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报 | 一生勉作布尔赛维克

功劳都是党和人民的

刘伯承的一生坦荡处事，谦虚为人。在战场上，他是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出生入死、威震敌胆、功高如山的“常胜将军”;在工作中，他又是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良师;在生活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严格宽厚、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长者。

图为1947年11月，刘伯承在高山铺战役前登上三角山视察。

他由一名见习排长衔至共和国元帅，但始终清醒而谦逊地认为自己是人民军队中的普通一兵，是一个“老兵”。无论是军容风纪整理，还是执行作战命令，他都像老兵带新兵一样，以身示范，身先士卒，做出表率。

任红军学校校长时，教员少，他就自己当教员;教材缺，他就当翻译和编写:教具差，他就是制作教具的工匠。学员训练时，他不顾自己多次负伤的身体，和学员一起摸爬滚打，一起行军演习，一起露宿山野。在红军万里长征中，他无论是殿后护卫还是开路先锋，常常同战士睡在一起，用两扇门板一拼就当床。部队行军，他和战士一样脚穿草鞋，头戴大斗笠，衣服上的补丁一个叠一个。

他还虚心跟人请教。他有两句名言:一是“要向牛学习”，牛有两只角，对敌人敢斗，然而对人民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二是“竹竿虚心为我师”，竹子的“心”总是虚的，应该学习竹子这种“虚心”精神。他不但自己力行之，也经常教育部下如此谦恭为人。

他曾批评一些干部说:“我们有的干部认为这个胜仗是他打的，那个胜仗是我打的;这个地区是我开辟的，那个地区是他开辟的。实际上，群众不参军，你哪来的军队?农民不给送粮食，你哪来的饭吃?工人不做衣服、造枪炮，你不穿衣服、没有枪炮怎么打胜仗?”

1942年，适逢刘伯承50岁生日。师政治部决定为他做寿，号召全师指战员向他学习，鼓舞全师士气。他坚决不同意，故意隐瞒生日日期12月4日，不让人知道。后来，师政治部还是坚持，选了12月16日为他过寿。无奈，刘伯承只好尊重组织意见。

在祝寿会上，刘伯承在答词中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赛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他在50周岁“自铭”中最后一句话写上:“勉作布尔赛维克”。

1947年，冀南前线部队隆重举行第一届人民功臣大会，冀南行署代表各界人士为表示感谢，给刘伯承赠送一块刻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刘伯承不好谢绝，只是十分认真地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怎么会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这一切的功劳都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人民给吃给穿给人，军队就不能打仗。”在场人员听了他的话，很受教育。

艰苦奋斗这个法宝丢不得

刘伯承189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的艰辛遭遇，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习惯。此后，他虽然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却始终不忘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总是以普通人自居，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刘伯承右眼在护国战争时负伤失明了，长期以来只能靠左眼学习、工作。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军情紧急，他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1941年，刘伯承突然感觉自己左眼看不清东西了。经过诊断，发现是他劳累过度、眼睛上火所致。军医告诉刘伯承，要好好休息，多喝点白糖水，败败火就能恢复。但根据地此时正遭受日伪的严密封锁，白糖恰是紧缺物资。刘伯承得知白糖要5元钱(指当时的冀南币)一两后，坚决地说:“吃不起，吃不起，白糖水不是我们能喝的。”“败败火，白开水也可以，我多喝点白开水就行了。”最后，刘伯承没让警卫员去买白糖，只多喝了些白开水。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依旧保持着克勤克俭的作风。他在北京的住处，是一套老式的四合院。客厅里的陈设十分简朴，只有一套旧沙发、几把椅子、两张茶桌以及一张靠窗的小书桌。旧沙发上覆盖着的蓝色沙发套已经被洗得泛白，上面还有几块明显的大补丁。

1950年11月，刘伯承受命到南京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们一家8口人就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座二层小楼里，显得格外拥挤。军事学院的营房部门看到这种情况，几次提出要帮刘伯承加盖几间房子，但都被他拒绝了:“房子能遮风挡雨就可以了，不必翻修。眼下国家还很困难，朝鲜又在打仗，钱要用在刀刃上，办军事学院，还是我找陈老总借的钱，可不能随便开销!”有一天，营房部门趁刘伯承到北京开会，在小楼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刘伯承回到南京后，看到新房子，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严肃地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刘伯承一家坚决不愿意搬到新房子里居住，而是将其分配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刘伯承艰苦朴素的本色还体现在他一贯简朴的穿着上。来到南京后，他一直穿着一套半旧的军服。当时出于保障领导人安全的需要，一般要求军队干部上街穿便服。于是，警卫员张福旺提出给刘伯承做一套便服，并说道:“您身材那么魁梧，穿军装目标太大，一上街，大家都认出您来了，给我们的警卫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刘伯承知道是部队的规定，只得答应了。正当张福旺高兴地琢磨选用什么布料做衣服时，刘伯承告诉他:“我看，做一套蓝卡其的就蛮好了，又便宜，又结实。”张福旺很不情愿地说:“人家下面的干部都是做毛料，动员您大半天，就买块卡其布……”刘伯承打断张福旺的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鬼，我们要做的事情多着哩!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比住。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按照有关规定，车管部门可以为刘伯承提供一台新式轿车，以方便他的出行。但一贯节俭的刘伯承觉得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还是选择乘坐旧轿车出行。

严肃家规不许家人享特权

刘伯承十分厌恶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子女和亲属捞取好处的行为。他常告诫子女，“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

1939年，刘伯承的长子出生在太行山抗日前线，他给儿子取名“刘太行”。1946年，刘太行到了入学的年龄。一天，刘伯承问别的同志:“听说你的小孩在地方念小学，那个学校怎么样?”那位同志说:“那个学校设备很差。学生多得很，师资也一般，部队的孩子和当地老乡的孩子合不来。咱们是不是可以办个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却认为这样会让干部的孩子们脱离群众，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利于军民关系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不久，刘伯承将刘太行送到了20公里外的普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条件简陋，上课用的桌椅都是土石砌成的。刘太行和老乡的孩子们朝夕相处，一起上课，吃的是杂粮，穿的是粗布衣服。直到刘太行离开这所学校时，那里的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知道他竟是大名鼎鼎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儿子。

大西南解放后，在一次省军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刘伯承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我们现在进城了，广大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防止发生李自成的悲剧，最后落个前功尽弃，毁革命成果于一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教育好后代。我们的孩子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进城后切记不要对他们过分溺爱，如果在舒适的环境中变成纨绔子弟，将来就不能接好父辈的班，我们的事业也就会受到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和孩子们去中山陵游览。当来到中山陵时，一家人看到的却是当天陵园不对外开放的通知。这时，陵园负责人认出了刘伯承，热情邀请他们进去参观。但刘伯承却说:“我这个市长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应按规定办事，改日再来吧。”说完，他便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见孩子们闷闷不乐，他便说:“我虽然是一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还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形成资产阶级意识。

1964年，刘伯承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他对女儿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刘伯承从不让子女动用自己的电话办事。在他的电话间里贴着一张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用的，你们私事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子女们想动用一下刘伯承的电话办私事都不允许，更别想动用他的汽车了。

图为刘伯承北京家中使用过的电话机及字条。

刘伯承在儿女们结婚之前就立下规矩:结了婚的子女一律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只有节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方米的套间。

在刘伯承的教育下，6个子女先后成才，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默默奉献着。

1982年，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刘伯承主动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2年8月，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专门发出《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高度评价刘伯承:“您勤奋学习，严守纪律，从不居功自傲。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人民群众和士兵同呼吸，共命运。您的高尚品德，在党内外深孚众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永远铭记您的功绩，您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