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鸿丨熊蕾：老范的胸襟

2007年5月，为了写一篇对30年来新闻价值观变迁的回顾文章，我对老范——范敬宜，做了一次访谈。如今，老范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那次我们的话题很广。除了我访谈的主题，老范也谈了很多他的经历。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谈起他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入党，以及他和把他定为右派的一位老同志的关系。这是我很少从有他那样经历的人那里听到过的。

老范走了，看很多人谈老范的学识才华人品文章，但是鲜有看到讲他把逆境变为顺境以及宽以待人的胸襟。

所以我把老范和我讲的这段经历写下来，纪念这位前辈。

老范当年所谓右派言论，不过是质疑党报是否要这么枯燥，可读性这么差？

决定把他定为右派的，是当时老范供职的《辽宁日报》的总编辑，一个延安的老同志。老范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老范说，“他明明觉得我不应该是右派，但是最后因为一种压力，还是把我定为右派。”

26岁的老范因此离开了报社，下放到农村。

可是下放到农村以后，老范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照样积极努力地工作，一干就是20年。

县里的领导经过长期观察，觉得老范不像右派，因为他“和基层老百姓的关系那么好”，而且做了那么多工作。

老范一直要求入党。可是毕竟是右派分子的身份，基层支部不敢拍板，层层上报到县委。县委最初讨论，是“找先例”，只要全国有一个右派分子入党的先例，老范入党就没有问题。

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县委再次开会讨论，决定，没有先例，我们就自己创吧。县委书记和常委到全县29个公社走访，一个个征求这些公社党委的意见：老范入党，你们能不能同意？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如果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告到上级党委，那就可能成为政治问题。走访的结果，29个公社党委，没有一个说老范不能入党。他们认为，老范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没有一点架子，做了那么多工作，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

29个公社党委的意见征求完了，县委又征求了县委机关所有部门的意见。结果也都是没有意见，同意老范入党。

最后，县委开常委会把老范的一摞子档案拿来，再次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从上午开到下午5点。所有常委都没有意见。县委书记拍板说：吸收范敬宜入党不违反党章，实际上范敬宜也不能算是右派。如果形势变化，说我们批准他入党的决定错了，我挂牌子挨斗，希望你们陪着我去。但是，只要范敬宜将来自己不犯什么错误，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这个人我们县里是留不住的，范敬宜前程大着呢。我们这就算为党培养了一个人才。

这是1978年春天的事。这位县委书记后来调到地委任纪检委书记。老范跟我讲这个事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多年。

老范说，人生的传奇就是这么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成了右派；下放农村，我又成了第一个入党的右派。

那之后不久，老范平反回到辽宁日报，以后又调到北京。

此时，当年定老范为右派的那位老同志，也已担任一家中央新闻单位的领导。他托人对老范表示，他这一生做错的事情不多，但是定老范为右派，是错了，希望老范谅解他。

老范马上给这位老同志打去电话，说，你不用这样。我把这段经历看成是一段历史。如果当年我们的地位掉一个个儿，我也完全有可能这么做。当年是一场混战，混战中，误伤是难免的。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

以后，老范每年春节都去看他。去他家，老范从来不坐专车，而是乘公交车去。每次离开时，老同志都一直把老范送上公交车。

老同志病重临终前，交待说，关于他的经历如果写出来，希望辽宁这一段由范敬宜来写，因为他最了解我。夫人问老范愿意不愿意，老范说，我一点芥蒂都没有，很愿意写。

老范跟我讲这位老同志的时候，语气依然充满了理解和尊重。他说，我没有看破红尘，也没有对红尘反感。我和任何人都没有个人恩怨。过去发生的，就是历史。一些做错的事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就可以理解。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是长期革命斗争环境产生的一种思维定势，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扭转过来的。

令老范痛心疾首的，仍然是很多党报系统的新闻工作者，却“不会宣传自己的政策”，不知道文字表达，就会拿着文件照抄。这些人，哪怕给了他们自由表达的权利，他们也不会用，就会八股。所以老范强调新闻人要有文化底蕴，要有学问修养。

老范的离去，使中国新闻界缺少了一位难得的“大家”。惟愿在老范培养的学生中，会有新秀出现。

供稿丨熊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