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隐蔽战线：战后赴台潜伏的“洪国式组”

洪国式又名洪秀升、孙静远，1918年生，辽宁省海城县人。父亲洪魁斌是东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生，家中孩子除洪国式外尚有一兄长与两弟弟，洪家是当地有名的望族。1938年春，洪国式考上重庆大学数学系，并透过舅舅的关系认识了“中共重庆青年运动小组”组长李绍文。当李绍文第一眼见到洪国式便认为他是“有为青年”，洪国式由此成为其发展的对象之一。入党后，洪国式积极从事学运工作，期间他不断研究共产主义，深化自己对信仰的认识，逐渐得到赏识。洪国式曾任一些地方党支部负责人、昆明青年招待所管理员、东北救亡会秘书处干事、四川绥定中学教员、重庆合兴公司、沈阳华石公司副经理等。洪国式入党时仅有21岁。此阶段的洪国式以青年学生为主要的工作对象，例如他曾在四川达县从事学运工作，“意图以失学青年办书店作掩护，传播革命种子和推进达县的民主运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洪国式在董必武的指示下，赴上海组织学生与劳工运动。

此外，据洪国式的说法，他太太唐虹在抗战期间就读于四川同济大学，胜利后跟随学校复原回到上海，同时也担任学运工作，两人于1947年9月在上海登报结婚。1948年，仍就读于同济大学的唐虹，因策动上海各校的学潮而遭到逮捕，“经逃脱后她到北平，转冀东而至哈尔滨”，至此夫妻二人便没有再见过面。唐虹日后在回忆两人的相处时提到：“洪国式我也见得不多，他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那时他们做什么事也不和我讲，因此真的不了解情况。”1947年至1949年间，洪国式在沈阳、北平、上海等地活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在沪期间，洪国式积极发展“同路人”，如华震、郭秉衡、邹曙、刘天民等人。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为了保障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部，由康生任部长、李克农任副部长。1943年因组织精简，情报部与社会部合署办公，干部统一管理。1949年7月6日，为统一领导全国各地的情报工作，中共中央保留情报部，由李克农任部长，裁撤社会部。中共中央社会部是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机构，在其裁撤后，仍透过保卫部、公安部和情报部来进行工作。当中共进入北平后，着手全国的解放工作，其中打击国民党特务是主要的任务之一。

1949年4月21日，在解放军渡江攻击南京、上海之际，洪国式潜伏于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直至上海解放才返回北平。据洪国式称，在北平期间曾与陈云商议，要求不再赴敌区，不愿意再做“社会调查工作”，“陈与组织研究后转告，原则决定我仍做地下工作”。1949年9月，洪国式被派往香港，“研究日本南洋等地国外问题并学习英文，以候工作指示”。12月12日，搭轮舰来台，“从事情报及策反工作”。临行前，洪国式拟定如何在台湾发展中共党组织的策略，主要从三个部分着手进行：

一是联络各方关系；

二是建立完整组织；

三是树立统一领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失败。在人民解放军军事推进所向披靡之际，台湾的解放亦似指日可待。关于这一点洪国式提到：“当前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社会变化的最大限度决不会影响它军事进攻条件，所以一向被它重视的各阶层人民斗争情况的社会情报，及除了威胁它后方‘国特’活动情形以外的其有关于国民党的政治情报根本不要。”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金门战役遭遇重大的挫败，但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台湾仍保持极大信心。毛泽东总结此次战役是解放军的“轻敌与急躁所致”，但不影响整体战局。美国中情局也对台海局势作出这样的评估：“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寻求将其控制延伸至台湾，并且他们很可能将继续这种努力。中国共产党直至控制台湾后，才认为这是在中国的最后胜利。”

洪国式抵台后的首要任务便是整理中共既有的关系网，这些人因各种原因而与组织失去联系，“我来之第一阶段任务即为整理及发展此等新生关系”。他透过交通联络员刘光典来往港台两地，尝试利用建立电台等方式，构筑一套完整的交通系统。

洪国式抵台初衷是策反重要将领，希望以此打入国民党军内部，获取重要军事情报，以利日后解放军的攻台所需，但由上表几位重要成员与次要成员的名单来看，具有军人身份者比例不高，且多半是中共组织既有关系，这与洪国式在台活动时间仅两月有余相关，在尚未打入更高层时即被破获，但他却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快速组织工作，其影响不容小觑。

洪国式积极发展中共地下工作网络，“所负任务为整理旧关系，发展‘敌工’、‘情工’新关系，解决与上级组织联系问题，以及建立统一领导，并拟发动社会关系赴日工作”。其主要策略是“情工、敌工并重，群工次之”。在敌工问题上，以策反国民党海空军为主，陆军次之。在情工问题上，主要关注四方面：其一，一般情报；其二，气象情报；其三，沿海兵工地志；其四，军事情报。

在策反议题上，时任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粟裕表示：“解放台湾的条件是陆军登陆，海空军配合开展策反工作。按照今天的条件，如果我们策反工作做得好，有突然事变、和平解放的可能。因此策反对象必须是普遍的、广泛的、动摇的敌人。”

当时中共认为开展隐蔽战线的有利方面是“台湾各界人士普遍动摇现象的存在”；不利方面是“国民党军警特工的严密网布”。因此，对在台隐蔽战线工作人员的指示是“异常谨慎而又大胆”，“谨慎”是针对军警特工，“即在密布军警特工中异常谨慎的‘钻空子’，如对身份证的重视，对检查时的提防，日常谈话又须适合个人身份等等”；“大胆”则是“大胆开展工作”。

曾参与省工委的曾永贤回忆说：“在台湾地下党的活动中，除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另外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力量，比如说从福建或是其他地方派来的，并不是统一的。”当时中共派赴台湾进行地下活动有多条战线，“其中以华东局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工作基础较深厚，其他都不够”。华东局派赴台湾的系由蔡孝乾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则由谢雪红负责，两个组织的领导人都为台湾本地人，对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洪国式非台湾当地人，他由中共中央派赴台湾，在组织层级上受党中央直接领导，但在台湾隐蔽战线的推进却不如想像中顺利。“台湾当地干部的贫乏和大陆战争的快速结束，来不及有计划的布置在台工作，所以台湾地工的特点之一，就是大多干部都是新生的。在组织系统上就不能依靠外围组织发展新干部也成为急要的。”这种新加入中共的成员，部分人带有投机意味。此外，中共领导阶层并不了解台湾实际状况，更多的是寄望将苏区根据地模式如法炮制套用到台湾，以及开展游击战争，这些都成为中共在台湾地下活动失败的原因。

为了加紧对台湾的工作，一些既有的旧关系，即认同中国共产党或与其友好，以及那些旧台共的关系网，就成为主要经营的对象，“这些关系都是长期潜伏在台湾和中共断了联系，在它对台工作积极要求之下，决定赶快恢复起来的，也就是它要求在台整理这些关系的”。洪国式被赋予的首要任务便是重新将这些关系统整起来，进行统一领导。“我来台第一阶段是将这些关系整理起来，使它们开始工作行动，预定以一个月完成这工作，然由交通同志带来已在台的并已个别和它发生联系的关系，如建立统一领导这是我来台的主要工作任务。”其次则是建立电台与发展交通员使其固定来往两岸传递情报，这两个工作的联系问题，也是他在台的工作任务。再次是针对台湾的情报工作和对国民党海空军的敌工工作，“我整理旧有关系以外，也发展关于此两工作要求的新关系”。但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的掌控力，已非在大陆时期所能比拟，因此这让洪国式感到：“这是最困难的工作任务。”

洪国式运用既有人际网络，“将渡江时期，由东北、华东军区、冀辽热边区、晋察冀边区及北方局，乘国军溃退之机，零星来台不负工作之同志，加以联系组织，赋予积极任务”，计划以5个月的时间完成人际网路的恢复与建立新的交通网络。透过这些人际网络，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如刘全礼所提供的军事情报。1949年12月中旬，刘全礼通过父亲刘多荃与洪国式认识，经常“以书面告诉其驻军番号、姓名及要塞、炮台、驻地及一般人员枪炮数量”。通过刘全礼，洪国式获知了国民党部队改编情形、基隆与高雄两地要塞、炮台，全台驻军配置、战车数量等军事情报。

1949年11月，“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便接获报告称，中共为统一全国，已派员潜伏台湾活动。当洪国式自香港抵台后，曾试图接近国民党空军机械官杨文亮，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怀疑。为查明情况，由杨文亮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组员陈琦、包文有先后与洪国式接触。陈琦前后与洪国式在台北车站等地会面4次，两人相谈甚欢。“洪亦认陈为争取之对象，并决定赋予工作任务，遂表明其身份与所负之任务，并计划联络商人来往台港，以跑生意建立交通。”

洪国式工作能力很强，到台湾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却很快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下情报网。这里面刘全礼、华震、刘天民等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刘全礼是国民党原东南长官公署作战部参谋，他的父亲刘多荃，同情革命，与时任中共安东省主席的刘澜波有旧。刘澜波写信给刘多荃，将洪国式介绍给他认识。刘多荃知道刘澜波的身份地位，对他介绍的朋友是干什么的，不用问心里也是很清楚的。洪国式去台湾前，见到了刘多荃。刘多荃写了一封信，让洪国式带给在台湾的儿子刘全礼。洪国式到台湾后，把刘多荃的信交给了刘全礼。刘全礼见到父亲的信后，对洪国式非常信任，表示愿意加入到洪国式的地下情报小组工作。

华震是洪国式的同乡，在东北与洪国式相识。1949年5月，随着上海的解放，国民党反动派败局已定。洪国式向华震表明了自己为中共地下情报员的真实身份。华震听后当即表示，愿意加入到组织里来，为党工作。1949年9月，华震由香港先行来到台湾，为洪国式赴台打前站。华震到台湾来有一个先天的好条件，他的姊夫刘天民是台中市北方企业公司的经理。有了刘天民的掩护，华震住进刘家，做好了迎接洪国式来台湾的准备工作。

刘天民开设的这家公司，实际上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台湾的重要据点。刘天民以公司业务需要为掩护，为中共情报员进入台湾、身份掩护、资金保障、开展工作等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刘天民以北方企业行副经理和公司职员的身份，为洪国式、刘光典办理了身份证。刘天民还为洪国式提供黄金十五两，为刘光典提供美钞一百元、黄金十两。这些帮助使洪国式、刘光典在台湾的情报收集工作能够得以迅速展开，并取得了可观的战果。

刘全礼在洪国式的领导下，将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团以上单位驻军的地点，驻台各军兵力武器及配备，暨装甲车数量、高雄、基隆要塞炮兵阵地等情报，交给洪国式。他还介绍空军中的钱汾给洪国式，准备通过钱策反国民党空军。这个计划后来未实施，钱没有检举洪国式和刘天民。刘全礼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心脏里坚持战斗，为洪国式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后来，刘全礼被台湾国民党特务抓获，1950年10月1日被枪杀。

     台北马场町刑场原址

郭秉衡是台湾保安司令部政工处科员。1948年，他与洪国式在上海相识。当时，郭秉衡不知道洪国式的真实身份。1949年12月，郭秉衡与洪国式一起赴台。洪国式在船上结合当前的大好革命形势，对郭秉衡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最终说服郭秉衡愿意为中共地下组织工作。洪国式交给郭秉衡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他在国民党军中的人际关系，搜集军事情报，策反海陆军中级官佐。他还在保安司令部图书室盗取了军事接收总报告、有关本省交通公路网及花莲港状况附图四张，全部交给了洪国式。他还发展了张大礼、王平加入进洪国式的情报小组。

洪国式来到台湾后发展的组织成员，遍布台湾社会各阶层，如刘全礼、胡玉麟、郭秉衡、钱汾等为军人；张大礼为基隆市政府秘书；江德兴为台中市医院院长；王平为省气象局技工；萧枫为新闻工作者……洪国式领导的这个地下情报小组，人数众多，组织庞大，分工细致，任务繁重。

洪国式在严峻的地下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独特而严谨的工作方法：不多做群运工作，不以组织形式从事工作，单线发展组织成员。如果工作上有问题，则由领导出面个别谈话，加以解决。不召开小组会议，避免横向联系，缩小目标，减少特务们的注意。国民党特务机构在总结这个案件时，是这样评价洪国式工作方法的：“从以往吾人破案经验统计，洪使用这一原则，确较新颖，颇值我方办案或侦查人员之参考。”

国民党特务机构为了破获洪国式地下情报小组，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冒着很大的风险，派出特务打入了洪国式的地下情报小组。最先打入进去的是国民党特务杨文亮。

洪国式小组成员赵德明，是空军一军区机械官，他与特务杨文亮是同学，但不知道杨文亮的特务身份。杨文亮伪装进步，骗取了赵德明的信任。赵德明遂将杨文亮介绍给了洪国式。洪国式没有对杨文亮做出更多的考察，轻信了这个国民党特务。洪国式于1950年2月2日与杨文亮取得了联系。见面后，洪国式向杨文亮安排了建立空军小组的任务。接着，国民党特务陈琦以杨文亮朋友的名义，接近洪国式情报小组，同样取得了洪国式的信任，并加入进了小组，洪国式交给他的任务是调查兵要地志。

1950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构破获洪国式情报小组后，将这个案件定为“匪谍洪国式组织关系刘全礼等叛乱案”。在这个案件中，有九人被判处死刑，他们是刘全礼、郭秉衡、张大礼、刘天民、江德兴、胡玉麟、王平、邹曙、华震。另外，还有钱汾等七人被判处六个月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根据1950年7月14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所呈《破获“共匪”中央政治局台湾地工组织负责人洪国式案报告书》所示，洪国式案重要成员10人，次要成员11人，一般关系成员47人被捕。交通员刘光典未被捕。透过这些人员关系网，可以进一步剖析洪国式在台湾的组织活动。洪国式案件具体人员关系网如表。

洪国式从被派遣至台湾工作到被捕，前后不过两月有余，他所利用的人际网络也多半是既有的社会关系，新发展的对象群体亦在既有的关系上建立起来，而这就与省工委有极大的差异。蔡孝乾毕竟是台湾本地人，在组织的建立上，对比洪国式来说相对容易。但这也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洪国式策反的这些国民党将领，部分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部分是抱持着投机的心态。人员的参差不齐，是洪国式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过于乐观也是一个原因。中共在台湾的组织活动，是多条线进行，彼此少有交集。但无论是洪国式、于非组织，还是蔡孝乾领导的省工委，大都保持着这样乐观的态度。“过分的乐观”是中共在台组织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一、大陆的有利形势，使大家认为‘占领台湾’已成定局。第二、以往的工作发展过于容易，如吴石之流的动摇分子几乎不费力就可拉拢过来。第三、社会人心的动荡，使工作活动减少了阻碍。”这些因素“使组织人员由乐观而大胆，由大胆而放任，一旦遭到打击，挽救已来不及”。相较于中共乐观的态度，此时国民党内部则弥漫着浓厚的失败主义。同时，洪国式在未确认对方立场时，急于向对方表明身份与所负任务，致使组织遭到循线破坏。

刘光典：潜伏台湾被诬陷“投敌”的中共特工

刘光典，1922年，在辽宁旅顺韭菜村的一户人家，因为家中贫困，他从小就很懂事，经常跟着父亲下田帮忙，种地、担水之类的农活，通通不在话下。15岁那年，刘光典的父亲意外去世，家中一下子没了顶梁柱，刘光典便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由于种地收入微薄，他决定外出打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药店当学徒的日子里，药店老板鼓励他读书，趁着空闲时间，刘光典自学了多门课程，并在哈尔滨铁道工学院进修，这让他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

刘光典

刘光典与妻子王素莲

刘光典

1948年7月7日在沈阳经洪国式的发展成为中共党员，为中共传递情报。参加中共后，刘光典协助洪国式在上海筹建“华石公司”，作为中共情报站。此外又在沈阳开设药房，以医药生意作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不仅如此，刘光典“擅长商业贸易”，他多次为中共提供革命资金，系洪国式重要的助手。

1949年10月25日，刘光典奉命前往台湾担任联络工作，曾将调查台湾西部沿海港口地志与国民党军换防情形，带往香港交付组织，并协助洪国式搜集情报。

1950年，随着蔡孝乾叛变，蔡孝乾是当时在台中共地下运动的领导人，掌握我军重要机密，为了活命，他供出大量组织成员，据统计，共有1800多名地下工作者因此丧命。蒋介石用特工对付特工，台湾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而洪国式和刘光典，成了头号通缉犯。

得知蔡孝乾被抓后，洪国式加快速度搜集情报，经过努力，他拿到空军部署信息，但也因此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杨文亮和陈琦是敌军特务，在洪国式外出期间，二人假冒地下工作者混进小组，暗中摸清组内成员，并把名单交给了国民党。此时的台湾无疑是龙潭虎穴，情报人员开展工作步履维艰，稍有不慎便会殒命，但为了传递这一重要情报，洪国式和刘光典决定铤而走险。

抓捕刘光典公告

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制作的刘光典躲避线路图

刘光典

刘光典

刘光典

王耀东（1907——1955），台湾台南人，1938年参加革命，最初在延安青训班受训，后进入延安抗日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日文工作训练队及总政治部工作。

王耀东唯一一张照片。虽然照片很模糊，却十分珍贵

1940年，由谢振华、邱勇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进入哈尔滨伪市府及东北日报社工作。1948年秋，奉时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陈龙之命，赴台湾从事秘密工作。王耀东先到大连，与大连情报处高藤卢联络。1949年春，在高藤卢的帮助下，由大连经香港潜入台湾。

1950年2月28日，洪国式地下情报小组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洪国式被捕后，没有供出战友刘光典的下落，为刘光典躲避追捕赢得了时间。后来，刘光典在中共台籍地下工作者王耀东的帮助下，躲入台南山中藏身长达近四年时间。刘光典与王耀东在敌人的追捕下，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精神，坚持斗争，互相鼓励和帮助，结下了生死之交。

组织上选派王耀东赴台，担任收集情报这项危险而重要的工作，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从政治品格和综合素质方面看，王耀东资格较老，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在严峻的斗争中，表现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他在延安经过青训班和抗大的学习和训练，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王耀东是台湾人，出生在台湾，熟知台湾的情况，还有众多的社会关系可资利用，有利于尽快开展工作。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王耀东成为中共最早被派入台湾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先行者之一。

中共情报部门交给王耀东潜入台湾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台湾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并要在三个月内回大陆，为解放军解放台湾提供参考。组织上为了保证王耀东能够顺利将情报带出台湾，作出了周密的安排。王耀东等同志进入台湾后，迅速开始进行工作，收集到大量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情报。

王耀东虽然收集到了很多情报，他还不满足，想要再尽可能多的收集一些情报。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进出台湾岛控制非常严格，进入一次台湾要费很多的周折。王耀东如果按计划在三个月后返回大陆，他不敢保证下一次会顺利进入台湾。因此，他没有按期返回大陆。这个时候，中央情报部门为了早日得到情报，当机立断，决定派刘光典前去台湾，取回王耀东收集到的情报。由此，刘光典与王耀东的工作就做出了这样的分工，王耀东负责收集情报，刘光典负责取回情报。                      

可以这样说，如果王耀东当时在三个月后，按照计划带着情报返回大陆，刘光典可能就不会去台湾，也就不会有后来躲入山中，被捕牺牲的事情发生。当然，这并不是说刘光典被捕牺牲的责任要由王耀东来承担。在那种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什么意外都会出现，谁也不会料到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王耀东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好同志，他所做出的一切，初衷都是好的。从他后来的一系列表现中可以看出来，王耀东对刘光典没有离开台湾非常内疚和自责。他决心用自己的全部，包括生命来保护刘光典。

1950年2月28日，刘光典与洪国式在台北见了最后一面，随即前去基隆取离境证，准备返回大陆。洪国式被捕后，敌人在全岛展开了大搜捕。由于刘光典人在基隆，逃过了一劫。刘光典是要犯，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立即下发了通缉令，封锁了车站、码头、机场等交通要道。3月1日，刘光典在基隆得到了洪国式被捕的消息，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于当晚9点左右返回台北，面见王耀东，告知洪国式被捕之事。王耀东与洪国式不是一个情报小组的，虽然洪国式的情报小组被敌人破获了，但暂时还没有危及到王耀东，这个时候王耀东还是相对安全的。因此，刘光典将随身携带的情报交给王耀东保存，并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3月2日，刘光典在群狼环伺的险境中，为了组织的安全，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向组织上发出了最后的报警：“俊弟患脑炎病故”。这句暗语是向组织进行警报：洪国式小组被敌人破获了。

刘光典做好善后工作后，按照王耀东的建议，从台北搭车到彰化，等待与王耀东会合。当天晚上七点钟，刘光典与王耀东在彰化车站月台上见面。然后，二人一起乘车南下。这时，刘光典身上有黄金一块二两半，台币二十元，还有十元港币，给了王耀东。

王耀东与刘光典在台南善化镇下车，这里有王耀东的熟人，他们在此借宿。晚上，刘光典在这里将他的身份证姓名改为“罗辅基”。第二天，王耀东与刘光典转移到台南一个银匠家里休息，这人是王耀东的亲戚。晚上住宿在华文印刷所的工人宿舍里，共住了五六天。为了安全起见，王耀东与刘光典离开善化，到了南投县番子田镇。王耀东的朋友赖正亮事先得到王耀东的通知，在番子田车站前来迎接。王耀东将刘光典安顿下来，便返回了台南。

王耀东担心在赖正亮家住得时间久了，容易引起怀疑，就安排赖正亮带领刘光典转移到山民李显玉家，并在途中去胡苍霖家，询问胡能不能帮忙找到走私船，把刘光典送出台湾。胡没有找到船，当晚刘光典就离开胡家，到了李显玉家。王耀东与胡苍霖是亲戚，知道他是国校教员，并知道胡苍霖在1950年就加入了台共。胡苍霖加入台共的介绍人，就是王耀东的弟弟王耀勋。王耀东在知道胡苍霖加入台共的情况下，仍然让胡苍霖帮助转移刘光典，在当时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有其他更好更安全的办法，王耀东是不会找胡苍霖帮忙的。因为按照组织上的规定，为了保证情报工作的安全，情报部门是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的。

刘光典在王耀东的精心安排下，暂时躲过了敌人的追捕，但是危险并没有消失。更大的困难和更严峻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们。

在这期间，刘光典几次催促王耀东返回香港，都被王耀东拒绝了。在这样严峻的时刻，王耀东怎么能够忍心抛下自己的战友呢？此时，虽然台湾进出封锁的很严密，但王耀东还没有暴露身份，他还是有时间和机会离开台湾的。生死关头，是对人性的最大考验。王耀东放弃了离开台湾的机会，选择与刘光典并肩战斗，同甘苦共患难，生死与共。人性的光辉，党性的崇高，在王耀东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诠释。刘光典在王耀东的细心呵护和精心安排下，顺利渡过了台湾岛内风云突变的危险阶段，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追捕，处境暂时相对安全下来。

到了3月底，岛内开展突击大检查，赖家不敢继续收留刘光典。面对突变的形势，为了保证刘光典的安全，王耀东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把刘光典安置到台南山中可靠的山民家中。  

这时，刘光典一面托村民帮助，寻找船只，争取逃离台湾。一面提醒王耀东，让他尽快返回香港，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可是，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形势较之前更加严峻，根本无法找到船只。所以，王耀东和刘光典都难以离开台湾了。

从1950年3月2日到1951年9月，在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王耀东又多次为刘光典变换藏身地点。此后，王耀东也来到了刘光典藏身的台南旗山山中，与刘光典一起度过了以后那段极为艰苦的岁月。王耀东上山，也是形势所迫。他的弟弟王耀勋是台共党员，因组织遭到破坏而被捕。王耀东感到处境危险，担心敌人会顺藤摸瓜找到他，而找到了他，就很有可能会威胁到刘光典的安全。在此情况下，为了防备可能出现的危险，王耀东毅然来到山中，与战友刘光典会合，一起踏上了“逃亡之路”。“逃亡之路”是危险之路，遍地荆棘，处处坎坷，充满了艰辛和风险。

敌人的追捕和山中的风雨交织在一起，王耀东与刘光典这两位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以坚韧的毅力，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坚持在山中与敌人周旋。国民党特务机构对王耀东和刘光典在山中的生活是这样描述的：“匿居山中，掘地为穴，以水果野菜充饥，过着长期类似原始人生活。”试想一下，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信念，王耀东与刘光典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台南旗山上有一处王耀东与刘光典曾经藏身的山洞，国民党特务在抓捕了王耀东和刘光典后，对这个山洞拍了照片，并有一段如下的文字说明：“此山洞洞口长50厘米，宽60厘米，洞内长1100厘米，高1700厘米”。没有见到介绍王耀东身高的资料，据刘光典的小儿子刘玉平老师介绍，他的父亲刘光典的身高约一米八左右。王耀东与刘光典两个成年男人，就是藏身在这样如此狭窄的山洞中，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的。 

1954年，一个台共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胡苍霖是这个组织成员之一，他被捕后向敌人供出了王耀东和刘光典的藏身之处。胡苍霖这个可耻的叛徒出卖了王耀东和刘光典，但并没有保住性命，他后来仍然被国民党当局判处了死刑

由于胡苍霖的告密，1954年2月13日，国民党当局纠集了大批军、警、·宪、特，进行大规模搜山。这时，义警池仁致（后被判刑十年）冒险上山，向王耀东和刘光典报警。终因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王耀东与刘光典还是没能摆脱敌人的搜捕，当天在台南与高雄交界处的沟坪被捕。1955年4月29日，王耀东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为祖国统一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48岁。

当时，台湾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王耀东完全可以像蔡孝乾（原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一样，叛变投敌，出卖同志，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他没有这样做，在刘光典身处异乡的险境之际，王耀东陪伴着刘光典一起走过了漫长难熬的日日夜夜，他们身上的这股凛然正气，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无不让人感慨万千。在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下，王耀东这个名字被尘封在历史深处，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