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桐梓县新站区政权的接管与剿匪斗争
侯秀贵
（冀鲁豫南下干部、时任桐梓县新站区区长）
1949年10月，在西进路上，刚组建的中共遵义地委决定我和一些同志随曹信接管桐梓县政权，我们一边行军一边研究桐梓的情况。
1949年11月底，我们进驻桐梓后，在县城里开了一个会，领导上决定我到新站区，崔学成任书记，我任区长。
到桐梓后的第4天，由许正义副县长带队，我们分到北面几个区的干部就出发上路了。当晚在凉风垭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到新场。到新场时，老百姓都跑光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找地方住下来，然后到街上去查看，只有一位老太婆没有跑，我们便给她做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宣传，群众陆续回来了。
桐梓凉风垭七十二道拐
第三天，我们进驻新站镇，住在街上一侧山坡上一所小学校里，办公就在学校。
在新站，我们开了几次群众会，向群众宣讲党的方针政策，讲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讲红军的光荣传统。当年红军曾在新站一带打土豪，把收缴地主的盐巴分给贫苦穷人，向他们讲明那时的红军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渐渐地解除了群众的顾虑，群众也愿和我们接近了。记得分在新站工作的有高海桥、汪维明、王培贤、王 风、毛殿真、陈希友、马殿银。我的通讯员是任松明。分到松坎去接管政权的同志在新站住了几天就走了，我们就留在新站开展工作。
在新站，我们了解到新场乡的群众顾虑较大，有群众向我们反映，旧乡长张致祥就躲在后山坡不远的地方，而且还有20余支枪。我和崔学成同志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商量决定，我和任松明立即赶到新场。
在新站时，有一位住在街上的人，向我探听政府对张致祥是什么态度，我向他讲：他回来就好。我们在县里已出了布告，只要投向人民，我们既往不咎。
在新场，我们经过两天的宣传仍不见张致祥来报到，又让张的朋友去找他，并做工作让他回来。后又过了两天，张致祥才带着人和枪下山到乡政府报到。他们来之前，我和松明同志已作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共有三支枪，其中有一支冲锋枪，在乡政府的小楼上，密切注视张致祥一行的动向。
张致祥带着队伍，先在乡政府的坝子里集合，这时，我才从楼上下来，只听张下达了“立正”“稍息”的口令后，便向我走来，给我敬了礼，我让他们把枪都放下，人员原地休息。然后只叫张致祥一人随我上楼，他上楼后，我足足给他谈了两个小时。向他讲解政策、形势，还说：“你先回来是好的，要投向人民，要拥护解放军，要争取立功，我们对你宽大处理，既往不咎。”他当时表示接受。为了体现党的统战政策，安定人心，我决定让他仍任新场乡乡长，并把20余名乡丁的枪发还，让他们负责维护社会治安。
当晚，张致祥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也带有手枪，双方都比较紧张，各自都戒备着对方。我和任松明暗暗商量好，今晚轮流睡觉，因他们人多枪多，又是本地本方的人，而我们两个人生地不熟，也不知张致祥的真实思想，所以都作好了自卫和牺牲的准备。
在新场，我们还加紧进行宣传教育和社情的调查，白天利用赶场向群众宣传，晚上就到新场街上的老百姓家去座谈，做些调查研究工作，让群众了解我们，对乡丁则主要进行正面教育。经过一个礼拜的工作，新场的局势已基本稳定了。我们才返回区里，并派了汪维明、王风二同志去新场任乡干事。
回区后，旧区长蒙锡洲也托熟人、朋友来找我们联系，打算回区里报到。我们通知他回来并安排他任副区长。同时我以区长的身份对他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局面逐步好转，接管工作全面展开。
开始，夜郎乡未派人去，只派高海桥到石场乡任乡长。后根据情况又派王培贤到夜郎任乡长。
进驻新站后约一个月时间，崔学成同志调县任组织部副部长，我接任区书工作，王培贤任区长，部队转业干部房清吉任夜郎乡乡长。
1950年2、3月，因我解放军主力到四川打胡宗南（即“成都战役”）尚未返黔，土匪开始活动，四处烧杀抢掠。由于我们刚接管政权不久，无论是区队还是乡丁，都来不及“枪换肩”；群众发动也不充分，留用的旧人员也蠢蠢欲叛，一时间形势非常紧张。在区里坚持工作的仅我们参加接管政权的南下西进干部不足10人。
蒙锡洲是旧人员，我抓紧做他的工作，有时和他谈至深夜里。一次我们谈着谈着他哭起来了，我问他哭什么? 他说：“我有难处啊!”我就让他把他的难处讲给我听听，从蒙锡洲口中才知道，他与松坎大土匪张华清是亲家，张华清已拉走队伍上山为匪去了。并给蒙锡洲写有一信。要蒙锡洲也把区队拉上山去，我见他讲的是真实话，更加紧做他的工作，进一步对他分析形势，要他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失败，要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边。由于我们信任他，所以只要土匪一有什么情况就立即通知我们，直到土匪闹得最凶时，他也没有叛变为匪。
这期间，新场乡旧乡长张致祥已把20余名乡丁拉上山为匪了。
一天，王 风打电话给我，说张致祥已有三天没到乡里来，我接电话后心里明白，他是拉出去为匪了，于是叫王 风、汪维明二同志一定要注意，提高警惕。但汪维明同志未听我的招呼，决定独自去找张致祥，走了10余里，找到了张致祥，张表面上对他很热情，又是拿烟又是倒茶，后乘维明同志不备，让几个乡丁把他捆起来，最后他们残酷地将维明同志杀害了，并把遗体丢入洞内。党的好儿女，我们的好战友汪维明同志，为桐梓人民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7岁。
同一时间，石场乡公所也受到土匪的袭击，乡长高海桥冒死冲出土匪包围，脱险回到区里，通讯员郑 杰不幸被土匪抓住。土匪的这次行动主要是准备捕杀高海桥同志，抓住郑 杰后见他年纪小（当时才16岁）便狠狠打了他几耳光就放了，郑 杰同志也回到区里。
1950年3、4月间，匪乱四起，我决定将所有干部集中到区，把原进驻的三个乡放弃。这时蒙锡洲告诉我，土匪已扬言要攻打我区公所。于是，我和同志们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匪众我寡，一旦被土匪包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为了保存力量，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决定采取打游击的办法，白天坚持在新站工作，晚上8、9点钟让蒙锡洲带路到山上独家独户的地方去住。这样一旦土匪到来，进可攻，退可走，守有据，天亮又回到新站街上。一遇赶场天，我们就搞宣传。斗争虽然残酷、紧张，生活也十分艰苦，但同志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坚守岗位，斗志还是蛮高的，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
到了4月份，16军回师贵州参加剿匪斗争。16日，139团进驻桐梓，政委王尚兼桐梓县委书记，松坎是一位营长兼区委书记，新站是139团×连的马连长兼区书，他带有一个排的武装，有机枪一挺，冲锋枪几支。
这样，我们在新站区的力量就大大加强了，再加上区里的地方武装积极主动出击，见匪便打，同时做分化瓦解工作。当时土匪中不少人是被胁迫去参加的贫苦农民，有的仅仅是为了分一点盐巴，受骗上当当了土匪，我们通过土匪家属、亲友，以及用布告宣传：凡是回家搞生产不再为匪，人民政府也既往不咎，就是旧乡丁放下武器回乡生产也宽大处理。
这样双管齐下，约一个多月时间，大股土匪基本肃清，仅有少数在继续顽抗。
到年底，匪首张致祥也带着旧乡丁和一些土匪到区里投降，当时县里正开办土匪悔过自新训练班，我们把张致祥一伙集中到县训练，因张致祥罪恶累累被扣下来，一般土匪和乡丁经过县里集训后都陆续放回家了。
直至1951年初，全县土匪基本肃清，只剩下松坎区的张华清还未抓住。
在土匪基本肃清的情况下，我们又铺开了全区的工作摊子。王 风、房清吉等同志分赴新场、夜郎、石场等乡任乡长，同时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五大运动及区、乡政权的建设。
后来，新站区几个主要匪首张致祥、汪玉书等交群众公审后镇压了。接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刚到新站时，我们并不知道原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就住在我区石场乡，后来接到县委的电话，要我们查一下王家烈是否在家，表现怎样，我接电话后赶到石场乡一打听，说有个王家烈，在家里休养，我去到他家，他对人还客气，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回区后我如实向县委作了汇报，过了两个星期，省里来了一辆汽车和几个同志，要我与他们一道去王家烈家，到了那里，省里的几位同志动员他回到贵阳，他不愿去，说：我年纪大了，想在家搞搞生产，不愿出去。大约又过了半个多月，省里又来了人，通过动员，他才离家到贵阳去了。
原国民党贵州省主席 王家烈
1951年底的一天，王家烈去西南局开会，路过新站下车休息吃饭，被石场乡的农民发现了，大家围着他，要向他算剥削账，与他同行的同志找到我，说明了情况，我即去进行劝解，最后群众离去了。由此可见，广大群众是真正发动起来了。
1951年秋，新站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组织上将我的家属从山东接到新站。到年底。将我从新站调到桐梓城关区任区书。于是我便离开了我战斗生活了两年的新站。
（原文根据侯秀贵口述记录整理，本次发布时对原文作少量增加和删减。）
侯秀贵同志简历
侯秀贵 1921年2月生，山东鄄城人，
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
1945年至49年任鄄城县七区农会主任、青年干事、组织委员，
1949年3月南下任副班长，西进到贵州后任中共桐梓县七区区委书记，
1951年至53年任中共遵义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至58年任中共桐梓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
1958年至78年任平坝石油厂、剑江化肥厂党委书记，
1978年至83年任贵州橡胶工业公司副经理。
1983年12月离休。
GAOJIAN 根据《桐梓解放》《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5.02.17.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桐梓县新站区政权的接管与剿匪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