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是一个性格特点非常鲜明的人，直来直往脾气火爆，与他共事过的人有不少都挨过批评，像十大元帅中的刘伯承就曾被彭总气哭过。
刘帅的处事风格与彭总完全不同，很多想法也有相左之处，只要在一起工作，两人基本上都会起冲突，土地革命时期吵过，抗日战争吵过，刘帅没有亲自参与的抗美援朝，彭总也讽刺了他带出来的兵。
直到1958年，以彭总为主导的中央军委展开反“教条主义”运动，刘帅被批评后主动做了检讨，从此退居二线，两人就不再有什么交集。
而刘帅给彭老总留下“教条主义”的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
彭老总自平江起义后就开始在红军队伍里战斗，参与开辟中央苏区，他有丰富的对敌经验，明白该以什么样的策略来作战。
刘帅则是1931年12月才进入苏区的，虽然时间较晚，但他当时可是相当耀眼，参与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指挥过泸顺起义、南昌起义，且还有留苏经历，因此很快就得到提拔。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刘帅将票投给了“多数派”，毛主席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指挥权，刘帅不久升任为红军总参谋长。
这场会议，背后涉及到的是“土洋之争”，毛主席希望能搞适合中国环境的游击战，博古等人更想打苏联模式的正规战，刘帅来苏区不久，并不太清楚实际情况，因此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后来他怀着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写了很多文章批评“游击战术”，认为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长此以往，部队将无法进行大兵团作战。
红三军团彭老总、红一军团林总看后都觉得这时候去打正规战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彭老总说得比较直接也比较粗俗：
“按他刘伯承的方法打，跟国民党硬碰硬，我们这点老本全都要拼光。在苏区摸索了五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他倒好，一来就说这不行那不行，就他行？那是口里说话牙齿不痛。”
林总也很有意见：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红军不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吗？打正规战，拿什么跟别人比嘛。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明白现实不同于理想，这时的分歧还是处于初步的，但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彭老总就开始认为刘伯承是留洋派教条主义的前台人物了。
1933年2月4日，中央下令红一方面军向南丰发起攻势，红三军团负责主攻，彭老总接到命令后非常惊讶，连忙打电话给周总理抱怨：哪个出的鬼主意？南丰易守难攻，我们就这点武器装备能打下来吗？
周总理也很为难，只能劝道：彭军团长，这是中央的命令，还是执行吧。彭老总怒气冲冲地说了句“打吧，不把三军团打光他们不甘心”就挂断电话。
后来战事的发展果然不顺，红三军团严重进攻受挫，只摧毁了城外不到一半的工事，就伤亡400余人，红三师师长彭遨及两名团长不幸牺牲。
彭老总心如刀绞，大骂：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就没了，什么正规战、攻坚战，全是刘伯承在瞎指挥！此时敌援军也在三面包抄而来，红三军团就撤出了战斗。
彭老总把这件事算在了刘帅头上，其实有些冤。在制定进攻计划前，刘帅也给中央发过电报“我们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二南即南丰、南城。
但掌握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等人没有听取刘帅的意见，刘帅也没机会跟彭老总解释，倒是后来他听说彭老总对自己在文章中批评“游击主义”不满时说了句：
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的现象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
没想到这话经好几个人传播，到彭老总耳里时成了刘帅批评红三军团，两人的误会再度加深。
后来刘帅在战斗中不断加深认知，也意识到过去对游击战的看法存在偏颇，渐渐地他也反对大打正规战、攻坚战的那套做法。
1934年5月，刘帅专门撰写《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阐述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结果遭到李德的嘲讽讥笑，不久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被免去，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我军几位高级将领，都是在实践中慢慢领悟到了真理。
到了抗战初期，彭老总成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刘帅担任八路军129师师长，与当初的身份上下对调了。一开始两人配合得都很默契，但是在百团大战中，两人又有了争吵。
百团大战129师是正面作战的主力，肩负着收复榆社、辽县，破击白晋公路、正太铁路等艰巨任务，自身伤亡很大，刘帅看着牺牲名单很心疼，要说对彭总一点意见都没有，恐怕也不现实。尤其是在著名的关家垴战斗中，两人爆发直接冲突。
1940年10月末，日军36师团冈崎大队约500人误打误撞破坏了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彭老总收到消息当即调动大量兵力前去消灭这股敌人。
冈崎大队自知人少，在平原地带没办法打，就撤到了蟠龙镇关家垴附近，准备夺道武乡退回沁县。当时刚打完榆辽战役的129师正好就在蟠龙镇休整，彭老总一看我军拥有绝对的人数优势，便赶到蟠龙镇石门村亲自指挥这场战斗。
关家垴是一个群岭环抱的山岗，山顶有一块方圆几百米的平地，很适合小股部队防御。其北面是断崖陡壁，下面有一条深沟，东西两侧坡度较陡，不好攀爬，唯有南坡比较平缓，适合作为进攻路线。
而南坡的对面是一个比关家垴更高的山岗，叫柳树垴，两个山岗互为掎角，易守难攻。冈崎大队占据两个山岗后紧急修筑工事，形成一张密集的火力网，想要攻克千难万难啊。
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彭老总依然下令进攻。10月30日凌晨3点，特务团发起突袭，起先很顺利，但日军反应过来后，就打不上去了，团长欧致富只好撤出战斗。
凌晨4时总攻开始，386旅772团、总部特务团、16团、385旅769团等部轮番冲击敌军，但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左右都没能拿下。16团团长牺牲、772团1营打得只剩下6个人。
陈赓见伤亡这么大，希望彭老总停止攻击，放冈崎大队下来再寻找合适位置。但彭老总只回：“就算拼光了，也要拿下关家垴。拼光了以后再补充，不能打硬仗的部队，以后也没有前途。”
又打了一阵，刘帅电话打到了指挥部恳请换地方再打，彭老总还是没同意。
刘帅也有点火气了就说：我军伤亡太大，你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彭老总更怒：拿不下关家垴，撤销掉129师的番号，不论大小通通杀头。说完就挂掉电话。
不过由于日本的援军很快，最终还是没能拿下冈崎大队，各部匆匆撤离，战后129师对彭老总都有点意见。
1944年4月下旬，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要干部都回到延安开会，刘帅做报告时谈及到了百团大战，指出其中有优点，但也有缺点。
刘帅的发言是对事不对人，但次年华北座谈会时，康生就依据刘帅的报告批了彭总，带来不小的政治麻烦。
解放战争，彭老总和刘帅各自在不同的区域作战，没什么交集，倒是抗美援朝时期，彭老总挂帅出征，出自二野的志愿军第三兵团在第五次战役中没打好。
总结会议上彭总就问王近山：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吗？刘伯承不是最讲战术吗？怎么打成这样？当时三兵团12军的干部们就联名致电中央，解释了缘由之外，还希望不要归咎于刘帅。
而彭总与刘帅最后一次矛盾，是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中央军委不希望军队还保留着很深的苏式烙印，便掀起了反“教条主义”运动。
建国初期，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我们能借鉴的只有苏联，很多军事教材、训练方式都跟苏联紧密相关，因此运动中首先被冲击的就是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
1958年6月的军委会议上，毛主席批评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随后彭老总直指刘帅：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别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总说的逼死同志，是说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余天云，此人性格要强脾气火爆，长征期间跟刘帅因为战术有过多次争执，甚至曾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
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没想到的是，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想不开，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
这件事跟刘帅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彭老总听到这个消息也是经过几道转手，所以误以为是刘帅逼迫。毛主席倒是说了一句：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同年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在护士的搀扶下，到台上做了检讨，此后基本退居二线。他与彭老总的误会，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故里梦长安）：彭德怀和刘伯承两大元帅为何有矛盾？起于红军时期，到58年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