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补遗（九）

（一）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认定

（二）父亲与“一二九”、父亲与李德伦的故事

（三）世纪之交——记我父亲与李德伦先生的情谊

（四）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 陆璀、 程之平、刘春、岳欣

（五）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陈楚、陈肇源、马子卿、徐中夫、马牧鸣

（六）北平之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外交官——李连璧

（七）北平之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外交官——符浩、樊作楷、李强奋、张德群、侯野峰 

（八）北平之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外交官——徐明、俞沛文、赵行志、刘放、彭华、雷阳

北平之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外交官——陆维钊、鲁明、李石、种汉九、李庭荃、任以沛

陆维钊，江苏人，1918年生。履历上说陆维钊于1936年考入南通师范，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这与“一二九”运动有历史关联性。

陆维钊1937年毕业后在中学任教；1941年入党；后来一直在当地党政部门工作；1949年在军队任团政委、江苏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

陆维钊1960年调入外交部，出任驻越南的一秘。他受过系统教育，当过教师，文化水平高，个人能力强，后来升为参赞、亚洲司副司长、司长。陆维钊在资历上是地区业务司司长中最浅的，晋升却较快，这说明了他的能力强。

1974年，陆维钊接替张彤，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巴基斯坦与中国关系密切，又是中美两国的关系人、传话人。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就是从巴基斯坦悄摸进入中国，实现了中美第一次来往的，为尼克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走出了第一步，所以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仍然重要。

陆维钊四年任满后，调任驻叙利亚大使；1983年再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从亚洲司长卸任后，一直在国外当大使，直到离休，再也没有在部机关任过职。

陆维钊退下来后，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他挑头在外交部离休老干部中搞了一个绿色植树的项目。结果是个虚的项目，被骗，黄了，造成了一些损失。陆维钊好心办坏事。外交部的老干部们把怨气都撒在他身上，弄得他灰头土脸。后来好像追回来一部分钱，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能乱说。

外交部大使脱了西装，去干生意、做买卖几乎没有能成功的。社会上一些人无非就是借助外交官的名声来集资圈钱。

还真别说，也有成功的。外交部领事司退下来的干部在我们院墙边上开办了一家国际文件认证公司——“长虹桥”公司。我们院里各家凑钱开办。结果生意红火，外国使馆就认长虹桥公司的认证。我家当时也随大流出了2000块钱，后来每年分红两三千元，前后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现在长虹桥关门了。

陆维钊两个儿子陆大勇、陆二勇都是育英学校的学长。外交部在北戴河给孩子们办夏令营，陆家哥俩儿也去，所以我们从小就认识。

外交部干部中还有几位情况类似。

时代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物。中国共产党的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批的知识分子精英到共产党中来，为中国共产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抗日战争爆发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拿起武器，投入到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去。很快就成为抗日武装力量的中坚。再往后，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些经过战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又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

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各级要害部门工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南方局）抗日战争期间驻陪都重庆。中共的发声渠道《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其工作人员很多后来都转到外交部来了，如乔冠华、龚澎、章文晋等。鲁明也是其中之一。

外交部中知道鲁明的人不太多。

鲁明，陕西人，1917年生；1936年加入民先；1938年入抗大学习入党；1939年给董必武当秘书。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重量级人物，人称“董老”。董老是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人物。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时，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了。给党的高级领导人当秘书是要具备相当资格的，除了政治上清白可靠，文化水平也是重要门槛，一般要大学生背景才够格。

同年，鲁明经毛泽东、张闻天及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签发调令，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后任采访部主任、首席记者。《新华日报》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之下的。《新华日报》原在武汉，1938年10月撤至陪都重庆；转移时船只遭日军飞机轰炸，人员损失惨重，元气大伤；1940年搬入虎头岩地址。1942年乔冠华加入《新华日报》前，有关国际形势的文章主要是鲁明组稿、写稿。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军事调处时，鲁明作为《新华日报》特派员，采访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活动，后来又到南京任《新华日报》驻南京的特派员，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47年，鲁明回解放区工作，负责新华社总社蒋管区军事部的发稿工作。总之，鲁明一直是中共重要的报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鲁明一直在新华社工作，1958年调对外文委任司长。对外文委这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文革前，对外文委中许多干部被派到外交部驻外使馆任职。一般来讲，担任驻外文化参赞的比较多，前面讲过的徐中夫即是。后来，文化参赞改由文化部派遣。文化参赞任满后回原单位，不归外交部管。

文革前，鲁明出任过驻越南的参赞。那时，越南的胡志明还在，美国在南越打仗。中国驻越南使馆的地位很重要，当时的大使是朱其文。

1969年，鲁明和大多数干部一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回来后在部机关工作了几年。

1978年，由于驻越南大使陈志方突然病倒，外交部急调亚洲司负责人鲁明随接陈志方回国的专机，前往越南担任临时代办。任职期间，鲁明赶上了中越边境战争。中国出兵教训越南。作为中国驻越南最高级别的外交官，鲁明经历了非常困难的特别时期，并圆满完成了国家布置的外交任务。

1981年，鲁明出任驻科威特大使。

从1982年起，鲁家跟我家同住东交民巷13号院，出来进去时不时能遇到。鲁明的儿子鲁卡卡是我育英的同学。鲁卡卡小时候一直是特别能闹能折腾的主儿。记得文革时，育英学校各班要成立战斗队，名称要从毛主席诗词中选，如“云水怒” “风雷激”之类的。鲁卡卡从七律《送瘟神》“万户萧疏鬼唱歌”中选了“鬼唱歌”作为战斗队名称。结果红卫兵头头没批准。

外交部还有一些情况类似的干部。从履历上看明显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

李石，贵州人，1919年生；1936年由贵阳正谊中学入贵阳男子师范学校；1937年春入党。李石是贵州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抗日战争开始后，到河北冀中二分区任秘书；1950年调入外交部前，在十九兵团炮兵团任政委；调入外交部后，在办公厅人事处任干部科科长；出任过驻朝鲜的一秘，苏欧司专员，驻苏丹、肯尼亚的参赞；1976年，从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任上被任命为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

我们两家原本不熟。李石石花池夫妇多次来我家了解中非的情况。文革前，我爸是首任驻中非大使。1966年，陆军参谋长博卡萨发动政变，推翻了堂兄达吉总统。由于台湾那边给了几个钱，博卡萨宣布与中国断交、与台湾建交。我爸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回来了。后来博卡萨越玩儿越猖，自己封自己为皇帝，无恶不作。最离谱的是这家伙吃人肉，弄得全世界都不搭理他，后来下台没得好死。博卡萨下台后，中国与中非恢复外交关系。李石是恢复外交关系后的首任大使。

李石任满后，又调任驻乌干达大使。

两家大人不熟，但子女挺熟的。第一代外交部干部的孩子大都互相认识。李伟群、李伟京都是育英学校的学长，我们从小就认识。他家还有个弟弟李平。可惜老大伟群、老三李平90年代就去世了。

种汉九，河北人，1915年生；1935年在河北省立第六师范读书时入党，资格超过所有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外交部干部。

1938年，种汉九当上了衡水抗日游击队指导员，以后一直在冀南部队任职。1944年，种汉九在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受重伤，1947年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再次负伤，身体不行了，就转到地方上工作。

大军南下后，种汉九到了湖南，参加湘西剿匪，出任永顺县县长；后来调省委、省政府工作；50年代当过华国锋的办公室主任。因为在省委统战部工作过，于1960年调入外交部。他担任过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外交学会副秘书长、驻阿富汗参赞。文革下放五七干校时他没有去，在对外友协当理事，经常陪同首长接见外宾，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名字。粉碎“四人帮”后，种汉九出任驻蒙古参赞。当时的大使是张伟烈。后来种汉九被任命为驻阿拉伯也门的大使。

种家与我家自1983年起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父母又同在一个使馆工作过，所以很熟。大儿子湘志是我育英学校入学时的同学，从小学一年级就认识，以后又同在日坛中学上学。后来，湘志去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回京后搞工业ISO9000的审查工作。可惜湘志身体不好，于2023年因病去世了。可惜呀！湘志的弟弟湘农一直在社会科学院院办工作。妹妹阿平原在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工作，曾经跟我在一个楼里办公，每天上下班坐班车能遇见。

种汉九夫人向平阿姨在新冠疫情期间去世了。

李庭荃，河南人，1921年生；1935年后在开封中学读书，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算是“一二九”运动的继续；“一二九”之后参加了雪地卧轨的请愿活动。那时李庭荃是个初中生，年仅14岁。

1936年，李庭荃参加了童子军的训练营，一心想去北平读书上学。“七七事变”打碎了李庭荃的梦想。之后家乡沦陷，李庭荃于1938年入省立开封高中，这时接触到马列主义，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从而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和追求。同学中不断有人前往延安投身革命，促成了他去延安的决心。1939年4月，李庭荃经人介绍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到延安抗大四大队学习。后来，学校到晋察冀前方，改为二团五连。抗日战争时期，李庭荃一直在抗大和文艺演出团工作。光复后，李庭荃去了东北，仍然在东北军政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南下后给四野首长谭政当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李庭荃在二机部、一机部、三机部、五机部从事兵工建设工作，期间被派到苏联一年，从事军工生产设备的引进、安装等事务。也许是因为在国外工作过，1965年李庭荃从五机部计划司副司长任上调入外交部，任苏欧司副司长；1966年，在耿飚当大使的驻阿尔巴尼亚使馆任参赞。那时，阿尔巴尼亚几乎就靠中国养着，中国援阿物资遭浪费严重。耿飚大使向中央汇报此事，得到毛主席的表扬。派个懂工业建设的人去阿国，应该是要加强对援阿物资的管理。

1969年，李庭荃回国后直接就被发到五七干校劳动去了；不到一年调回部机关，任苏欧司副司长；1972年接替余湛，任苏欧司司长；1973年，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1979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外交部内跟李庭荃熟悉的人不太多。

任以沛（原名任孝逵，1915-1982年），江苏吴江人，1915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36年入清华大学社会系；1938年入西南联大商学院社会系；1940年7月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社会系；1938年初，在清华大学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参与筹备创建《战时青年》月刊的工作，任责任编辑；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民先队”秘书。

1940年，任以沛在缅甸从事《缅京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3月，在缅甸曼德勒《侨商报》工作；1942年，任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电讯和资料的编译；1945年10月，在周恩来指示下，跟随廖沫沙到香港，会同广州区委复刊《华商报》，先后任编辑、记者、翻译主任；全国解放前，曾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广州小组、东江纵队九龙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工作，其间翻译了《中国暴风雨》（又名《中国的惊雷》)一书，为人民提供了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的新视角。

建国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情报司科长、副专员，中国驻东德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亚洲司和第一亚洲司专员，中国驻印度使馆参赞、临时代办、党委委员，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四室主任、研究所顾问。

1980年退居二线后，积极参与《周恩来选集》和我国外交史的编辑工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贡献。

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任以沛于1982年2月4日逝世，终年66岁。其临终遗嘱——《一个共产党员的遗嘱》曾被选入全国小学语文教材。

夫人黄惟新。

作者 | 孟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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