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大使”王幼平 | 起义前后二十六路军里的一个中共士兵支部

1931年初，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十万大军举行的第一次围攻之后，蒋介石紧接着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围攻。孙连仲部第二十六路军是参加两次围攻的白军部队之一，这个久经军阀混战喘息方定的部队，于1931年春节后自鲁西南驻地被调至江西。

我那时是董振堂旅（七十三旅）学兵连的新兵，当部队自南昌向崇仁，宜黄一线开进时，我因帮厨烫了双脚，连日掉队，在行军途中结识该旅少校参谋李青云（1933年任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军长时病逝）。在闲谈中，我曾说到自己的弃学当兵是由于1927年秋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时因闹学潮被开除所致，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而后不久，即由李青云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5月，孙连仲部挺进至安乐东南地区。是月中旬。由于高树勋师在藤田以东失利，又龟缩于宜黄一带。七十三旅，在崇二都一带度过了凄苦的梅雨季节。在这里，李青云曾与我取得多次联系，规划以后党的工作的方向。他指示我尽快在学兵连开展秘密建党工作，积极发展党员，但初期不形成组织，个体活动，单线领导，将来成立士兵支部；商定一般的不做宣传，着重人缘、交朋友。他强调学兵连工作的重要性，因学兵毕业后，都将是下级军官，他自己也打算活动一个能接近学兵连的职务，规定我向他直接联系，而他对我将来发展的党员不发生隔层关系。

我似乎记得他说二十六路军的党员早已与党中央断了联系，而是在最近，即五月前后才接上关系的，中央文件是在一个暖水壶的夹层中带回来的。七月，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攻开始，二十六路军向宁都进军，不久即进驻宁都。当时士兵们深受“四怕”的威胁（疾病流行，缺衣少药，怕生病，怕受红军袭击，北方人不服水土，也走不惯泥泞路，怕天天吃大米，怕雨天行军打仗或执勤）。部队士气极为低落，学兵连士兵都是小知识分子，更加苦闷，因而开展工作的条件是好的。

红军标语

从7月到11月，我先后发展了七个党员。部队进驻宁都后，李青云由兼任学兵连教官调任学兵连连长，于是学兵连就形成了一个有九个党员的中共。他们的名字是李青云、王继坦（王幼平）、赵鸿志（河北沧州人）、杨艺林（山东青城人）、谭时清（山东潍县人）、刘静生（冀中人）、霍万钟（河北高阳人），另有两个同志，一位姓陈（济南人）。一姓李（冀中人），名字忘记了。李、王两人负责领导，这个支部是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士兵支部。

学兵连的党员占全路军地下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据我所知，七十三旅军官里面的共产党员，除李青云外，尚有刘振亚、郭如岳两个人，他们都是旅部参谋，也都兼学兵连教官，我们在起义后不久即分手，从未重逢，后听说都曾任红军师长，情况不详。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宁都起义是1931年12月14日黄昏发动的，在起义前大约五六天的一个晚上，我们连部有客人，李青云连长叫我放哨，后来连长叫我进屋向客人介绍。我在暗淡摇曳的灯光下认出是总部赵博生参谋长（听说在宁都大战前，赵博生任特种兵旅旅长，当时李青云当他的参谋长），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送走客人后连长紧张地问我：“我们有没有把握把学兵连拖到红军里去？”他随即说，决定在最近几天要把学兵连拖走，要我立即行动，进行布置。

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我们商定的计划是：责成每个共产党员至少能团结和带动学兵三个人，要在连上进行鼓励，说二十六路军永远吃不开，说二十六路军的兵早晚都要喂了江西的狗，骂国民党军官腐败、蒋介石是卖国贼，说红军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作战勇敢等等。他要我了解情况待两天以后再做研究定夺。我赶紧分别找同志“咬耳朵”，大家都认为只要团结起30个人，带动一个连有把握。

一天，赵鸿志设法试探，在厨房里借故发作，最后大发牢骚说：“老子当红军去！”十几个战士围着行军锅正喝水，听到之后，纷纷响应：“你前边走我后面跟。”“谁不去是王八蛋。”这个小小的例子，反映了当时二十六路军广大士兵群众的情绪。

起义前两天，郭如岳到我连部同着李青云连长叫我按照他带来的稿子抄写一封信，这是写给红军方面的信。信是给谁的及其内容现已不复记忆，他们解释要我抄写的原因，是为了这封信万一落入敌手时使敌人难以查对笔迹。就在这一天，连长以带我外出测绘为名，和我一同到了宁都南郊，我报告了活动情形及分析了各方面情况。连长决定自翌日（即起义前一天）晨起，开始准备以伪装野外演习，择机将部队拖走。他向我展示了预先画好的路线图，上有二十六路军宁郊警戒线。他说以野外演习越过警戒线后向东南插，经赖坊（？）奔固村，第一集合点赖坊（？），第二集合点固村。

左起：王幼平与宁都起义老战友李雪三、黄镇

13日晨，连长宣布要连续举行几天全连野外演习，他命令全连官兵立即全副武装，兵不离棚（班），枪不离手，随时准备紧急集合。当下全连装束停当，集合在班里静待了一天，晚上又传令不准解包袱毯子，抱着枪睡觉。14日白天又是照样待命，不见动静。党员们已经沉不住气，都来找我，我就去找李青云。李这两天已显得很憔悴，不是靠坐在连部门口，就是在院子里跺来跺去，见我向他表示着急，不是只说一句“沉住气”，就是光摇头、不答腔。这种莫名其妙的情形使我们心里七上八下，气氛死寂得令人可怕。

赵博生宣布起义的“宴会厅”

黄昏，紧急命令下达了，学兵连跑步警戒东门和北街南口，另派一支巡逻队。连长在紧张忙碌中兴奋地告诉我是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天正在下着蒙蒙细雨，四下里传来稀疏的枪声，连部押进不少呢帽革履的国民党小官僚。

在暮色苍茫中尚能模糊辨认旅部处新贴出来的大字标语：“打倒截断我军北归道路的蒋介石！”“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到红军中去！”

我连的勤务很重，全连官兵忙活了一夜，15日佛晓6点钟，我连就按连旅部的命令到了集合场，听说旅长董振堂通宵达旦地用打电话、写信、派人等方式向他的同学、同乡、朋友、部下及一些不太熟悉的人们作着殷切的号召：“你们还不相信我董振堂吗？我只能带大家走向光明，不会带大家跳火坑，即便前面有火坑，我先跳，来吧！到城外东南角高塔下集合！”

宁都起义领导人

宁都起义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国民党营垒发生了破裂的重大事例，同时这一大规模起义的成功也显示了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的卓越领导。

第二十六路军起义之后，编为红五军团，辖十三、十四、十五军。季振同任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部队分散在九堡、龙岗、秋溪一带整军。

我七十三旅编为十三军驻龙岗，我们这个党支部在一个晚上，由李青云主持开了支部大会，这是唯一的一次支部大会。在这次会上，李青云简略地讲了起义的经过，还提到赵博生不掌握兵权，董振堂只能带动七十三旅旅直和一个团，如果不是七十四旅（注：季振同旅）参加，不可能有这样规模的宁都起义。

会议上通过了董振堂入党，宣布了支部解散，由于这次会带有十三军政治机关接收我们的组织关系的性质，所以刚到任的军政治委员邝××参加了我们的会并讲了话（邝在任不久即换为何长工）。我对这次会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开会，是按《建国方略》里的方法，发言者先称主席，主席回称××同志后发言，以后想起来觉得有点儿滑稽。

我被派任十三军三十七师特务连连长（先去当了一个星期排长）。连里不少陕甘老兵，我是个一年多的新兵，感到压力很大，十分发愁，不知怎么被董军长“猜着”了。一天下午，军长来到我连，叫值星排长带队，留下我“单人教练”，给我讲了两个钟头“如何当连长”。村头上正开着纪念“二·七”九周年大会，何长工政委讲演的高嗓音有时隐约地吹进连部。学兵连的党员们自龙岗分散后，我除与谭时清曾在瑞金新编师一起工作过两个月，在行军路上见过一次杨艺林、刘静生外，其他同志均未相逢。谭曾任红十军方志敏部卫生部长，现在江西省军区后勤部工作。

1971年3月，周总理、叶剑英（左一）访问越南时与王幼平（右二）合影

1932年2月中下旬，红五军团进行混编。我连编为十四军四十师（师长边章五，政委李翔吾）第二团（一一九团）第二连。这年春天，我久病缠绵，主要是患疟疾，因与赵博生有在宁都灯下相见之缘，赣州战役前夕，我曾在会昌地区到军部找他借钱。他连声说：““有！有！先吃饭吧！”饭后，他说：“我过去月薪240元，每月党费80元，其余被家属、朋友、同事、同志、领导零打碎敲，经常是囊空如洗。”说着，他从枕头下摸出刚发的两块零用钱给我，真使我却之不恭，受之不安。

几天后，赵的警卫员给我送来一只白犬，并传话：“军长说，吃狗肉治疟疾很有效，让你试试。”在开赴赣州的路上，我连行军里多了一只狗。赣州撤围后，东征回师南进，在经过瑞金时，我被通知去团政治委员训练班学习，从此离别了十四军。

（注：本文是作者50年代的旧作，1982年发表于《回忆宁都起义》时作者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并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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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回忆宁都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作者 | 王幼平?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