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军工产品研制
刘 鼎
一、改进冶炼技术
处于太行山西侧的山西省阳泉、武乡、和顺、潞城、长治、晋城等县的煤铁资源极为丰富，但冶炼方法却十分落后。方炉、塔锅炼铁，是当时山西各地采用的最普遍的炼铁方法，也是最古老的传统冶炼工艺。设备虽简陋，但在战争年代却不怕被捣毁，捣毁了也容易重建，适用于游击战、运动战中的军工生产。我军接收柳沟铁厂后，对这种传统冶炼工艺，进行过初步改造，加大了方炉、坩埚容量，改善了通风条件，出铁量成10倍地增长，铁质也大大提高，还第一次炼出了可加工铸铁。
1940年根据彭总的要求，军工部研制生产掷弹筒及其炮弹。方炉、坩埚炼出的铁是白口铁，这种铁性脆又硬，不能切削加工，无法用来制造炮弹，因为炮弹铸造成型后，要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铁变成可切削加工的半成品、铸造成炮弹壳呢？这是解决炮弹生产问题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
（兵工厂工人在生产）
我们在柳沟铁厂成立了试验小组，派陆达同志去指导。试验小组根据工人孙兆熙的建议，和陆达在国外学习的有关原理，反复组织闷火试验，终于炼出了可以进行切削加工有一定韧性的生铁铸件，从而为大批量生产掷弹筒的炮弹毛坯和迫击炮的炮弹毛坯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此，柳沟铁厂铸造的炮弹毛坯源源不断地运往一所、三所再加工成炮弹，从1941年4月起，在太行山上开创了大量生产自制炮弹的历史。这是根据地军工生产上的一件大事，是冶炼工艺的一次飞跃。
我们还在显王建立了锻工厂。全厂有一百多名锻工，用道轨改制成火炮、枪和弹所必需的锻制品毛坯。当时没有动力设备，炉大、锻体大，怎么办？就人工拉起自己改装的多头风箱和超重大型吊锤，把细长的道轨分解成多种坯形，锻成步枪枪身、节套、机柄、撞针和炮弹尾管等大小零件的毛坯；把细长的道轨脊(道轨面)锻成粗短的掷弹筒、炮身。在那些年，成千上万合乎规格的各种钢料毛坯，不断地运送到黄崖洞兵工厂加工成品。
二、火药炸药的研制
抗战初期，我们填装手榴弹、地雷的炸药，都是黑火药，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号召我们尽一切可能发展工兵炸药。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也要求我们：广泛收集人才，研究生产火药、炸药，要做到弹药自给。1940年冬，我们开始闯黄色炸药的第一关，试制硫酸，没有酸就没有烈性炸药。我派在天津河北工学院化学系毕业的王锡嘏、张浩和太原火药厂的工人王化南，组成试验小组，研制硫酸。他们来用老百姓盛水、储粮的陶瓷缸和专门制作的陶瓷管，运用铅室法制酸原理，把同样大小的缸，每两个一组，口对口垒成塔形，塔与塔之间用陶瓷管接通，几个塔连接一起组成缸室，代替铅室制作硫酸。
对陶缸加工，凿孔还比较容易，困难在于缸与缸之间的密切接合。漏气是个大问题，既危害工人的健康，酸的成效又很低。他们经过若干次试验，创制了耐酸粉粒，又选用适合的液体来调成腻子，堵塞漏孔。这种腻子使用方便，经久耐用。硫酸产量日见上升，不久即达日产几百至上千斤。制酸成功，这是太行军工化学工业的重大突破。
硫酸浓缩也采用新办法：把若干个瓷盘组成的梯形锅，由低到高排成一套浓缩设备，在下面加热，将稀硫酸从最高一排加入，流入整套设备，在最后一排凝结成浓酸。如此制酸，整个肥田粉(硫酸铁)与火硝反应双分解，制成硝酸铁。再把硝酸铁、硝化甘油、谷糠粉(或锯末粉、麻杆灰、硅藻等多孔性物质)按比例混合均匀，试制成功了硝铵炸药。
从此，在总部军事工业生产中结束了只能生产黑火药的历史，形成了生产单基、双机发射药和雷汞、硝铵炸药等烈性火药、炸药的能力。用它们装填的枪弹、炮弹和手榴弹、炸药包，在战场上威力很大，被称作“土飞机”、“土坦克”。我军就是用这“土”字牌的军火炸塌了敌人的碉堡，摧毁了敌人的工事。
三、步枪生产制式化和枪弹的研制
我到军工部时，已有包括水窑一所和生产规模仅次于一所的梁沟四所在内的3个厂，能小批量制造步枪，但都是手工作业，型号、规格不统一，性能各异。即使是同一个厂造出的同型号的枪，也因用手工作业，制作有先有后，没有质量标准而零件不能互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造出这样的枪来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曾多次受到总部领导的称赞。但是，成本高，质量、数量也上不去，满足不了前线部队的要求，还曾发生过枪出故障而贻误战机的事例，战争逼迫我们急待改造落后的生产方式、工艺程序，实行工业化生产。
1929年，我曾在苏联远东游击队中担任过武器教员，听过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刘伯承同志关于步枪的论述。他认为，我军以游击战为主，给养不足，战士体力较弱，又经常长途行军，快速奔袭，步枪应轻而短。步枪是近战武器，200米内命中准确就行了，有些国家单纯追求射程，竟有达到3000米的，枪筒搞得很长，很笨重，没有必要。3000米你找得着谁，打谁去？枪筒短，刺刀却要长，免得肉搏时吃亏。这些论点和技术要求，在我被任命为军工部长后，第一次与彭总谈话时就讲了。我还根据军工部各厂造枪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彭总说:“可否按伯承同志见解，在尽短时间内试制新枪？”我答应了。
（山沟里的八路军兵工厂）
根据彭总的指示，我向设计人员提出了新枪设计要求:(1)必须轻巧、先进、经济、统一标准；(2)枪身要缩短，枪的重量要减轻，刺刀要加长；(3)零件要能更换，瞄准精度要高。大家完全赞同。于是，我指定水窑一所副所长刘贵福具体组织设计制造。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步枪厂的技工，曾在陕北茶房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与制造，他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在1940年7月底，制造出一支新枪。它吸取了“捷克式”、“三八式”、“无名式”及“汉阳造”等枪的优点：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刺刀特长，断面近似三角形，上刺刀半自动，下刺刀手工复原，装退子弹机构也大有改进，退子钩是大型的。8月1日，我们背着样枪到总部汇报，总部正开党委会，很多领导在场。见到这支新式步枪，都齐声称赞。
彭总首先拿起新枪，翻来覆去地看，掂了又掂，高兴地说:“不过2公斤，好枪、好枪！”刘伯承师长接着说:“我想要的枪老要不到，今天见到了！只有枪机是旧式的，刺刀好，比三八式的长，在刺杀中大大有利，刀形不是日本式的，也不是俄式的三棱形，而是变三棱形，关闭时平复，刺杀时弹出有棱，坚固耐用。”陈赓旅长还背起枪感叹道：“红军时代如果人人有这样一支枪就好了。我当兵让我背这种枪，不吃饭也是高兴的。”左权副参谋长拿起枪，高兴得边看边做刺杀动作。最后彭总问：“可以年产多少？”我答：“三个厂大约生产3000支。”彭总对刘师长说：“够装备一个师。”又问：“如果扩大生产，年产9000支，一年装备三个师，3年就是九个师，怎么样？”刘师长说:“好啊！”彭总当即为枪命名为“八一式步马枪”，并令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
（土法铸造手榴弹）
回来后，我们立即颁发统一图纸、样枪到各厂，停止制造杂牌枪，改产新枪。生产制式化的步枪，必须有规格化的零件、部件，还要经过严格检查、验收，设备能力、卡具、工具、量具都需要改进，生产组织、管理也要进行一系列的改组。
当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工人技术水平悬殊，适应不了正规生产的要求。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大部分来自河南巩县附近农村的手工造枪的铁匠、铜匠、木匠、银匠等，对新的生产方式接受不了。我们从教育入手、让他们了解制式化的必要性，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工艺程序，严格执行检验制度。同时，普遍提高工人的文化，从识字开始，逐渐到学会认尺子，公、英制换算，使用量具，操作机床，以及了解机、钳、铆、锻、木各工种的分工与合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刻苦努力，一大批手工匠人及青年战士，逐渐成为适应工业化生产的产业工人。这样，产量便迅速提高，仅1940年第4季度，我们就生产“八一式步马枪”3300多支，受到前线干部战士普遍欢迎。直到1949年解放太原时，彭总拿缴获阎锡山兵工厂制作的步枪，与我们的“八一式”相比，还说：“这不如我们水窑的枪好，如果那时我们有好钢，质量会更好的。”
在进行步枪制式化的同时，我们还加紧枪弹的改进和制作。黎城下赤峪复装子弹厂，开始只有四五十人，3台子弹专用机(是国民党军队扔在宝鸡车站、被周恩来同志发现，令我西安兵站运来的)和1台冲床。由王化南、白英、郭永福等同志进行枪弹试制，他们因陋就简，克服重重困难，只用两个多月，在1940年五一节，就复装出质量完全合格的79枪弹500发。到8月中旬，便生产出10万发，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
往后，这个厂虽几经迁厂，还是不断得到发展和扩大，一个小厂变了两个厂，并组织了复装枪弹小分队，每个小分队10余个人，携带成品弹头和修复子弹的简单工具、底火、无烟药，深入平原地区，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哪里打过仗，有了弹壳，就在哪里复装子弹。到了1943年，全区复装子弹数量达100余万发。
抗战末期，总数已达220余万发。1944年底，由晋察冀调来的孙艳清和沈鼎祥合作，以铜制钱和铜元为原料，先蒸出锌，用电解技术，提炼出纯铜、纯锌，配合成铜锌合金，也就是三七黄铜。有了三七黄铜，我们用自己设计制造的冲压机，经多次辗压、冲盂、引伸、收回等程序，制出了全新的枪弹。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武乡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八路军军工产品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