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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4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阳光明媚，上海市黄浦路20号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显得庄严肃穆。
这座1916年竣工的建筑是当时上海最为时髦的建筑。这栋融合了巴洛克式和德国复兴时期风格和元素的原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建筑，在中国那风云变幻的年代饱经沧桑。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是共产国际重要的活动场所，当时年轻的中共为了更好地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络，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将办公的地点设在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不远处一座简易的小楼里。
1928年4月15日中午，时年24岁的邓小平急匆匆地走进周恩来办公的小楼，向他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了。
周恩来大吃一惊，他根据经验知道凡是自己有同志被捕，几乎无一例外是内部有人叛变，否则巡捕房不可能如此精准地去抓人。
周恩来立即命人找来陈赓等人开会，通报了这不幸情况。听完周恩来介绍的情况，陈赓立即断定，贺治华和何家兴是叛徒。
周恩来为何主要和陈赓商量呢？这是因为陈赓是中央特科的情报科的负责人。
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主要任务是收集掌握情报，从而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并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中央特科设有四个科：
一科为总务科。主要任务是保障中央领导同志生活、中央会议召开、建立联络点等工作，该科是中央特科的牵头部门，科长洪扬生。
二科为情报科。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做法上，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科长陈赓。
三科为行动科，顾顺章任科长，由曾在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特工技术的专门人才和上海工会的骨干力量，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地下行动武装，称为“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从事刺杀敌方要人及惩办中共叛徒的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武装利器。
四科为交通科，负责交通电讯联络工作，并培训党中央的报务人员。科长李强。
陈赓为何立即断定是贺治华与何家兴夫妇告的密呢？陈赓给的理由是他们消费过高，生活腐化，完全背离我党的宗旨。
陈赓是个爱思考爱琢磨的人，他根据长时间的工作经验判断，生活腐化是叛变的前兆。后来陈赓也根据顾顺章生活腐化判断他必然叛变，结果一语中的，陈赓的眼光确实毒辣，看人非常准。
周恩来说，“当初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负责任地想一想，这件事关系到何家兴和贺治华两人的政治生命！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会上，周恩来指示陈赓通过内线查明真相。并且将何家兴、贺治华转移到安全地方严加监视。
如何查明真相，这难不倒陈赓，因为陈赓手中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被称为白皮红心的中统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
杨登瀛于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911年赴日本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来又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就任译员。杨登瀛不仅对日本情况非常熟悉，而且文笔非常好，经常给各大通讯社供稿，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通。
上海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杨登瀛在上海认识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其中有两个人物至为重要，一个是青帮的杨剑虹，一个是中共人员陈养山。
杨剑虹后来被中统拉拢，成为中统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杨剑虹便让杨登瀛成为自己的副手，也就是说杨剑虹给杨登瀛提供了黑皮，不久之后杨登瀛便成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
而中共人员陈养山则给杨登瀛提供了红心，因为他在与陈养山的交往中思想进步，愿意为中共服务，为此周恩来指示陈赓做杨登瀛的联络人。
当时的国民政府与各租界巡捕房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杨登瀛和英租界的巡捕房关系非常好。
结果还没有等杨登瀛找英租界的巡捕房，英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打电话找杨登瀛，让他去英租界巡捕房有事商谈，杨登瀛立即意识到可能与罗亦农有关。
就当时来看，各个租界的巡捕房对于搜捕抓捕中共人员并不热心，根本的原因是即使抓到中共人员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巡捕房抓中共人员后通常都交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然后国民党会给巡捕房一定的酬劳，但少得可怜。
4月16日一早，西装革履的杨登瀛便来到英租界巡捕房，杨登瀛进屋后，兰普逊和杨登瀛寒暄几句后，兰普逊突然神秘地凑到杨跟前，悄声说：
“昨天有一对中国夫妇来到新闸捕房，向我们自首，供出了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他们还答应提供一份有三百五十多名中共在上海的地下人员名单，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三个条件。”
杨登瀛却听得心惊肉跳，但很快恢复平静：“哦，还有条件呢？”
“一是给他们提供一对护照，二是给他们5万美金，三是替他们保密。”
杨登瀛听罢说道：“这两人胃口不小啊，不过能提供这样有价值的情报，这两个人一定来头不小，不知姓啥名谁？”
“我也不清楚，只听说他们都姓何，都在中央内部工作。”兰普逊说到这儿，又说道：“这两人我在大华舞厅里见过，他们经常去跳舞。”
“哦，中共的人会去跳舞，感觉不太可信？”杨登瀛故意激将起来。
“刚开始我们也不太相信，看两人确实不像共党，尤其是那女的。”兰普逊说道。
“不像，先生为何这么说呢？那女的有什么特殊呢？”杨登瀛因势利导地问道。
“一是那女的看起来太妖艳，中共人员通常都非常朴素的。二是我有时在舞厅碰到他们，中共很穷的，哪有钱经常上舞厅，那女的德语非常流利。三是她的脚有点跛。”兰普逊说道。
“这么说还真不太像，中共穷得很，哪还有钱上舞厅，十有八九是假的”杨登瀛说道。
“我们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提供了一个地址，让我们去抓人，结果抓了一个正着，抓了一个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兰普逊说道。
兰普逊目的就是想把这个情报卖给杨登瀛，由于他们很熟，虽然兰普逊没有明说，但是杨登瀛知道兰普逊的用意。
杨登瀛当即又和兰普逊聊了一会便起身告辞。当天下午，杨登瀛火速驱车赶去军委办事处。他一步跨进屋里，只见彭湃、陈赓等人都在座。
杨登瀛当即将探听的情况做了汇报，众人很快确定是贺治华、何家兴夫妇，因为贺治华正好符合杨登瀛所说的四点：打扮妖艳、常去舞厅、德语流利、腿有点跛。而且能搞到完整名单的人不多，贺治华夫妇能做到这点。
那么贺治华夫妇为什么会叛变呢？贺治华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贺治华于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开江县普安镇宝塔坝罗家堰贺家庄，此地山明水秀，是上天恩赐的一块富庶明媚之地，她的原名叫贺厚瑜。
贺治华的父亲名字叫贺德全，贺德全于1897年中为秀才，后在川东北四大名镇之一的普安场教过私塾，然后又进县城教书，这些在开江县志上都有记载。
贺德全思想比较开明，为人非常正派，所以其子女从小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贺德全不让女儿缠小脚。她还把儿女们送进了为封建势力所不容的新式学堂，后来又送贺治华出国留洋。
青年时期的贺治华学成归来，曾在位于东街水神庙的开江县立女子中学当教员，其时恰逢西风东渐，思想开放，科学与民主之风盛行的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留洋归来的贺治华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女性。
此时的贺治华思想进步，她作为全县第一个外出求学的知识女性，仍然回到家乡、服务家乡，她到开江女学教书是当时一大盛事，受到锣鼓喧天、群情热烈的欢迎。贺治华因为性格开朗，举止端庄大方，模样周正俊俏，当时被乡人赐予“开江之最”的雅号。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其影响波及到了西南，眉州各界也纷纷热烈响应，并举行了声援大会，大会邀请新思想的代表上台发言，而贺治华代表女界上台演讲，她提倡民主与科学，鼓动革命与解放，当时眉山的最高军政长官邓锡侯也在会上讲了话。
上过学、留过洋的贺治华不仅嗓音好，而且学问也不错，所以会后，邓锡侯对贺治华学问渊博表示极为钦佩，称她的讲话“内容丰富，自己感到惭愧”，贺治华因此名声大噪。
贺治华的二哥名字叫贺厚忠，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朱德既是同学，又是好友，系川军邓锡侯部军官，贺治华的成就令贺厚忠非常骄傲，不时和朱德提起贺治华，刚开始朱德认为他夸大其词，但那次演讲朱德也在场，并令朱德心动不已。于是朱德让自己的老同学贺厚忠说媒。
当时的朱德已是滇军的旅长，地位显赫，贺治华当即应允，1920年冬，贺治华在云南省盐津县城老鸹滩与朱德完成婚典，喜结良缘。
婚后朱德夫妇住在朱德友人贾森莹位于盐井镇坪街87号的一栋两层楼的木结构四合院里，系贾森莹的私人寓所。不久，贺治华母亲随朱德夫妇到了昆明。
1922年9月上旬，朱德偕贺治华与孙炳文、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十多位友人同乘法国“阿尔及利亚”号海轮离开上海到法国，由法国转道奔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
他们在大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于当年10月抵达柏林，在这里他们拜访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总负责人周恩来，并和周恩来一起访问了张申府。之后，贺治华和朱德在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并于该年加入中共。
贺治华在德国参加了德国的工人运动，并因此被德国当局逮捕入狱三次，在此期间，她将原名贺厚瑜改为贺治华。
1925年，因为朱德参与了在柏林爆发的中国留学生申援五卅惨案，占领中国驻德大使馆事件，朱德和贺治华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
这时，贺治华已身怀六甲，有孕在身，根据党组织安排，他们横渡波罗的海到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贺治华被妥善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待产。
1926年4月18日，贺治华在莫斯科生下女儿朱敏，朱德喜出望外，心舒气畅，忍不住痛饮了一番。为纪念四十岁得一千金，朱德为女儿起名“四旬”。贺治华嫌此名土气，另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
贺治华在国外与朱德生活期间，虽然共同学习与参加革命活动，但她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及至苏联，贺治华嫌弃朱德过于憨直实诚，不懂浪漫，生活拮据，他们的婚姻濒临破裂。
据张国焘夫人杨子烈说，时任东方大学旅莫斯科支部书记罗亦农为此将朱德和贺治华分开，并让朱德到外地接受军训，贺治华对罗亦农的做法极为不满，心生仇隙。
1926年5月，组织上让朱德回国利用过去身份和关系去做四川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当时国内环境不稳定，为了安全起见，朱德强忍离别之痛，让她们母子留在苏联。
朱德给贺治华留下了充足的生活费，备齐了她们母女基本的生活用品。离别在即，他难过得流下泪来，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朱德对贺治华说，日后局势稳定一点，就接你们母女回国团聚。
朱德回国后，贺治华留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政治系继续深造，她叛离了与朱德的婚姻而移情别恋，以早期革命者的罗曼蒂克和追求个性解放与独立自由的精神逾越出婚恋框定的轨道，爱上了从法国前往苏联学习的革命青年何家兴（霍家新），并和他结了婚。
1926年底，组织上安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回国，奉调到“红都”武汉，他们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贺治华受党委派，到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军官训练班任政治教官。
贺治华参加了北伐战争，会打双枪，骑术精湛娴熟。1927年初转战河南，湖北一带，和吴佩孚，张作霖打仗，在郑州附近侦察时负伤，脚留有残疾，所以走路有点跛。
后来他们转移上海，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贺治华的丈夫何家兴则被党组织委派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
在这期间，他们迷恋上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东亚大都市让他们目迷五色，慢慢地忘记了初心和使命。
他们拿着和当时中央领导人一样多的每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费用，时常出入于舞厅酒楼，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自由挥霍，这区区二十余元，对于他们来说犹如沧海一粟，杯水微澜，因此月月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更为关键的一点，中共发动的南昌、秋收和广州起义尽皆失败，这使他们感到革命没有前途，工作更加消极。
贺治华与何家兴经常忘记时辰，外出晚归，不遵党内秘密工作的组织纪律，多次受到罗亦农严肃、尖锐的批评，因而他们对罗心有芥蒂，怀恨在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何家兴夫妇决心叛变革命远走国外，但是到国外需要钱，于是他们想到了在舞厅里碰到的英租界巡捕房的工作人员兰普逊。
不过他们并不熟悉，兰普逊不知道他们的底细，但何家兴夫妇知道兰普逊在英租界巡捕房，但他们不知道兰普逊的具体职务。
他们在巡捕房里找到了兰普逊，要求用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五万美元和一对护照。
兰普逊怀疑名单的真实性，贺治华和霍家新便首先抛出了罗亦农，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让巡捕房验证情报的真实性，罗亦农就这样被捕了。
关于杨登瀛汇报的情况，陈赓迅速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迅速做了三点指示：
一是迅速营救罗亦农。二是迅速找到何家兴夫妇要回名单。三是迅速制裁何家兴夫妇。
中央特科的动作很迅速，然而何家兴夫妇也感到了危险，并迅速隐匿起来。
在罗亦农被捕后，英租界巡捕房迅速和国民党上海淞沪司令部联系了，并将罗亦农移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但在此过程中，英租界巡捕房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这令英租界巡捕房甚感恼火，于是找到了杨登瀛，他知道杨登瀛的身份，想把有关情况告诉杨登瀛，以便得到好处。
就在杨登瀛四处活动准备营救罗亦农的时候，1928年4月21日，蒋介石“斩立绝”电令到了，罗亦农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成为第一位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中央特科也正在迅速查找何家兴夫妇的藏身之所，但是直至罗亦农牺牲，中央特科还是没有查出他们的藏身之所，这令情报科科长陈赓甚是着急。
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刘伯承曾经说过一句话：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这句话令陈赓印象深刻
陈赓分析，何家兴夫妇喜欢跳舞，他们肯定离不开舞厅。他们短时间可以憋得住，时间长了肯定憋不住，他命令情报的人员每到夜晚便到几个舞厅去蹲守。
1928年4月24日夜里，情报人员终于在一个比较偏僻的舞厅发现了何家兴夫妇的行踪，情报人员实施跟踪，终于查出他们隐匿在法租界蒲石路178号二楼（今长乐路），房子的房东是一个姓夏的山东人，当时霍家新自称是汽车公司买办。
当晚中央特科便决定第二天一早由陈赓带领行动队实施制裁，因为他们所处的地方为闹市区，而当时的手枪没有消音器，陈赓决定让红队人员扮成迎新队伍，在何家兴夫妇的隐匿处放炮竹，以掩盖枪声。
4月25日凌晨，陈赓亲自带领4名红队人员，其中1人把守后门，3人上楼，进入房间后，何家兴夫妇由于昨天晚上从舞厅回来很晚，都还懒在床上没有起来，陈赓拿枪逼着何家兴交出了名单。
何家兴交出名单后被一枪击毙，而贺治华则钻到床下，陈赓以为将他击毙了，便指挥大家撤走，后来才知道负了重伤。
关于贺治华的结局，都是在1939年被击毙，当然被谁击毙的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被中统，也有说因为土匪强占贺治华的房屋开赌场将其击毙，总之死于非命。
朱德前妻贺治华叛变后潜藏，陈赓在舞厅找到线索，凌晨赖床被制裁。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革命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同时也看出当时中央特科的能力水平。
有一句话说得好，由理想与信念武装起来的中央特科，又岂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所能比拟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出中共战无不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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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天择杂谈）：朱德前妻贺治华叛变后潜藏，陈赓在舞厅找到线索，凌晨赖床被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