泳运动员当场殒命。
在逃往希腊的海上，只能载6人的小船，塞满了20个难民。
四下漆黑的夜里，马尔蒂尼和3个会游泳的同伴跳进海水。
奋力推了3个半小时的船，才终于抵达岸边，救了全船20条命。
逃出生天的她，在塞尔维亚、匈牙利的田野里睡觉，在柏林的难民营里过活。
26岁的贾马尔·默罕默德，是田径1500米运动员。
24岁的跆拳道运动员阿卜杜拉·赛迪奇，出生在塔利班占领时期的阿富汗。
战争让他的国家千疮百孔，为了练跆拳道，他不得不逃往欧洲。
就这样逃亡了4个月，他得以在比利时的难民营里落脚。
可当他终于踏进了梦想中的奥运赛场，新冠疫情，又带走了他的母亲。
那些难民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在危险中苦苦求生，拼了命换来今天参赛的机会。
就像那个难民代表团中的南苏丹运动员詹姆斯·尼昂·奇恩杰克。
在竞技体育场上，培养一个世界水平的运动员，需要的投入太大了。
看看奥运奖牌榜吧，排在前列的哪一个，不是现实中的大国、强国。
而那些排在末尾的国家，也在现实中，渺小得听不见声音。
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只有刘长春孤零零一人。
“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望君奋勇向前，让我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义勇军进行曲》无数次响彻奥林匹克赛场，没有人再质疑我们拿冠军的能力。
这一届难民代表团，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服装，是由恒源祥定制的。
外套的蔚蓝色，是为他们送去宁静的希望，不再漂泊他乡。
想起2019年的军运会上，一向“凶猛”的国乒队，在面对斯里兰卡运动员时，出人意料地温柔。
不断让球、收力，还在观众为对方喝倒彩的时候示意现场安静。
那个印度洋岛国，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更没有与国乒队同日而语的实力。
这注定是一场必赢的比赛，所以我们想给困难的对手，留一点体面。
自己的声音曾被忽略，所以无法装作听不见别人的呼喊。
我们也希望，那些地图上不起眼的国度，能有更多人的努力被看到。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翎南会）：奥运最心酸一幕，12岁女孩撑起一个国家的希望：看了她，才读懂巩立姣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