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性的突破（下）
第二次反“围剿”，侦听QRC得知敌军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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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只有1部半，无法进行完整的通联，王诤等人就首先用这1部半电台开展对敌侦察。可以说，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先于无线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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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寅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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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3日，“毛主席、朱总司令、朱云卿在三军团接见了我们。……根据首长指示，我们抓紧架台的各种准备工作。找到了充电机、蓄电池、干电池，就是找不到发报机，找不到天线。江西竹子很多，拉起一根单线就是天线，经过东拼西凑，1月6日就架起了收报机。这个日期是准确的。”
工作开始后，“一个是抄新闻，抄伪中央社的新闻，第二个就是抄QRC（电台自报所在位置——引者注），抄国民党部队电台的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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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部队，除公秉藩的电台是他自己配制的以外，其他都是交通兵团配属的电台，王诤、吴如生和这些电台的人很熟，一听就知道是张三、李四。他们一到宿营地都要出来联络，都要问QRC。对方也必然回答QRC，用通密答两个字，加上地点三个字。通密我们知道，一翻译出来，送到总部，领导同志看了那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个比什么都准确。”
“QRC它一般不用明码，而是用通密。这是电台与电台之间进行业务联系的密码，也叫台密。他们的参谋部门并不用这个东西。再进一步就是为破译他的密码而抄报了，那我就说不清楚了。以后抄新闻也分开了，侦察台也建立了，二局、三局也分开了。但开头就是一家，分得不那么清。所以，从这点上讲，我是[无线电侦察工作]这一行里面最早的报务员之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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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下旬，何应钦指挥20万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组织对江西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下诱敌深入，主力撤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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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国民党军分兵4路向龙岗——宁都、东固——潭头——沙溪、洛口、广昌方向攻击前进。面对强敌，红军“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决定围歼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2个师。
4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各部由瑞金、宁都、石城地区转进至苏区中部的龙岗、上固、回龙地区，继又西移集中隐蔽于富田附近的东固地区，“迫敌而居，待机歼敌”。红军总部命令无线电队不间断地侦听富田、吉安国民党军通报、通话内容，掌握其动态。
5月16日，红军在富田一举歼灭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1个旅大部，俘敌4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缴获100瓦电台1部。此役无线电侦察首建战功。王诤记叙了战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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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和判断敌军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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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1931年2月命令何应钦率领20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于离富田约40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即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20多天中，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5月15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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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束，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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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半个月内，红军乘胜由西向东横扫700里，在白沙打郭华宗的四十三师、在东韶打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在广昌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直捣闽西北山区建宁打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于5月底胜利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其间，无线电侦察提供了国民党军的准确位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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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彬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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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王诤起了不少作用。他向我提出来，他知道敌人电台的呼号，由此可知敌军各部的驻地。后来，他征得我的同意，把敌人的电报抄下来。这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我们把敌人‘围剿’部队与南昌行营的往来电报收下来了。那时，何应钦是总指挥，他发给前方几个师的电报我们都可以收到。由于王诤了解周围敌军电台的呼号，对公秉藩、郝梦龄等那些部队的电台都很熟悉，因此，我们利用电台，掌握了敌军到达的时间、地点、番号、分布与行动意图等。当消灭敌人后，我们又缴获了敌密码本，便可破译密码电报，这就知道了蒋介石和南昌行营的电令和前线敌军的来往电报内容。当时毛主席、朱总司令非常高兴，并给予奖励56F[26]。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们所以能打得那么好，是同收译敌人的电报有关的，如二次反‘围剿’中的头一仗，我们就是从敌人电报中获得公秉藩部的行动计划的，结果把公秉藩部消灭了，并缴获了一台大的电台。”57F[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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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反“围剿”，缴获密本掌握敌军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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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福建建宁建立无线电总队，队长王诤，政委伍云甫。总队之下组建了5个分队，还设有1部专门的侦察台，由伍云甫负责。自此，红军无线电侦察逐步与通信分离。侦察台以侦听敌台QRC、QRG（电台自报隶属部队）等谈话为主，由过去的在通信之余的兼职工作变为专门侦听。
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歼灭红军主力。7月1日，国民党军展开猛烈进攻；红军只有主力3万，作战相当艰苦。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一方面军采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的对策，7月下旬集中主力于兴国待机；8月4日晚突入敌后，6日、7日、11日由西向东分别在莲塘、良村、黄陂3战3捷，缴枪逾万；随后又调动国民党军，使其疲于奔命，在其退却时乘胜追击，再取得3战2胜的战果，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其间，无线电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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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二军军部电台的见习报务员曹丹辉带1部电台随红三军行动，他侦收到何应钦发给各路国民党军的密电；电报用缴获到的密码本——“壮密”译出后，方面军首长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部署，保障了作战的胜利，受到毛泽东总政委的赞扬和奖励。曹丹辉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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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我奉命带1部电台随红三军军部行动。1931年7月23日下午4时，我侦收了1份何应钦发给各路白军的万万火急电报——‘限十天扑灭共匪’的命令。电报用的密码是‘壮密’，共324个字，全部暴露了敌人对我‘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敌人各路兵力的部署。这份电报用缴获敌人的密码译出后，经过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政委蔡会文阅后，立即送到方面军总部。总部首长根据这一情报，决定在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形势下，选择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方向，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突击，连续打了三仗，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与龙冈之间的君埠和一方面军总部会合。为了防空，部队全都在山林中隐蔽起来。一会，总部参谋胡公侠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他边跑边喊：‘曹丹辉，快来呀！毛总政委找你。’我吓了一跳，毛总政委找我干么？我紧张地随胡参谋跑步前去。到了那里，我向毛总政委敬了个礼，没等我开口，胡参谋就抢先介绍说：‘这是曹丹辉……’不等他说完，毛总政委就过来拉住我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问我多大啦，读过几年书，现在工作怎么样……我心中的疑惧全消了，高兴而又有点羞涩地回答毛总政委的每一句问话。最后毛总政委说：‘你收到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接着，他又指示胡参谋：‘你告诉副官处，奖些钱给他买鸡蛋吃。’副官处发给了三块钱，买了鸡，买了肉，晚饭时大伙猛餐了一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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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丹辉是红军自己培养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这时已经上机见习，并独立执行任务。从曹丹辉对红三军电台工作的回忆中可以看出：第三次反“围剿”前后，红一方面军虽然有了专门的侦察台，其他电台仍是既承担通信联络，也进行侦察，侦听国民党军电台的QRC和QRG，这与曹祥仁在简短自述中谈到的红三军团电台工作的情形是一致的。其次，在此期间，国民党军，特别是非蒋嫡系部队，常使用明码进行无线电通信，对红军的侦察能力是忽视的；但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开始使用密码，若不是缴获了密本，红军尚无法还原电文内容。
敌报加密，红军无线电侦察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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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线电侦察工作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侦察台从无线电总队分出，划归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二科（谍报科）[29]。最早的报务员有无线电训练班一期的李力田等。
粉碎第三次“围剿”后，又经过4个月的攻势作战，赣南和闽西苏区完全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总面积已达5万多平方公里，28个县的地境，250余万人口，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块苏区。但此时，由于敌报加密，无线电侦察工作陷入困境。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发起宁都暴动，1万7千名官兵参加红军，其中有随部起义的无线电通信人员40多人，并带有8部电台。这一事件引起国民党军对保密的重视，各部无线电通信全面加密。时任无线电（总队）一分队队长的刘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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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国民党根本不知道红军有无线电，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些人还在那里做[无线电侦察]工作，所以[对]我们是毫无顾忌的。等到反三次‘围剿’，他们知道了，慢慢地就警惕了。他们警惕了，我们的办法也多了。到年底，特别是宁都起义又来了那么多队伍，国民党就更警惕了。”
“后来，侦察工作从通信部门分出去，单独成立技术侦察台，最早是伍云甫管，后来由曾希圣、曹祥仁等专门负责，成立了二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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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底，曾希圣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部谍报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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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湖南资兴人，1904年出生于书香世家；1922年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学校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学生运动；1926年进入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宣传队长、政治指导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刘珍年、唐生智部做兵运工作；1930年1月底到武汉，先后在湖北省军委和长江局军委机关工作；年底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任参谋部谍报科科长。
1931年4月24日，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不得不紧急疏散。12月，曾希圣从上海乘船经香港、转汕头、潮州，越过广东的国民党军封锁线进入闽西苏区。[31]
曾希圣来到苏区后经历的赣州战役给他的压力刻骨铭心。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按照临时中央“首取赣州，迫吉安”的决定，下达攻取赣州的训令。赣州3面环水，城高墙厚，有守军和地主武装共8000余人；北有国民党正规军5个师，南有粤军10多个团，可随时增援。毛泽东认为，赣州宜守不利攻，红军缺乏攻城装备，难以速决，必陷于南北增援国民党军的夹击中，故不赞成打赣州。但苏区中央局的多数人认为，以中央红军的6万兵力，足以在国民党增援部队赶到之前解决战斗，因此坚决主张夺取赣州。
2月中旬，红军强攻赣州。由于无法译出国民党军加密的电报，无线电侦察基本失效；而谍报侦察又不够及时，跟不上不断变化的战况；派出去的谍报员，要么被抓，要么只能获得某一部队的情况，而不能掌握守军的战役企图与部署。曾希圣为情报不能保障作战而不安。
战役打响后，陈诚派罗卓英带兵2万驰援赣州。3月2日，罗部4个团进入城内。由于红军总部未能掌握敌情变化，使攻城的红三军团受到里外夹击。最终虽由红五军团增援，用大刀杀开一条血路接应红三军团撤出战斗，但红军伤亡3000余人；第十一师、十九师、三十七师政委张赤男、王愚、欧阳健等10余名师团级干部牺牲；第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惨遭杀害。
冒险主义的错误固然是此役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敌情不明也是一个要素，突显红军无线电侦察的困境。突破国民党军电台的密码成为谍报科面临的首要难题。
曾希圣在焦急之中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他在山东烟台做兵运工作时，电报局的一名报务员曾对他说过，密码电报是可以猜译的。这给曾希圣很大启发。他想只要能攻开破译难关，就可以获得国民党军的情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总参谋长叶剑英，并转告朱德、周恩来，得到他们的肯定。[32]
此时，国民党军的密码研究工作开展不久。1929年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李济深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经常与各反蒋势力进行密电联络。国民党上海国际电台台长温毓庆利用欺骗手段搞到李济深所用的密码本，译出李济深反蒋活动的密电；之后，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蒋介石从此了解了密电情报的重要，令温毓庆筹建无线电侦察的常设机构。1930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机密电务技术股（简称电务股）成立，股长黄季弼，实际主持人温毓庆。这是国民党建立的第1个技术侦察机构，温毓庆被公认为国民党技术侦察的创始人。
在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蒋介石由于在通信加密和破译技术方面领先于冯玉祥、阎锡山，在作战和策略运用上占有先机。这是蒋介石能迅速平定中原的原因之一。[33]
1929年，江西、福建国民党军使用的通信密码分别有“斗密”、“枢密”，湖南国民党军则使用“晶密”和“协密”等。1931年，江西国民党军无线电通信改用“展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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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破“展密”，朱总司令对曹祥仁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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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要在既无经验，又无教员与教材的困局中猜译密码，取得零的突破，是一个勇敢而又艰难的尝试。
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曾希圣知难而上。他布置侦察台抄收国民党军的密电，按部别和时间登记编号，通过战况分析、判断其电报的大概内容；另一方面，则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了解国民党密码和译电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向中共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请教，以求弄清编码的规律；同时也十分注意收集缴获的密码本和电报底稿，以便从中找出破译的办法。[35]
1932年5月，方面军总部给谍报科增设了1部侦察电台，调来无线电二分队（红三军军部电台）的报务员胡立教和九分队（红三军团军团部电台）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当总部到红三军团为谍报科选调侦收员时，很少表扬下级的彭老总说：那个天才的小鬼，把他送去。[36]
曹祥仁来到谍报科时，侦察台工作几近停顿。抄下来的密码电报累积了几大筐，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行军时用扁担挑着，越积越多，却一筹莫展。这时，曹祥仁读了一本从上海传入苏区的有关破译密码的书，书名为“斗智”，是美国人写的。读了这本书，曹祥仁了解到破译密码的可行性，建立了突破的信心[37]。7月，曹祥仁在报务当班之余，开始进行破译研究。他与曾希圣一起苦苦思索，但无明显进展。
8月20日，红军攻占宜黄县城。战后，曾希圣赶到国民党军师部搜集遗弃的机要资料，虽未找到密码本，但却从缴获第九路军第二十七师一个军官的公文包中，发现1份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电报，其中有30来个字已译出，密名为“展密”。
这份部分译出的电报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此为基础，曾希圣与曹祥仁共同猜译余下的部份。曾希圣中文底子好，曹祥仁对码子和台情熟悉，2人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结合敌情，将不断侦收到的“展密”电报拿来对照，将相同的字填上去做据点，前后猜字连结。国民党军的电文内容繁杂，文体古怪。碰到疑难军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也凑过来一起参加猜字，研究电文格式和文法[38]。经过持续的努力，终于在10月将“展密”全本贯通。
曹祥仁在自述中只用了一句话叙述“展密”突破的经过，简明地点出几个关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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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五月间调总司令部侦察台工作，七月即开始研究敌人密码，十月即告成功。以后即作密码研究工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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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完整译出的“展密”电报是国民党军的1个作战命令。大家对猜译出的电文是否准确没有把握，因此在发往前方指挥部的情报上还注明“不知确否，仅供参考”。[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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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司令按情报部署兵力，取得战斗胜利后，非常激动，说：“真了不起，如虎添翼！”[41]曹祥仁回忆当时大家兴奋的心情和朱总司令高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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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密码破开后，前方根据这份情报打了个伏击仗，消灭了敌人2个营。密码破译成功了，总部领导非常高兴，侦察台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朱总司令摸着我的头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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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曹祥仁这2位当事人相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出于保密，他们都没有对这段首破密码的过程留下文字记述。唯有首破密码后不久加入这一行列，和曾、曹2人并肩战斗的破译能手邹毕兆，对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史的这一开创性事件做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梳理和清晰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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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侦察台外，第二次反‘围剿’以后成立的五个无线电通讯分队和以后成立的通讯分队，都兼做侦听蒋介石军队电台报告自己所在地点即QRC和报告自己隶属那个部队（QRG）的工作。蒋介石军队电台报（QRC）时所用台密、通密，当时我们叫心密，随着国民党的报务员参加红军工作，就已经不保密了。该密为简单的单数字代替法，……大概由于好记，所以把它叫心密。（钱江旁注：此外也用了加减密，如台、通各密就是加一个字。）国民党的报务员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打败仗，不少报务员参加了红军，而且有的参加了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蒋军电台还在用心密、台密、通密，岂不是形式而已。第三次反‘围剿’以后，国民党电台也用过一种比较难一点的密码表，也只是从00到99的两个数字一组的一百个组，每个组配上不同的两个数字码，算是密码。配码从00到99仍是一百个组，在配码时打乱不重复使用就行了。这种双码代替的密码，不便于心记了，所以需要编出一张对照表来，国民党那个部队在什么地方，基本上是清楚的，用这种对照表的密码互报地名，也就不难把它破译出来了，何况国民党电台常常把这种密码表和心密、甚至明码并用，两相对照，密码表就破译出来了。（钱江旁注：所有这些密都是电台的公事用密，秘密内容有限。）这些密码都只限于电台本身的事情通讯用。”
“从无线电侦察收听QRC开始，红军总司令部就得到蒋介石‘围剿’各部队的准确位置，对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和各次进攻战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侦察情报的角度来说，从无线电技术侦察情报效果来说，当然不以收听敌台自报位置为满足，就有些同志老想着如何能够破译出敌人的密码。曾希圣同志讲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结识了一个国民党电报局的报务员，该报务员说他能够猜译密码，这给管情报工作的曾希圣同志一个深刻的印象，时时想着要破密码，当着抓到一个破译密码的机会时，紧抓不放，终于成了红军破译密码的创始人。我当时在红三军无线电二分队当报务员，在侦听QRC同时也抄收国民党军队的密码电报，也假设字，但不得要领没有成果。曹祥仁同志自有他的雄心。我们在通讯台时都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并译报，因而对明码本[43]相当熟悉，这对破译密码、特别是对破译以明码电报本作底本的密码，大有作用。
具备了雄心壮志，因此，缴获了一份已翻译出了的展密电报，就特别为曾希圣、曹祥仁两同志所重视，抓住不放，终于把展密全部破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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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日晚，红军攻占宜黄城时，曾希圣同志尽快到宜黄收集资料。没有收集到高树勋的密码本，经过仔细翻阅，终于在一个军官的皮包中找到了一份翻译出来了的展密电报，已经在每组密码旁写出了相当电文的一个单字，电报短，只有三十来个字。这个展密，敌人并没有知道丢失了一份电报，所以国民党仍在使用展密发报。掌握这个情况后，这就得到了机会，于是曾希圣同志设法从缴获电报中已译出的少数单字为依据，设法把继续抄收到的展密电报破译出来，曹祥仁同志也十分积极的参加破译工作。由于已知道的字太少，也由于是新工作没有经验，破译曾花费了一段时间。由于曾希圣同志和曹祥仁同志他们两人的专心破译，结果破出的单字不断增多，终于把展密全部破译出来了。破译出展密的时间，密码登记表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在建宁，估计可能在十月。由缴获展密电报，到全部破译出展密，花去一个多月。这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掌握蒋介石密码电报的开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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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突破“展密”的时间，邹毕兆说：“破译展密的时间，密码登记表为1932年11月6日在建宁，估计可能在10月”。曹祥仁写于延安的自述中称：研究工作取得成功是在1932年10月。因此，首次密码破译成功的时间在1932年10月更为可信。
邹毕兆评价首破国民党军密电码“展密”时说：“由于破译出展密，发展到全部破译出蒋介石及各系军阀的密码。尔后，所有蒋介石和各系军阀的军队部署、调动、企图、临时变动，处境、装备、补给乃至口令、信号，以及敌人掌握红军情况的程度、来源，红军来往电报的可靠性，党的军委和总司令部都全部掌握了。由此可以说，宜黄战斗的最大胜利，在于缴获了一份敌人已经译出的展密电报。”[45]
福建建宁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旧址
1932年10月，曾希圣、曹祥仁在此首破国民党军通信密码“展密”
曾、曹破开对手的密码之后，国民党军每发1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自由传播，实际上等于让红军也得到1个副本。红军破译能力的建立，打通了一条源源不断地获取敌方核心情报的重要途径，成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震在2008年1月评价首破国民党军密码“展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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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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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二局，红军有了无线电技术侦察的专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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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破国民党军密码为红军的侦察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不久，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成立，曾希圣为首任局长。[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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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猜译“展密”的过程中，曾希圣、曹祥仁摸索到国民党军密码的编制规律和语言习惯，信心和勇气大增。他们乘胜前进，至年底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密码共17本，将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使用的通用密本全部破开。
1932年12月，总部又为二局增加1部电台，并从无线电二分队(红三军军部电台)调来优秀报务员邹毕兆。邹毕兆是年17岁，湖南新邵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青团，同年6月调红一方面军总部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任红三军军部电台报务员。邹毕兆技术优异，思维聪敏，一到二局，就在当班报务之余，参加了破译工作，很快成为行家里手。邹毕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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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破译出了蒋介石的密码电报，总司令部二科改为二局，并且增调报务人员去加强二局工作，我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江西黎川城调到二局的。这时破译蒋介石的密码，正在大力发展中，二局从事技术工作的同志都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破译出了蒋介石的密码电报，它本身就是个大动力，自然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我对破译工作也很有兴趣，也和曹祥仁同志一样，在当报务整班之余，参加了破译工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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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二局的侦察电台增至3部，技术人员已达10人左右，其中有曹祥仁（侦收、破译）、邹毕兆（侦收、破译）、胡立教（侦收）、王震（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名，侦收）、李力田（侦收）、李廉士（宁都暴动参加红军，侦收）、李作鹏（校译）、叶楚屏(校译)、卢伟良（校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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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1月开始侦听，到1932年10月攻克破译难关，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在1年多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特别是发展到破译阶段，显示了惊人的创造力。
红军开创无线电技术侦察事业的奇迹让外人难以置信。蒋介石认为红军的破译能力一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书中也写道，红军的破译工作是靠苏联人帮助训练破译人员而创建的[48]。实际上，苏联在破译技术上对中共一直守口如瓶。[49]
红军快速掌握新技术是被逼出来的。恶劣的环境、频繁的战事、大量的流血牺牲，迫使红军设法在技术上赶超对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先进技术的使用有超前的意识，在红军创立不久就抓紧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队伍的建设。在他们的领导和支持下，年轻的技术侦察战士凭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献身革命的精神，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自己摸索，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建是在总司令部领导下集体努力的一个过程。曾希圣创立二局和破译工作的贡献，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等赞扬，称他是“搞玻璃杯的”，“是创业的人”。曹祥仁也得到老一辈革命领袖的多次肯定，被称为“第一个把码子变成字”的人[50]。邹毕兆认为，在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创建过程中，王诤、刘寅等人是开头人，曾希圣、曹祥仁是密码破译的创始者、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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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听国民党电台自报驻在地名很重要。有了这一步，象缴获展密电报这件事，才能立即抓住，一举突破破译密码这道关。侦听蒋介石军队电台自报位置，成了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前奏。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诤同志、刘寅同志等是红军无线电侦察的开头人。”
“就破译蒋介石军队的密码电报来说：从构思、从抓紧来讲，曾希圣局长是创始者；就实际工作的重任来讲，曹祥仁同志是创造者。曾希圣局长、曹祥仁同志同是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创始人，无疑是正确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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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邹毕兆根据在近旁耳闻目睹的事实，经过反复思考、再三斟酌，对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创始阶段的演进过程，以及其中的突出贡献者各自发挥的不同作用，所做出的客观、公正、科学的全面评述。作为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技侦工作最早的亲历者，和最早的3个破译专家之一，邹毕兆的评论最具史学意义上的权威性。
[23]刘寅回忆，1984年4月。[ ]中为引者订正、补字。
[24]王诤：《殷切的期望难忘的教诲》，见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编：《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人民邮电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25]邹毕兆：《玻璃杯——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无线电侦察经过》手稿。
[26]据了解，当时的奖励就是买了1只鸡给王诤接风。
[27]冯文彬：《我军创立无线电通信的经历及其作用》，见《红军的耳目与神经》，第58页。
[28]曹丹辉：《无线电通信纪事》，见《红军的耳目与神经》，第100页。
[29]邹毕兆：《玻璃杯——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无线电侦察经过》手稿。
[30]刘寅：《关于红一方面军通信工作建立与发展的若干历史概况》、《在战斗中成长》，见《光辉历程》第一册，第140、116页。[ ]中为引者补字。
[31]《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32]《曾希圣传》，第52页。
[33]参见周玳：《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概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6页。
[34]《曾希圣传》，第52页。
[35]《曾希圣传》，第53页。
[36]杨文科访谈，2006年3月28日。
[37]曹祥仁口述回忆。
[38]《曾希圣传》，第53页。
[39]曹祥仁：《历史自传》。
[40]张本清：《伟大的起点——忆一桩难忘的故事》，1961年12月。
[41]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49页。
[42]曹祥仁口述回忆。熟知明码，借助缴获对手的密电或密本，加以研究，然后发现规律，成功破开对手密码，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破密码成功案例的大体过程。红军首破成功的过程与此类似。参见《密码与战争》，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9-13页。
[43]中国汉字多达6万个，由许多部首组成，结构复杂，字型繁多，拍电报不便直接用电码表示。由于常用汉字只有1万个，因此，采用4个阿拉伯数字代表1个汉字的方法，简称“四码电报”，即10的4次方（10000）。1873年，法国人S·A·Viguer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选了常用汉字6800多个，编成了第一部汉字电码本，名为《电报新书》。后由郑观应将其改编成为《中国电报新编》。这是中国最早的汉字电码本。
[44]邹毕兆：《玻璃杯——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无线电侦察经过》手稿。
[45]邹毕兆：《玻璃杯——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无线电侦察经过》手稿。
[46]有文献称中革军委二局初建时最早由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郭化若兼负领导责任，亦有称郭化若兼任局长（很短时间）。在红军无线电通信与侦察初创时期，郭化若直接参与领导组建红军的第1支无线电队、开办第1个无线电训练班及建立第1个无线电侦察台，在开展对敌侦察工作方面有重要贡献。1932年7月，郭化若因遭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并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调红军军事学校。
[47]邹毕兆：《玻璃杯——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无线电侦察经过》手稿。
[48][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2页。
[49]延安时期在军委二局工作的余湛回忆：“1939年，李德返回苏联，可能由于他的报告，苏联情报机关对我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发生了兴趣，于1942年派出他们的密码破译专家来到延安，同我交流技术和资料。我方诚实地满足了老大哥的要求。但出人意外的是，他们对我方的相应要求，却给了一个‘没有这个任务’的回答。二局同志自然感到失望，但也不愿强求于人。”（引自余湛：《核实苏联是否为我培养密码破译员史料》）
[50]江波回忆片断，2005年5月19日。
[51]邹毕兆：《玻璃杯——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无线电侦察经过》手稿。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通信兵的故事）：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 连载 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