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十八）

十二

1944年以后，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这年7月22日，以大卫·巴雷特上校为团长的美军延安观察团从重庆飞抵延安。同年秋，史迪威将军又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让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同日本侵略军作战。同时，他还希望用美国租借的战略物资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18集团军，以便加强抗战力量。但是史迪威将军的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1944年冬天，大卫·巴雷特派出以杜伦上尉为首的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参见下图)。该观察组刚到不久，便要求去冀中平原。他们认为，冀中平原是重要的战略地区，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杜伦上尉准备亲自前往，其他人员则继续留在北岳区考察。

军区立即请示延安，中央同意了这一计划，由于我对冀中的情况比较熟悉，军区决定让我陪同去冀中考察。

沙飞的身体刚刚恢复，王辉又来了不久，但是接到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董越千同志的电话通知后，他立刻爽快地服从了上级的安排，承担起画报社的全部工作。董越千夫妇都与沙飞很熟，他领导的对外联络办公室属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双重领导，兼管着整个晋察冀边区军、政两方面的外事工作。晋察冀画报社距离联络办公室的所在地大约20多里，骑上马，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到达。

董越千与沙飞年纪相仿，面孔白净，文质彬彬的，但是又让人感到非常实在。他召集我和担任翻译工作的马振武和负责保卫的同志开了个简单的会，对此行作了具体安排。

近一个时期，接连有跳伞的美军轰炸机驾驶员在冀热辽和冀中平原获救；他们回国后把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带到世界各地。而像冀中这样一个腹背受敌的大平原居然会存在着坚实的抗日根据地，对美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们似乎特别想了解冀中的情况。我们的方针是，尽可能让他们得到满足，如实了解到他们想知道的一切。这次考察尚有一定的危险性，日军已派出大批特务侦察美军观察组的动向和行踪，而美国人的容貌又很容易暴露目标。为了保密起见，军区领导作了一些严格的规定。如，陪同人员一律不准带自己的警卫员和马匹，交通工具和保卫措施均由军区统一安排，另外任何人也不准穿军装，由联络办公室负责准备便衣。

开完会回到画报社时，已是深夜。一进门，就见沙飞仍在房间里等我。他询问有关情况，同我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取出一个布包放在我手上。我打开布包，那是一件黑色的毛衣，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是相当稀罕的。

“你这次任务艰巨，少不了吃些苦头“。沙飞认真地说：“带着路上穿吧。“

“这么好的毛衣，从哪儿弄来的?”

“和平医院的续大夫织的，本来要送给她的丈夫唐延杰同志，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她就干脆送给了我。“

我很感动，心里非常清楚，在敌人的后方，这件毛衣所包含的价值和战友之间的深情厚意。何况这次出去，免不了摸爬滚打，钻地洞，也许还会遇到意外。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件厚礼，可是望见沙飞那庄重的神情，又不忍拒绝他。

1944年12月，美军观察组成员观看晋察冀画报社赠送的图片

沙飞看出了我的意思，转而一笑说：“接待外国人嘛，也别穿得太寒酸了。回头我托王秉中在北平买一件。还给续大夫就是了。“

直到现在，我同那位续大夫也仍然互不相识，然而却由于沙飞的缘故，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接受了她那件珍贵的礼物—恐怕只有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才会有如此真诚的同志情谊。

两天以后，我们从军区所在地出发了，陪同前往的还有翻译马振武同志和联络办公室的李处长。军区司令部的高存信同志则先走一步，到冀中安排杜伦上尉的参观路线和参观内容。

高存信同志是著名的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先生的儿子。他早年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大学学习炮兵指挥专业，毕业后即奔赴延安。我在抗日军政大学高级政治军事研究队学习时，他担任该队的队长，曾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后来罗瑞卿同志率领抗大队伍转移到敌后办校时，高存信留在延安，与张学思同志共同组建了东北干部队，并担任副队长。直到1941年，他又同张学思一起率东北干部队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

我们从北岳区向平原进发时，为了不引人注意，特意轻装简从，杜伦还戴了个大口罩，以便遮住他白皙的皮肤和高挺的鼻子。

美军观察组成员杜伦上尉在冀中。  1944年12月  石少华摄

我们骑上马走了一天，黄昏时在太行山下的一个村庄里歇下来。再往前走，就是平原敌我双方的交叉地带，情况比较复杂。为了保证杜伦的安全，第二天一早我们换乘了一辆当地老百姓迎亲用的马车。马车上蒙着拱形的布篷，透过布篷上的小窗，可以随时看见外面的情况，而外面却看不清坐在车内的人。李处长和两位便衣打扮的警卫战士跟随在马车前后，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出发不久，天空飘起了雪花，老百姓在这种天气里是不大出门的，所以一路上行人很少。杜伦对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很感兴趣，通过翻译马振武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交谈之间，不知不觉地又到了第二个宿营地。

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武工队把我们接到一座院落里休息，武工队长简要地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安排。距我们宿营地大约五华里是平汉铁路，铁路两旁有日伪军的岗楼和封锁沟。为了保证我们安全通过，军区已派了一支部队埋伏在岗楼周围，万一出现意外，就将附近的几个岗楼拔掉。另外，武工队已通知岗楼上的伪军：当晚有部队过铁路，要他们撤退岗哨，不准鸣枪。这里的伪军深知武工队的厉害，一般来说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吃过晚饭，我们又回到马车上，在武工队的护卫下向平汉铁路进发。杜伦眼看着马车走上敌人岗楼前的吊桥，不由有些紧张。我握住他的手，让马振武同志告诉他说：我们的武工队是说话算数的，他完全可以放心。马车紧贴着岗楼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岗楼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只能听见马蹄声和车轮辗在雪地上的声音。不一会儿，远处又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我告诉杜伦，这是我们的警戒部队，完成任务后从路西运动到路东来了。杜伦显得十分激动，翘着大姆指说：“真了不起，敌人听你们指挥了!”

其实，这是近两年才打出的局面。记得三年多以前，我们有一位摄影记者就是为了拍摄通过封锁线的照片，牺牲在平汉铁路的。现在敌人也看出败局已定，所以才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之下俯首听命了。

杜伦有些不解地问：“既然八路军可以指挥岗楼里的敌人，为什么不干脆把岗楼消灭掉?”

李处长向他作了解释：平汉铁路是敌人的命根子，如果我们烧掉它的岗楼，日军一定还要拚命修复。而修岗楼的时候，遭殃的还是老百姓，白白地被逼着出木料、出民工。所以只要能控制住敌人，不让他们无所顾忌的伤害百姓，我们一般不采取极端的措施。杜伦听懂意思以后，连连点头。

顺利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又走了一程，我们便同武工队同志分手告别。为了确保此行的安全，军区已命令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在我们两侧活动，保持十余里的距离，以防不测。 

两天以后，我们抵达冀中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高存信同志已预先作好安排，稍事休息，便带我们去见杨成武司令员和黄树才副政委。杨司令员和黄副政委专门准备了宴会，欢迎杜伦来访。虽然赶了几天路，杜伦的情绪仍然很高。他从延安到晋察冀，从北岳山区到冀中平原，途中的所见所闻，确实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这样坚实的根据地，又把人民群众组织得这样好，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成武同志一面为客人添菜，一面风趣地介绍说：“我们现在吃饭的地方，距日本人重兵把守的保定只有150华里。那里有飞机场，要是坐上飞机，敌人一眨眼功夫就能到我们这儿来讨饭吃啦。“

杜伦见我们都笑了，起初有些莫名其妙，待马振武同志作了翻译以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对保定机场的情况很感兴趣，希望能得到机场跑道、指挥塔和外景的照片。他说：“这样的照片很难拍摄，但是一旦弄到，对我们太有用处了!”杨司令员微笑着说：“这件事要找石少华同志了，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摄影工作的负责人。“我对杨司令员说：“我们可以满足杜伦先生的要求，尽快派专人去设法拍照。“

杨司令员满意地点了点头，告诉杜伦先生：“石少华同志既然答应了，就请你放心，他说话是算数的。今天我来作个保人，如果你拿不到照片，以后可以找我算账。“

便宴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马振武同志陪杜伦去休息。杨司令员和黄副政委又把我们留下来，商量杜伦来访的有关事宜。

在冀中平原，杜伦这个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人，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日军情报机关早已知道美军观察组到达晋察冀的消息，正到处探听他们的行踪。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长时间的保密工作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又必须做好保密工作，所以两位首长责成高存信同志专门负责此事。

至于到保定机场拍照的问题，黄树才同志又同我商议了具体的安排。当时，美军已开始用B一29轰炸机对日军在我东北地区的军事要地发动空袭，不久也将轰炸华北的日军军事要地。如果能拍摄到保定机场的照片资料，对于盟军确实是很有价值的。另外，美军已领教了我们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作战能力，但对于我们控制敌占城市的力量尚不了解；通过拍摄保定机场的工作，对扩大我军的影响也会起到很大作用。黄副政委认为：应该尽可能把这一任务完成好，军区可以提供所需的一切配合。

我提出派第九军分区的摄影组组长袁克忠同志承担这次任务。他比较熟悉保定一带的情况，只要能得到保定郊区乡政府和武工队的支持和配合，一定能干得很漂亮。黄树才副政委同意了我的想法，决定立刻通知当地政府和武工队，并电令袁克忠同志火速从九军分区赶到冀中军区见我。

杜伦在冀中访问了地方政府、民兵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和一些主力部队，也参观了名声在外的平原地道。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格外新鲜，每天晚上都有写不完的日记。而我们一方面陪同他到处走访，另一方面也在加紧安排袁克忠同志拍摄保定机场的工作。

大约几天之后，袁克忠同志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送来了保定机场的放大照片。经杨成武司令员审阅以后，黄副政委将照片送给了杜伦。杜伦见到那一叠清晰的显示出跑道、停机坪、指挥塔和零式战斗机的照片，简直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诙谐地说：“我真后悔没有要求你们把日本驻保定空军司令官的照片也拍摄下来，如果当初我提出来，看来你们也一定能办到的。“大家听了他的话，都哈哈大笑起来。应杜伦的要求，我们又将全套照片洗印了两份，一份留给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一份送史迪威将军转交美军空军司令部。

转眼之间，杜伦已在冀中停留了半个多月。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军此时已探到了一些风声，从北平和天津派出了大批有经验的特务，千方百计地企图俘获杜伦。

杜伦在冀中要访问的最后一站是白洋淀，他很想亲自了解一下水上游击队的情况。从军区到白洋淀，途经九分区的驻地河间县。当我们在一天傍晚到达那里时，九分区的魏洪亮司令员刚好带着两个主力团出去执行紧急任务。因为最近这一带没什么敌情，而且河间县的地道非常好，所以我们决定在九分区住下来，参观一天再去白洋淀。

为了预防万一，高存信同志和我安顿好杜伦，首先去查看室内的地道口，随后去查看了岗哨。当时村子里只有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好在地道入口距我们的院子很近，每个房间附近又派出了双岗。长期在战争环境中生活的人，常常会有一种奇怪的预感，那天夜里高存信和我好像都有些不安，反复检查过一切之后，才和衣而睡。

拂晓时分，村外突然响起一阵阵枪声。高存信同志和我马上起床冲进杜伦的房间，架起他并拿上他的文件包就往地道口钻去。

刚刚钻进地道，就听见地面上的马蹄声和零乱的脚步声。显然是一支正规的日军骑兵部队。河间县的地道果然是名不虚传，我们从第一层钻到第二层，又从第二层转至第三层，尽管敌人在上面扔手榴弹、放毒气，虽然惊险万分，但仍然没奈我何。

日军在地面闹腾了整整一天，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第一层的地道里，已有我们的部分民兵和警卫战士自觉地坚守着。敌人曾多次派人钻进地道。但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以后就不敢下来了。利用在地道中的空间，我便拍摄了一张杜伦在地道里遇险的照片(见图)，这一次拍摄的照片后来历经艰险，被保存了下来。

地道战中的杜伦上尉   1944年  石少华摄

大概在下午五点钟，敌人的动静突然停止了。过了一会儿，才知道是九分区二十二团赶了回来。这时天色已是黄昏，魏洪亮司令员把大家接上去，一再表示歉意：“我们准备了一万，却没料到万一，让你们受惊了，实在过意不去。“原来，这次敌人是从百里之外派了一个骑兵大队，趁我军主力外出时远道奔袭而来。幸好主力部队发现敌情后万分火急地赶到，敌人自知孤军深入，不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对手，不得不仓惶撤走。为了我们的安全，村里来不及撤进地道的个别群众吃了一些苦头。这一切都使杜伦亲身体验到许多平时只是有所闻的东西。他对此深受感动。

当天晚上，魏司令员请我们吃晚饭，也顺便为美国朋友压惊。席间，机要参谋送来一份杨成武同志的急电，电文大意是：鉴于日军已获悉美军观察组在冀中的行踪，军区同大卫·巴雷特上校商定，安排杜伦即刻返回北岳区，白洋淀的情况由石少华拍摄成照片，供给美军观察组。杜伦对不能亲赴白洋淀观察感到遗憾，但是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也就愉快地服从了军区的决定。这样，我在第二天清早告别了大家带上两个警卫人员前往白洋淀。杜伦则由其他同志陪同，平安地返回北岳山区，结束了这次历时二十来天的冀中之行。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