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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在今年四月写过一篇题为《杨虎城是怎么度过最后12年的？特务们供认：生不如死，惨不忍睹》的文章，详细讲述了发起“西安事变”两大主角的最终归宿：张学良被蒋介石父子软禁了大半辈子，直到1990年才恢复人身自由；杨虎城则是在被拘押了12年后，于1949年惨遭暗杀。
杨虎城死得非常惨烈。
他的妻子谢葆贞陪同他一起被拘押，饱尝摧残，最终含恨去世。
杨虎城的19岁的儿子杨拯中、8岁的女儿杨拯国以及秘书宋绮云一家陪同杨虎城一起遇害。
话说回来，杨虎城一生历经过3次婚姻，娶了3位妻子，共有4个儿子。
谢葆真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生有2个儿子，其中的杨拯中与杨虎城同时遇害，另一个儿子杨拯亚因患白喉症夭折。
杨虎城和第二任妻子张蕙兰生有1个儿子，名叫杨拯仁，也在6岁时不幸夭折
即幸存下来的是他和第一任妻子罗佩兰所生的长子杨拯民。
杨拯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烽烟中磨炼，一度担任了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张学良第五个弟弟张学森的女儿张闾蘅于1948年随父去了台湾，后又随父定居美国，在1982年得到了杨拯民的帮助，回到北京洽谈商务。
杨拯民从此和张闾蘅建立了联系。
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后，张学森和张闾蘅父女积极为他在夏威夷安度晚年创造条件，帮他和赵一荻办好了在美国长期定居的“绿卡”。
这么一来，杨拯民就有了拜访张学良的机会。
其实，因为父亲与张学良的关系，拜访张学良，一直是杨拯民梦寐以求的事。
他时不时就让回国经商的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
张学良呢，也在1990年给杨拯民寄来了亲笔题词，亲切地称杨拯民为“世弟”，所题四字为：“爱人如己。”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初到美国，中央就决定派人去看望张学良，杨拯民即在被考虑之列，但最终改派了吕正操前去。
杨拯民因此失去了与张学良见面的机会。
不过，杨拯民的儿子杨瀚在张闾蘅的安排下，分别在1999年6月6日和2000年6月3日到夏威夷拜会了张学良。
杨瀚回忆，他的父亲杨拯民已经于1998年10月份去世了，自己去拜见张学良，也算是完成父亲的一个遗愿。
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与蒋介石
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张闾蘅说“这是杨虎城的孙子”，他怔住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嘴里只是说了两句“你好”“你好”，便不再作声了。
张学良既然不肯多说一句话，杨瀚也不好意思扯话题。
其实，他是想和张学良谈谈西安事变的。
时间过了一年，2000年6月3日是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杨瀚再次赴夏威夷给张学良祝寿。
寿宴开始前，张闾蘅推着张学良到海边散步，电话通知杨瀚到海边相见。
张闾蘅以为，杨瀚这次可以在海边和大伯海阔天空地谈些什么的了。
而且，张学良当天的精气神很好，谈锋很健旺。
但是，张学良见到杨瀚后，就紧紧地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了。
杨瀚非常遗憾地说，张学良显然是在有意地回避西安事变的话题。
也因为张学良的奇怪表现，反倒激起了杨瀚要把西安事变弄个一清二楚的决心，他从此埋头治史，用心整理资料，最终在2007年写成了《杨虎城大传》一书。
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的妻子谢雪萍原本也要出席张学良的百岁寿宴的，因为有事情延误了，到了2000年6月10日才抵达夏威夷。
她也想打听一些西安事变的内幕的，但被张学良一句话“我不记得了”直接推开。
谢雪萍后来说，已100岁高龄的大哥其实很健谈，思路也很清晰，只是刻意避谈与政治相关的事宜罢了。
有好几次，谢雪萍想问他：“你不记得西安事变的具体经过了，但总该记得台湾那本《西安事变忏悔录》是不是你写的吧？”
但她张了几次口，最终还是拉倒了。
直觉告诉她，即使她那样问了，大哥也是不肯如实相告的。
其实，张学良在台湾时，他的专勤组成员也透露过，张学良是很忌讳谈西安事变的。
该专勤组成员还说，张学良有次在北投住家接受了台湾中视主播陈月卿的访谈，当陈月卿问及这个问题，他摆了摆手，匆匆结束了该次访谈活动。
张学良赴美定居后，替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他提前对负责笔录的张之丙、张之宇姐妹打招呼，说，“有的事情是不能告诉你们的”。这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
张学良的避谈，并不能抹杀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因为，它的爆发，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之后，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东有阎锡山，西有胡宗南、诸马，南有张学良、杨虎城，北有傅作义，处在了国军的包围圈之中，危机重重。
蒋介石认为这是歼灭红军的大好时机，不断调兵遣将，制定通渭会战，准备以3个军外加4个师的兵力控制西兰通道地区，打击红军；此外，组织河东围剿，以几十万大军外加一百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在河东对红军实施围剿。
张学良无心内战，有心要与红军联合抗日，他把老蒋的通渭会战作战计划转交红军，暗中提议红军实施宁夏战役，以打通苏联。
但是，红西路军行动失败，打通苏联的战略落空；而作为主力部队的河东红军也被国军压缩到了甘北的定边和盐池一带，缺乏补充，举步维艰。
中央不得不在11月8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去电报，宣布红军将进行“新的长征”。
这“新的长征”有两个方向：一是向东打回陕北，然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再南下河南和陕南；二是向南由甘南和陕南进入河南。
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中郑重地记下了这一笔：“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
不过，他的笔锋一转，说“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中央接受了张学良的建议，后来果然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使我党获得了喘息休整之机，并在合法生存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毛主席在西安事变刚刚结束时，高瞻远瞩，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一句话，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对中国历史立有大功的。
因此，杨虎城被关押期间，我党曾进行过两次积极的营救。
其中一次是在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郑重提出释放杨虎城，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愤怒拒绝。
至于张学良，老覃之前曾写过《此国民党大佬对蒋介石有多重要？我党欲拿他换回张学良，他叫张群》一文，文中提到， 毛主席曾用“民族功臣”四个字来表彰张学良，周总理更是把毛主席这四个字扩展为八个字：“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为了营救张学良，我党也策划过多种方式。
其中，1949年12月，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卢汉在通电率部起义前夕，扣押了时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的张群。
我党当时准备用张群交换出张学良。但卢汉不知内情，一念之差，把张群给放了，因此失去了拯救张学良的最好机会。
张学良身陷囹圄，未必知道我党曾为他所做的一切，也未必知道他得到我党如此推崇和尊重。
所以，他知道四弟张学思参加革命后，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海军参谋长，对这个四弟非常佩服。
在美国夏威夷，他对着前往看望他的弟媳谢雪萍、侄儿张仲群，由衷赞叹说：“我这个四弟，是最厉害的，我最佩服他。”
其实，张学良是一个更加值得人们钦佩的人。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李享生活）：徐向前回忆，若无西安事变，红军将继续长征，张学良却忌谈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