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毛泽东视野的何载

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授予何载“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以表彰其先后在胡耀邦和宋任穷同志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为党和人民作出的突出贡献。

何载，原名容恭，陕西宝鸡人，1919年11月出生在甘肃成县。1936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学习。抗日战争中期一直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和组织建设工作。1944年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先后任秘书、办公室主任。建国后，调进中南海。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对内称“主席秘书组”）任秘书、主任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兼干审局局长，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法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离休后参加扶贫工作，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老促会常务理事、人权基金会顾问等职。

何载很早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对其十分赏识，建国后调其到身边工作，和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

一、毛泽东为何载撰写的《自愿与需要》文章，改题目为 《需要和自愿》

1943年何载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工作，适逢边区政府在搞完“大生产”运动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讲：“陕北文化落后，识字的人又太少，要解决一下识字的问题。”因此，边区政府就利用冬季农闲之时，大力开展扫除文盲的“冬学运动”。

这件事是由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同志亲自主抓，中央又特派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秘书）和蒋南翔两位同志前来协助督导工作，边区政府又从边大、边区师范、边区党校、边区机关中抽调出人力前来协导。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冬学运动”拉开了序幕……

何载就是从边区政府中抽调协导的一员，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好的典型事迹，写成专题报告文章，然后再在报纸上发表。由于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条件比较差，文化设施又很落后，群众的文盲率高等客观原因，虽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冬学运动”的效果并不理想，有些地方还发生了强迫性命令，甚至还出现了与群众对立的现象。

◆何载

为了从正面推动“冬学运动”，何载在进行专题调研中，就因势利导地撰写了一篇《发动方式的介绍》文章，之后，又从中挑选出十八个好的“冬学运动”典型和事迹，执笔撰写了文章《陕北的“冬学运动”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很快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没想到此文一发表，立刻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解放日报》以几十版和全版的篇幅，连续报道两天半时间，还不够，第三天又连续刊登。文章中感人的事迹，一下子触发了大家搞“冬学运动”的积极性出来。但有些同志看后也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专题文章过长了，是否应归纳紧凑到2500字？何载马上接受了大家的意见，立即把文章精简到2500字，并且把文章的题目定为《自愿与需要》，即把“冬学运动”的发动方式，归纳为是由“两大步骤”去实施开展。

《自愿与需要》被当时中央派去协助边区督导工作的胡乔木看到了，他马上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充分肯定文章内容后，并在文章的前面加上“导语”，在文章后面又提出“任务”，在文章的中间，毛泽东把不太通顺的地方作了调整，并对个别文字也作了修改。最后，毛泽东把文章题目改写为 《需要和自愿》。这一前一后的文字上置换，又把“与”改写为“和”，这一准确修改，即把文章原文中的“两层意思”，简缩成“一层意思”，大家看后，深受启迪，十分敬佩毛泽东的文字概括。1945年10月14日，这篇由毛泽东改写、署名为何载的《需要和自愿》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出来啦！为此，《解放日报》还配发了社论，这不但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干部中引起了共鸣，而且在全国各根据地干部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和事情，首先应该做到：既要有需要，也要做到人民群众的自愿，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去着眼和出发，不要搞命令主义，力戒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就这样，何载，这位年仅26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二、毛泽东为何载撰写的“抽肥补瘦，填平补齐”调剂土地报告材料前，冠之《黄家川调剂土地的经验》醒目的标题

1947年10月10日，一部由毛泽东亲自在陕北神泉堡修改并审定的《土地法大纲》颁布了。但在《土地法大纲》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研究政策与策略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由于《大纲》中过分强调“平分土地”的原则，并没有说明必须按照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行分配土地，因此，就出现了不分新老解放区、中心地区、游击地区一律强行“平分土地”的情况。另外，在运动中还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用过激方法斗争地主和搜罗地主“浮财”等情况。

何载当时正在习仲勋和马文瑞同志领导下的西北局工作，而西北局所辖区也正是陕北老区，在《大纲》实施前，陕北老区已实行了减租、减息。现《大纲》中又提出“平分土地”的方针，这在陕北老区并不适合。因此，习仲勋和马文瑞同志，一方面向中央反映具体情况，另一方面派何载带上几个人去西北局驻地的绥德县黄家川做深入调查和试点工作。

毛泽东对黄家川的试点工作十分关注：黄家川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是怎样团结群众的？又是怎样去发动群众的？……在黄家川有一个报亭，报亭上天天都在宣传和报道黄家川土地改革的最新进展等情况，还有，在边区小报上，也天天都在宣传和报道黄家川的经验和事迹，当时影响很大。

毛泽东也在天天关注和看边区小报上的一些有关黄家川土地改革等情况。很明显，毛泽东是要把黄家川试点，来作为一个典型去向全国推出和宣传。因此，他向习仲勋和马文瑞两位同志提出：你们概括总结一下黄家川“调剂土地”的材料给报上来。因黄家川并没有采取《大纲》中的“平分土地”方针，而是采取了“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调剂土地八字方针。于是，习仲勋和马文瑞马上就安排何载去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写了一份总结材料呈报给毛泽东阅看。

毛泽东看后，要求胡乔木从他驻地的杨家沟到80华里外的黄家川再具体核实——这份由何载提供的“总结材料”中所提供的数据：有没有不妥的数字？在核实数据准确无误后，毛泽东这才在何载写的总结材料前，冠之《黄家川调剂土地的经验》的醒目标题，并与刘少奇的“平山整党经验”及谭震林的“崞县平分土地经验”，一起作为土改工作三个典型材料批转给全国各根据地参仿。

◆1949年，西北局派出参加访苏的人员，左起：何载、马文瑞、杨文海、张耀宇。

1948年1月至3月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及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以他特有的语气强调了“当前农村的总政策”，又将黄家川经验上升到党的总政策高度上去阐述。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既要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又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应做到：心中有任务，手中有典型。要求领导干部应注意工作方式和方法。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在于发动群众，要从群众中看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方向。

对何载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干工作的精神，毛泽东十分欣赏，并亲笔鼓励。在中央关于全国实行土改文件中，毛泽东又加述了黄家川的经验，并嘱习仲勋同志，要注意培养好何载这位年轻同志。

三、毛泽东对何载说 :“要读书，不读书，就没有共同语言。”

1950年，中央机关从各大区选调干部，因何载工作表现突出，又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很快他便在西北局的举荐下，走进了毛泽东的日常工作里。一天，毛泽东找来何载谈话，他首先问何载读过什么书，并对何载说：“你来我这里工作，挣得不多，要读书，不读书，就没有共同语言。”毛泽东接着又说，“读书，也不要读死书，不光要读外国的马列主义书，还要读中国的马列主义书。”毛泽东之所以要对何载谈读书的重要性，也是针对当时有一些人盲目地去崇洋媚外，觉得自己读了几本外国人写的书，就自视很了不起了。这种风气要不得，尤其是在党内，“要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出号召，这对转变工作作风，促进健康的学习风气，至关重要。

同时，毛泽东又要求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研，尤其是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他们下基层搞调查研究，不但是对他们的一个锻炼，也是在培养他们的政治悟性和历史责任感，同时，也给他自己又多一条了解基层工作的“渠道”和群众需求的“窗口”。

何载特别地讲述了毛泽东安排他到北京石景山首钢去蹲点搞调研的故事。何载讲:“自己是第一次到工厂搞调研，很陌生，也很忐忑不安，恐怕完不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下工厂后，除了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自己还要在不熟悉的工厂环境里去思考党建这个问题。在经过一段蹲点后，我就向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毛主席看了后，立即批转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彭真同志很重视。因为去首钢蹲点时，并没有讲明自己当时的真实‘身份’，而是以‘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前去的，这个‘秘密’，很快就被‘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同志给‘揭穿’了。就这样，自己再也无法继续搞调研下去了。最后，还是在朱总司令视察首钢时，我做了一名随同工作人员，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冒充人’竟然是中办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之后，何载就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工作，先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对内称“主席秘书组”)任秘书、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

◆1953年秋，中共中央办公厅同志在玉泉山劳动时合影，二排左二为何载。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和信任，经常用书信来表达他们的心愿或反映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函全都是由中办秘书室收发办理。毛泽东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称中办秘书室是“为我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还专门指示秘书室每天至少选择10封信给他看，同时又要求秘书室“分别处理、综合反映”，并在每一封群众来信的信封上加“备”字并标明: 某某人，来自何地，信中所反映要求的是什么。同时，毛泽东对“秘书组”又强调： 群众来信，一个字不能改，也不能加；对群众来信中所反映的受风暴和水灾等影响的信件，不能耽搁，要立即报告给他。何载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非常难忘和感动的事情：“毛泽东有一个经常看报的习惯，报上也经常会刊登一些‘寻人启事’广告，而这些不起眼的‘寻人启事’，一般人又都不会去在意它。但毛泽东却不同，他看报十分认真，就连报纸夹缝里的‘寻人启事’都不放过。当毛泽东看到有群众在给他来信中有这样问他：‘毛主席，我的儿子（或丈夫）跟着您去干革命了，这么多年还没回来，请您帮我找找他。’看到这样的群众来信，毛泽东一下子就联想到了，那些在《人民日报》和《青年报》上经常刊登的有找儿子和找丈夫的不寻常的‘寻人启事’，毛泽东明白了，原来这是我们的烈士亲人在寻找曾跟随他一起长征、又在长征中牺牲的烈士。立刻，毛泽东就指示谢觉哉去出一本在长征中牺牲的《烈士传》和《万人传》，以便烈士亲人们好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之用。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大，大家感叹：毛主席的血液细胞里，流淌着全都是他的人民啊！”

通过毛泽东从报纸上的“寻人启事”，来妥善处理人民来信事件后，“主席秘书组”的同志就更加认真地去对每一封人民来信按情由、问题和要求逐一办理，定期（一月、三月、半年、一年）把全部来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写在《综合反映》里再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每期都仔细地翻阅，重要之处还作批示。1951年5月16日，由何载执笔撰写的《综合反映》，毛泽东看了后立刻作出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各级党委和干部对群众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毛泽东的这条批示为以后党和政府建立长效的信访制度，指明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何载也从中深切地感受到伟人毛泽东那扎根民众、情系百姓的博大情怀，以及对建立好信访制度的高度重视。

何载深情地说：“人民日报、人民银行、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人民大学、人民警察、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等，这些冠之有‘人民’二字的单位和名称，都是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可见，人民，已经深深地扎根到他老人家的灵魂深处去啦！”

四、何载谈写“祭穷文——向毛主席的报告”的前后过程

1991年，何载从中组部秘书长的工作岗位上离休，随后很快他便又参加了由李先念任名誉会长、项南为会长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何载担任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会长。当时，他已70有余，还患有膀胱癌。但他仍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气概，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日常工作里。何载讲:“最初搞扶贫工作是异常艰难的，为了能推动扶贫工作的向前发展，脑子里一直在想，得想个办法去推动啊！突然，我脑子里想起了1952年3月的一天，当时毛主席正召集由我和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等人，一起来商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出版和编印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的中央电报等事宜。在漫谈中，当说到当时许多农民生活还有困难时，毛泽东的情绪有些低落。但当谈到未来发展前景时，毛泽东则满怀信心，他援引了南宋诗人陆游的一句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毛泽东饶有风趣地向在座者提出，待将来全国人民完全摆脱贫困的困扰时，不要忘记也向他作个报告。”

?“毛泽东的一句风趣玩笑话，可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神圣的嘱托！”何载说，“我一刻也不能怠慢。后来做扶贫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在想，该如何去向毛主席报告呢？我想起了1937年毛主席亲笔写祭炎黄帝的《祭文》，因此，就模仿学习了他写祭文的格式与律句，作《祭穷文》：‘惟公元2001年金秋7月，致祭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之英灵前曰：公以世界最先进理论、雄才大略和中国人民的最优秀代表……以最英明之韬略，以最坚韧之毅力……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幸喜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于前，改革开放于后……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谨以依依之情，拳拳之心，告慰英灵，敬表慰藉。’”

不负伟人嘱托，50年后用《祭穷文》来遥祭毛泽东，何载老人那忧国忧民之心，和缅怀领袖之情，又跃然于纸上！这也成了中国扶贫工作中的一段佳话。原南京军区一位中将在看了何载写的《祭穷文》后，感叹道:“很有意义，希望能公开发表。” 四川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扶贫基金会长冯振伍同志说:“早一天发表，会对扶贫工作是个推动。”甘肃人大原副主任王风鸣同志说:“对扶贫工作，我们更有了信心。”

而何载老人则讲: “我做扶贫工作的动力 : 一是毛泽东的嘱托；二是在还人民的账！”“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一如既往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拉车，直到‘棺材底之止’！”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何载老人一生学习毛泽东的最伟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