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乡办学的抗大第六期
李 志 民
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抗大总校在河北陈庄接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电令，就积极进行向晋东南转移的准备工作。四○年元旦，第五期教学计划已基本完成，总校及二分校即于陈庄联合举行了毕业典礼暨欢送毕业同学大会。这样，抗大的队伍就大大精简，为挺进晋东南做好了组织准备。二月十日左右，得知总部所在的晋东南局势较前稳定，总校便由晋察冀边区出发，冒着料峭春寒，向南徒涉结着薄冰的滹沱河，于十三日夜在河北省井陉附近越过正太铁路封锁线，经南障城抵达测鱼。原计划从这里折向西南进入山西昔阳县境的东冶头，但侦察员报告东冶头发现敌人，所以校首长临时改变行军路线避开东治头的敌人，绕道山西和顺县境的皋落、青城、松烟，再经辽县的拐儿镇、芹泉、麻田、桐峪，于二月二十六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与何长工、赖光勋同志率领的第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地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此后，也更便于加强对各分校的统一领导和工作指导。
第六期于一九四○年四月十五日开学，至十二月全部毕业，这个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除陕甘宁边区外，在敌后陆续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等六个大的抗日根据地，拥有九千多万人口。在我抗日军民的严重打击下，日寇已经无力从正面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不死，仍然梦想灭亡中国。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订立军事同盟后，日寇为配合德寇在欧洲的侵略行动，准备向太平洋扩张，急谋迅速结束侵华战争，以巩固它南进的后方。因此，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顽固派诱降，极力促进蒋汪合流，破坏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对我解放区实行更加残酷的“三光政策”、“铁壁合围”和反复“扫荡”，妄图一举荡平抗日根据地。
在日寇诱降下，蒋介石更顽固地坚持其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以此为投降日本作准备。当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他仍不断制造磨擦。并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公然停发全国人民所给予八路军每月二十万元的抗日军费。千方百计限制我们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民主政权。这样，我们党和军队就面临着一个既要抗击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复杂局面。整个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阶段。
一九四○年春，为了克服投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党中央、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下，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阴谋，提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口号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在全国掀起了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当时敌后斗争十分错综复杂，而且处于游击战争环境，部队经常分散活动，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较好的军事素养，以及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的能力，才能临机应变，灵活处置各种复杂的情况，在日、伪、顽势力的包围中得以生存、发展，去争取胜利。因此，培养训练干部便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一九四〇年三月，当我军消灭进攻太行山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三个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晋冀豫边区稍趋安定后，四月十五日，抗大总校第六期便在山西省武乡县的蟠龙镇开学了。
这一期开学时，总校领导干部基本未变，只有何长工同志接任教育长。总校下属四个团、一个特科大队和两个直属女生队，学员四千九百多人。第一团团长苏振华同志，政治委员王赤军同志，政治处主任张力雄同志；第二团团长郭林祥同志，政治委员杨光池同志，政治处主任傅崇碧同志；第三团团长刘忠同志，政治委员黄志勇同志，副团长聂凤智同志，政治处主任张昌大同志；第四团团长罗华生同志，政治委员穰明德同志，副团长洪学智同志，政治处主任何善元同志；特科大队大队长刘鼎同志，副大队长邓国卿同志，政治处主任铁坚同志。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总司令和野战政治部傅钟主任都出席了开学典礼，并作了指示。朱总司令鼓励同学们说:“你们这一期比以往任何一期都幸福，能够直接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来受教育，接触更多的实际。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前五期的光荣成绩，努力学习，吃苦耐劳。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它的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要求大家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在毕业以后积极参加部队工作，下决心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接着，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大会上作了《民族危机加深与怎样争取时机好转》的形势报告。他指出：“在两年多抗战中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与转战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已经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发展了许多抗日游击队。八路军与新四军在人民拥护和自动参加之下，扩大起来了。两年多的经验证明八路军与新四军是战胜日寇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之一，没有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巩固与壮大，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为了担负起来历史赋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任务，游击队必须及时地转变为正规军，使其成为抗日的铁军。为此，首先要创造铁军骨干的学校，没有这样的学校来创造铁军的骨干，就不能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队变为正规军，把正规军变为抗日铁军，就不能战胜日寇。因此，今天六期开学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特别你们的第六期，开学是在敌后华北举行，这更加容易使你们的学习与你们担负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彭副总司令还指出:“在抗大六期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正当汪精卫组织伪中央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民族危机更加深重的时候，也正是抗战处在相持阶段；即准备反攻阶段的时候，抗大总校来到敌后华北，并且举行了六期开学典礼，这就愈加证明了抗大是打击汪精卫、克服民族危机的一支可靠的主力军；抗大是准备反攻的一支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抗大的坚强和壮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彭副总司令勉励抗大同志发扬光荣传统，把抗大办得更好。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重要指示，鼓舞起大家满怀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决心，要把这所“创造铁军骨干”的学校办得更好。
这时，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沦陷区和蒋管区的知识青年进入抗日根据地已经十分困难。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除了由抗大总校继续派出有教育经验的干部、教员深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学校，就地吸收附近省区的革命知识青年外，抗大总校及各分校学员的来源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以及地方民主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基层干部。这样，第六期的学员与第四、第五期学员的特点就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期大多数是本地土生土长、经过一定革命斗争实际锻炼的基层干部。其中从八路军、新四军和山西抗日决死队及地方民主政权和“民族抗日先锋队”、“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等群众团体来的干部占百分之八十五。所以，山西省籍的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二。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抗日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大多数经过武装斗争的考验和革命工作的实际锻炼，具有一定的实战经验和工作经验，习惯于敌后紧张的战斗生活，与群众也有密切的联系，这对坚持敌后斗争与学习都是有利的条件。
但是，这一大批工农干部在文化程度上与第四、第五期比较就大大降低了。第四、第五期学员大部分是中学以上程度，而第六期学员中，文盲与半文盲占百分之四十三，高小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四，中学程度的占百分之三十一，大学程度的仅占百分之二，这就给教学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因为他们有许多人不能作笔记，或只能作简单的笔记，自习和理解能力也比较差，不得不增加文化教育的比例，并加强课外的辅导活动。同时，由于农民成分的学员增多，而且大多数是本地人，所以在思想上往往反映出比较浓厚的农民意识，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对顽固派“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较难理解；而且靠近家乡故土，家庭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在敌人“扫荡”，家乡遭到敌人的摧残，斗争比较残酷的时候，往往有些家庭问题的牵挂。
根据上述学员新的特点和当时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抗大从这一期开始，办学的方针和教学任务就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作了相应的改变，从第四、第五期以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干部为主，转变为以培养提高部队工农干部为主；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又要采取如何适应工农干部特点的内容与方法。当时罗瑞卿同志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的精神曾经强调指出：“抗大今后的方针主要为我党培养干部，应在我党军队建设上起着骨干作用。因此，抗大今后不仅有初级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中上级干部之培养；不仅有一般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各种特殊技能干部之培养，而且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使与整个党、军的建设相适应起来。”为了适应当时在敌后办学的特点，罗瑞卿同志还特别强调抗大的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说:“抗大的教育应与整个前方部队取得极密切的联系，过去这种联系是万分不够的。这种联系应表现在学校与部队的双方:学校有帮助前方整理经验之责，而部队应有供给学校的材料之责。如此，于部队于学校的发展均有好处。”
要培养我军建设的骨干，政治教育是重要的一环。所以在教育中反复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一基本原则。针对学员大多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特点，特别加强基础理论的教育，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马列主义观点为依据，编成政治讲义进行教育。把学员朴素的阶级感情引导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思想高度，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在政治教育中，也特别加强了形势任务教育、解放区各项政策教育和学习部队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当时抗大处于敌后斗争的环境，而敌后斗争主要是武装斗争。因此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加强军事训练。根据学员具有一定实战经验的有利条件，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论述，联系他们自己的实战体会，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更重要的是，在军事训练中特别强调实际动作的演练，加强近战、夜战的战术演习和掌握武器性能的技术训练，要做到动作熟练，会教会用，以便他们回到部队时既能当指挥员，又能当教练员，普遍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根据部队发展的需要，这一期还专门成立了特科大队，下属参谋连、机枪连、通讯排、工兵连和参谋、机枪、通讯、工兵等四个研究室，专门从事参谋业务和特种兵技术的教学工作。
为了解决工农干部文化低，学习军事、政治比较困难的问题，在文化教育方面重点抓住扫除文盲和语文教学；并适当穿插一点射击原理、防毒知识等军事科学常识的课目。当时的学员和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在职干部都渴望学习文化。他们利用反“扫荡”和大背粮行军途中的休息时间，积极学习文化，因而这一期文化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
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虽然教学与实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但在敌后经常要对付日寇的“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流动性很大。在这一期的八个月时间里，仅总校校部就转移过两次:一次从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一带转移到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一带；一次从黎城县又转移到邢台县浆水镇一带。形势逼人，只有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才能坚持教学。
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我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一百多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先后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八百多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抗大曾派出一部分干部参加战斗，从中总结与吸取对敌作战的经验，以充实军事训练的教材。因为抗大是个教育单位，八路军总部和主力部队都尽一切努力组织部队加以掩护。使抗大尽可能避免直接参加战斗，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从事教育工作。以保留和提高部队的战斗骨干。但是，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深入敌后办学的抗大十分痛恨，派出汉奸、特务四处侦察抗大的动向，声言要“消灭抗大”，这就使抗大不能不随时作好反“扫荡”反磨擦的准备。在“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中，日、伪军遭到惨重损失。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日寇乘我军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机，突然从山西黎城、襄垣、武乡一带，纠集几千日、伪军袭击我后方，进行报复性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在黎城县西井、曹庄一带山区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在这危急时刻，我抗大总校奉总部命令，在洪岭一带阻击由黎城向西井突袭的敌人，打击和疲惫敌人。迟滞敌人前进，以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转移，争取时间，等待主力部队进行新的战斗部署，歼灭进犯的敌人。
十月二十二日拂晓，由抗大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和抗大第一团第三连(又称“青年连”)、第六连共五百多人组成的阻击部队，在第二团团长郭林祥、军事主任教员赖光勋、政治主任傅崇碧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占领了洪岭东南方公路两侧山上的阵地。上午八、九点钟，敌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沿着公路向洪岭我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当时抗大的武器装备很差，每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教学用的杂牌步枪，弹药也很少。但参战的连队除“青年连”是一批十五、六至二十岁的“小八路”，领导上有意把他们放在第二梯队配合作战，让他们在战斗中锻炼外。其余四个连队都是部队调学的连、排长和优秀班长，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战斗一开始，敌人即向公路右侧第一团第六连的阵地和公路左侧第二团第一、三连的阵地展开猛攻。这三个连队中老红军干部都占半数以上，战斗力很强。他们不怕敌人来势汹汹，沉着应战。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英勇抗击进犯的敌人。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见攻击不下，竟卑鄙地向我阵地发射“催泪瓦斯”炮弹，借助“催泪瓦斯”的毒烟，发起第四次猛攻。我阻击连队见敌人使用化学武器，马上用湿毛巾做成口罩防毒，继续坚持战斗，再次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三个阻击连队以伤亡二十多人的代价，歼灭五、六十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节节抵御，边打边撤，天黑时全部撤离洪岭，经曹庄到达“三十亩”(地名)休息待命。
可是，当我阻击部队在“三十亩”一带休息，准备做饭的时候，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越过洪岭，占领曹庄，朝我“三十亩”方向推进。这时，我抗大第一团第三、六连已经奉命随校部撤离“三十亩”；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继续担任阻击任务，他们不顾一天来粒米未进，立即占领“三十亩”以南的高地一线，准备给人迎头痛击。晚上七点多钟，狡猾的敌人突然改变过去夜间不走、小路不走的活动规律，不走大路钻山沟，由步兵前面带路，炮兵牵着驮炮的骡马随后，偷偷摸摸地沿着山沟向“三十亩”悄悄逼近。我阻击连队严阵以待，待敌人钻进我们的火力圈时，一声令下，突然开火，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毙伤敌指挥官以下六、七十人。战斗开始时，敌人原以为我们是“土八路”(指游击队)，当遭到我沉重打击后，才惊呼碰上“老八路”，慌忙丢下尸体，向黎城方向仓惶逃窜。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既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又掩护了校部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安全转移，避免了损失。击退敌人的进攻后，总校校部立即分东西两路:东路由何长工教育长和张际春主任率领；西路由训练部王智涛部长和抗大二团郭林祥团长、杨光池政委率领。趁夜摸黑翻越辽县芹泉附近一座荆棘丛生的摩天岭十八盘，摆脱掉“扫荡”的敌人，安全转移。
十一月初，敌人“扫荡”宣告破产，我东、西两路队伍在冀西会合，总校校部即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的浆水镇。在庆祝反“扫荡”胜利的大会上，滕代远副部长表扬了抗二团、抗一团的阻击部队，并由郭林祥团长介绍了洪岭、“三十亩”阻击战的经验。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生动实际，使全校师生很受教益。
坚持敌后办学，经常处于战斗环境，流动性大，加之晋冀豫边区是刚创建不久的新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也刚刚建立；阎锡山军阀长期盘剥和日、伪军的蹂躏破坏所造成的经济凋敝，一时还难以扭转，因而使抗大在生活上遇到极大的困难。一九四〇年二、三月间，抗大总校刚到武乡蟠龙镇一带时，有好几个月时间吃的尽是高粱、荞麦和黑豆。这种黑豆，本是牲口的饲料，而且因石磨少不能磨成面，只能用石碾压一压，非常粗糙，不易消化。但在这样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主食。不仅饭是黑豆，做菜也是黑豆，只是做菜的黑豆加点盐，以示区别。因为黑豆不好消化，许多同志都闹胃病。即使是这样的粗粮，也不是轻易可得到的。每次都要到距离驻地几十里外的游击区或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去背，而且要学校自己派人去收集。并在长达一百三十里的交通线上，设置十几个粮站，按敌情布置武装掩护转运粮食。为此，校部专门成立了购粮委员会，统一划分地区；组织购粮工作队，负责采购、收集，然后通知机关和各团发动全体同志都去背粮；有时甚至要停课一个时期，集中全力去背粮，形成大背粮运动，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间，总校转移到黎城，正是麦收季节，虽然有点麦子吃，但抗大人多，村庄石磨少，只能用碾子或石头把麦子压扁煮着吃，还是和粗粮差不多。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总校又转移到浆水镇后，食粮主要是小米，但此地柴火很缺。为了解决烧柴的困难，经常要组织大家上山砍柴、背柴，有一次文工团的同志砍柴误砍了漆树，发生皮肤过敏，很多人全身红肿，连衣裤都穿不上去，披着被单下山，形象吓煞行人，由此可见当时条件之困难。不过，经过一两个月的锻炼，大家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并摸索出一套经验:利用背粮、砍柴途中和休息时间，开展军政文化教育和文娱活动，使学员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减轻了劳动中的疲劳。
当时蔬菜和日用必需品也很困难，有时没有菜吃，不得不发动大家上山采野菜。以后，学校又自力更生，先后开设了豆腐坊、粉坊、畜牧场(喂猪、养羊)，并开办工厂，制作被服、鞋袜，开办合作社，采购经营日用品和学习用品，帮助大家解决了一堆困难。同时，为了加强新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学校组织全校同志帮助群众抗旱，抢收抢种，坚壁清野；帮助地方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训练民兵、自卫队等地方武装。这样做既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也培养锻炼了学员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
紧张的战斗生活，艰苦的斗争环境，最能锻炼人，陶治人的思想情操。所以，战斗越频繁，生活越艰苦，斗志越坚强，士气越高涨。在行军作战、背粮、背柴途中，总是一路欢声一路歌；在劳动生产和课间休息时间，也是笑声朗朗，歌声扬扬；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那里灭亡……”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这歌声多么高亢，多么激昂！它唱出了太行山上抗日战士杀敌报国的豪气，唱出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高尚的情操!
第六期正处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时期，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急需大批干部到敌后，特别是进入华中到新四军创办的新的分校，都急需大批干部。因此，这个时期组织变动和人员变动极为频繁。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在纪念抗大成立四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命令：调副校长罗瑞卿同志任十八集团野战政治部主任，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继任抗大总校副校长。与罗瑞卿同志同时调出抗大的还有抗大第一团团长苏振华同志，特科大队长刘鼎同志，副大队长邓国卿同志等一批中高级干部。一九四一年初，又调出训练部长王智涛同志、宣传部长谢翰文同志等一批中高级干部去加强总部领导机关和充实主力部队的领导。
为了加强抗大分校的建设，在华北、华中地区培养部队干部和吸收当地知识青年参军。中央军委决定这一期再成立三个分校: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总校派出第一个华中派遣大队，由刘清明大队长、李干辉政委率领，去安徽省涡阳县北麻冢集加强华中新四军豫皖苏地区初建的第四分校。六月十三日，总校又根据北方局的决定，派出抗大第四团第一、二营和第一团第三营共九个连队，由第四团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政治处主任铁坚同志率领，前往河北涉县王堡，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十一月间，第六分校在武乡县蟠龙镇正式成立时，因洪学智同志调往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穰明德同志调回总校，总校另派刘忠、黄欧东同志接任)。十一月间，总校又从六月份由冀中军区调回总校的抗大第三团中，抽调了一百名教职员，组成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由洪学智、吴胜坤同志率领，去华中新四军盐阜地区，加强在江苏省盐城县成立的第五分校。
抗大最早在晋东南建立的抗大第一分校，因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往晋东南，所以，他们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除留下一千多名新学员，由何长工、赖光勋同志负责组成太南留守大队，等待总校到晋东南后与总部合并外，大部分干部和少数学员由校长周纯全同志、政治部主任李培南同志率领，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到山东省沂水县孙祖、张庄一带继续办学。当年十一月，总校又派出原抗大第三团的四十五名教职员，组成山东派遣大队，由聂凤智、张英渤同志率领，开往山东省沂水县，加强第一分校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反“扫荡”反“摩擦”的斗争日趋尖锐，敌后斗争更加残酷，更加艰苦。党中央指示各后方机关、学校必须适应形势，更加紧缩，更加隐蔽，所以，抗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上述派出大量干部到华中地区创办新的分校和加强一些分校的力量外，八、九月份一部分学员就提早毕业，派回山西决死队或转学炮兵团。同时，总校领导机关开始紧缩编制，调出一大批干部到总政治部巡视团工作，或参加扩兵工作；其余的编余干部则成立干部队，组织他们学习，待命分配到部队或分校工作。一九四〇年冬，总校在削减人员的基础上，根据今后训练任务的需要，颁布了新的编制:将原属第一、二、四团(第三团已大部分参加山东大队和第二华中大队，建制撤销)改为第一、二、三科，第一科为上干科，专门训练团以上干部；第二、三科为基本科，训练营以下干部。同时，校部的训练部撤销，分设军事教育科和政治教育科，直属教育长领导；政治部建制不变，撤销校务部，设经理处(后改为供给处)和卫生处，直接由校部领导。经过这次大整编，校部机关大大精简，层次减少，指挥灵活，更能适应敌后的战斗环境，为了提高学校的机动性，增强学校的自卫能力，改善学校的供应给养，总部特给抗大增配了一部分马匹，加强了警卫连的兵力和装备，并在供给处下面增设了一个管理连和营业部(包括工厂、合作社、豆腐坊、畜牧场)，从而提高了粮食、给养的运输力量，减轻学校的负担，逐步改善了物质供应工作，使大家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工作。十二月十一日，总部特地成立了以滕代远副校长为首的点验委员会，领导和检查各部门、各单位执行新编制的情况，检查全校的装备、装具是否符合战斗要求，并教育全校同志养成切实执行编制、遵守命令的习惯。通过点验，使新编制更加落实，各项工作转入正轨，为第七期加强学校正规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第六期结业，学员分赴各抗日根据地。朱德总司令特为毕业学员亲笔题词：“努力工作，造成铁的干部，准备反攻”。这一期是在敌后边学习、边战斗，边总结经验中度过的，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据统计，这一期总校与分校共培养干部一万四千零四十名，实现了党中央赋予抗大“培养我军建设骨干”的光荣任务。同时，还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创办与加强六个分校，使抗大的旗帜从黄河之滨飘扬到华中的江淮两岸，为抗大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外，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北方局与华北军分会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特地讨论过一次学校工作问题，认为“由于党所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新四军的扩大，要求专为训练八路军、新四军骨干的抗大，必须随之加强与扩大”。“为了扩大抗大培养干部的事业，应继续准备在晋冀豫、晋西北、华中、一一五师等处增设分校。”因此，决定“目前即应由总校拨出一部分学生去第一分校受训及拨出二千人的基础去一二九师，将一二九师随校加强，改组成为第六分校。”
根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的指示，抗大总校先后派出了华中、山东派遣大队，并于六月十三日从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派出抗大第四团第一、二营和第一团第三营共九个队一千余人，由第四团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政治处主任铁坚等同志率领，前往一二九师驻地河北省的涉县王堡，准备到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
正在这时，日寇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抗大总校派出的九个学员队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都先后转入反“扫荡”战斗，筹建工作被迫暂停。至一九四○年十一月初，反“扫荡”战斗胜利结束，抗大总校迁往河北省浆水镇一带，总校派出的九个学员队及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才先后到达武乡县蟠龙、洪水镇之间的中村、义安一带集中，于十一月底正式成立抗大第六分校，校部驻在蟠龙镇东边的新寨村。此时，因洪学智同志调往抗大总校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穰明德同志也调回总校，所以，总校另派刘忠同志任校长，黄欧东同志任政治委员，姚继鸣同志任教育长，胥光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初，六分校陆续招生编队，学员全部是一二九师的基层干部和部分晋冀豫边区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共设五个营:第一、二营是连、排军事干部，第三营是政治干部，第四营是轻、重机枪和炮兵等特科干部，第五营是地方干部，学员约一千余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举行开学典礼，军队干部只训练一期，学习一年；地方干部采取轮训的办法，每三个月为一期，先后训练了三期。
六分校自筹建开始，就一直处于反“扫荡”的战斗环境，即使是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两个春节，也都是在反“扫荡”的炮火中度过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春节前)，日寇就开始所谓“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纠集一万二千余兵力，对我太行地区进行“扫荡”。六分校奉一二九师的命令，以第四营(特科营)为基础，增配步枪数百支，组成一个加强营，在营长谢光粹、政委邢亦民等同志率领下，分散活动于武乡、襄垣、榆社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以精干的小分队，携带机枪、迫击炮，对榆社洪杜、武乡段村等敌人据点进行夜袭，牵制迷惑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所谓“总进攻”。四月二十八日，太行区反“扫荡”胜利后，六分校奉命调回总校归建，学员全部毕业分配回部队和地方机关工作，教职员大部分返回总校，至六月间合编就绪，第六分校即暂告结束。
扫 描：李 杨
校 对：温海明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武乡县史志研究室）：在武乡办学的抗大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