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数千年前，诸夏与诸夷在冲突、融合中，渐渐迸发出一种文明，全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的诞生地曰中国，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后来的幅员辽阔，古中国日后被称作中原，中原的核心就是河南。知河南，即知中国。
华夏族既绚烂多姿，也苦难深重，河南是这两极状态的典型代表。每逢时事板荡，群雄逐鹿中原，这里便屡遭人祸；黄河泛滥、土地干涸，河南也从不缺少天灾的戕害，2021盛夏的特大暴雨为灾难史又添上沉痛的一笔。
天不帮忙的时候，人更需要努力。特大灾害是对社会管理能力的严峻考验，更是各级干部的试金石，真与伪、优与劣、能与庸都逃不过现实的照射，纤毫毕现。
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始终在克难中走来，今日更不可能被任何天灾羁绊，过去的经验也未必适用当今，但总有一些精神永不过时，于困境中总会给我们一丝温暖、一线光亮。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对于河南父老恐怕也已陌生，这是现实的无奈与悲哀。一个甲子前，中州古地遭遇的那场灾荒，因他而扭转。前后17年的主官，他给河南留下至今仍在享用的遗产。读到本文的你，请跟随我的笔触，穿越回并不遥远的过去，拭去历史风尘，让盖棺未定论的名字重新与日月相见：刘建勋。
1961年6月15日，凌晨，北京饭店。
刚刚服过安眠药的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被电话声叫起，听筒那边的声音来自菊香书屋，昼伏夜出的哲学王要召见他。
“主席、中央派我去河南。你先跟我直接去郑州吧！”从中南海回来，刘建勋告诉随行的保健医生。
随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设计师正式与刘建勋谈话：“建勋啊，你命苦，19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
刘建勋，原名刘树功，河北沧县人，14岁考入直隶第二中学，未满18周岁，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逃避到北京，改名刘建勋。
抗战爆发前，曾在天津、泊头等地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始终担任军队政治工作。
1957年，广西因工作失误酿成“平乐事件”，干群发生武力冲突，中央派刘建勋出任刚刚建立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刘建勋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迅速化解了危机，并与时任自治区主席的韦国清配合默契，南疆面貌蒸蒸日上。
这次，毛泽东亲自点将刘建勋，是看中他一贯的工作能力，他将再次充当“救火队长”。那时的河南正处于火山口，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
从1959年下半年，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开始关注河南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直到1960年10月26日，“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彼时，信阳爆发大饥荒，而情况却迟迟反映不到中央，因为有人作梗：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与湖北、安徽接壤。信阳地区境内的大别山区是“红色根据地”，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就在这片土地上创建了共产党早期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李先念游击纵队。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随后逐鹿中原大显神威，都得益于大别山人的支持。
本是中原“小江南”的信阳，因吴芝圃的头脑过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严重，敢于直言的干部，被吴芝圃按异己分子处理。全省三万两千多名党员干部受到批判，一万六千多人被打成“严重右倾”，对群众的维权诉求，吴芝圃以阶级敌人搞破坏为由，进行打击报复。一时间，中原大地，万马齐喑。
1960年春，河南灾情逐步暴露。卫生部和内务部分别向国务院汇报了河南的问题，习仲勋副总理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向中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
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写出报告，上报中央。中央派中监委、中组部和公安部的领导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再次到信阳地区调查。6月至7月间，李先念专程到信阳地区调查灾情。在光山县，他发现社员的口粮、喂牲口的饲料粮都被强行收购去了，只好靠捋树叶、扒榆树皮充饥，县里干部却搞浮夸，仍然宣称亩产万斤。
李先念表示：干部如此严重的不正之风和由此引起饿死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到了郑州，李先念听取吴芝圃汇报，吴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的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
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进行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同年11月下旬，刚刚复建的中南局在郑州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场没有选在中南局机关驻地广州，而是设在郑州，就是要对河南“共产风”全面纠偏，身为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刘建勋参加会议。
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言，情绪十分激动，中途几度哽咽。“我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西路军那么惨烈，我没有掉泪；中原突围，有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我没有掉了；可是看见那么多群众饿死，我流泪了！”
身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并没有在会议上作检讨，而是让分管农业的书记发言，检查省委的“左”倾错误。
会后，吴芝圃抢先下手，在河南的盖子被彻底揭开前，他率先对中央进行对抗措施，这也成为刘建勋主政中原的前奏。
1965年春，刘建勋（右二）与陶铸（右三）、王任重（右四）、吴芝圃（左一）等，在广州开会间隙散步
中南局会议结束，吴芝圃便派心腹、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兼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戴苏理上任后，以信阳地委的名义向省委、中南局和中央写了
《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
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
明明是领导头脑发热造成的灾难，被说成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委对全地区的广大干部大施惩戒，20个县的第一书记，逮捕8人，撤换查办、管教反省7人，停职反省4人。全地区被开除出党和锒铛入狱的干部高达一千多人。
面对省委的高压，一些基层干部只得选择以死抗争。唐河县县委书记毕可旦夫妇，带领4个孩子排队投井。信阳地区的某村有 23名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血书，请求赶快救救他们和群众。血书到了戴苏理手中，被他扣压，还要严肃查处“肇事者”。
1961年1月19日，毛泽东派身边的秘书、翻译和警卫在内的13名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了解情况。他们到郑州后，吴芝圃却突然通知他们，省委决定让他们改去许昌。
1月25日至2月12日，陶铸、王任重在郑州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揭露省委所犯的“左”倾错误。陶铸大声疾呼：“我不怕方向、道路错误。我怕水肿、饿死人！”2月3日，中央调整了部分河南省委、省政府人员，但由于第一书记没动，收效不大，毛泽东决定必须挪开吴芝圃。
1961年7月22日，党中央正式任命刘建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继续兼任省长。1962年4月，吴芝圃在河南的所有职务都遭解除，回中南局干起了闲差。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刘建勋再一次临危受命，他深感这次的担子过重。
刘建勋到河南后，案头放着三本书，时时翻阅。第一本是一部线装古书，里面是关于古代灾年的描述，第二本书则是1962年被定为反党大毒草的小说《刘志丹》，第三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应修人、潘漠华选集》，潘漠华是刘建勋的入党介绍人。
这三本书给了刘建勋莫大的灵感，他在河南创建的三宗政绩，直接受到这三本书的启发，其长尾效应延续至今：借地度荒、修建红旗渠、树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刘建勋刚到郑州，夜里经常难以入睡，他从招待所溜达出来，在公园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独自哼着京剧抒发郁闷：
当时河南工作的燃眉之急是解决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刘建勋到任是在上午，下午就主持召开了省委书记处的碰头会。
会议中间，有人提出：“现在夏粮快收割完了，而征购数目还未定下来，怎么办？”刘建勋说：“今年夏季小麦比去年好，但还是经济困难时期，还能多征购么？我的意见，各地报来的粮食部门的调查总产量，一律减少10%。平收地区还可以再留些余地，如15%；极少数的受灾区今年可以免除征购。历代王朝的明君还知道农业受灾免收农业税，我们共产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如果完不成中央的任务，我负全部责任并向中央说明情况。”
此前，吴芝圃严令灾民出外逃荒，刘建勋上任后立即废除这一不人性的规定，要求全省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统统给予放行。林县县委原书记杨贵曾对刘建勋的儿子说：“就是这一条，你爸爸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苍生啊！”
1962年5月16日，河南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刘建勋做了报告：“我是去年六月到河南来的，到现在是11个月，这11个月都是研究粮食问题，都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的同志会说，我们应该研究政治问题，终日研究吃饭不太庸俗吗？其实非也，吃饭问题解决不了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万般皆下品，惟有吃饭高。”
就在此报告中，刘建勋坚决申明了河南省委借地渡荒的决定。所谓“借地”，就是把集体的耕地“借给”农民三五分，借期为5年，让农民自己耕种，加上小片荒地、自留地，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亩左右，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完全由农民支配，让农民吃饱。
“借地渡荒”的救急措施在河南全省普遍实行开来，加上其他措施的配套组合，譬如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恢复了农村自由市场，允许开小片荒地，河南农村渐渐恢复了生机。1964年，全省国民经济全面好转。
中州大地曾流行一句民谣：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位是造福一方的县委书记：焦裕禄、杨贵、郑永和。他们都与刘建勋有着不解之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56个重点项目有7个落户洛阳，时任共青团郑州市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奉命调入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第一金属加工车间主任，时任厂长是纪登奎。
刘建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视察，发现焦裕禄管理车间很有特色，这个名字刻在了刘建勋脑海中。
灾荒过后，各地领导力量元气大伤，刘建勋决定从省市机关和工矿企业抽调优秀干部到贫困县，他想起了焦裕禄。
1962年12月，焦裕禄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当时的兰考面临内涝、盐碱、风沙三害，群众生活困难，干部缺失信心，人口大量外流。焦裕禄上任伊始，正告全县父老：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解决这个问题！
仅仅4个月，兰考治“三害”已经有了规模，河南省委决定，正式任命焦裕禄为县委第一书记。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14个月，沙地上载起了紫穗槐，盐碱地挖了排碱沟，泡桐树列列成行，“三害”治理初见成效，焦裕禄却病倒了。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在郑州病逝，年仅42岁。
同年8月29日，兰考县委向省委递交了8000字的《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引起刘建勋高度重视，责令省委印发《关于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
焦裕禄的事迹引起媒体注意，《人民日报》刊发专题报道：《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刘建勋指示《河南日报》全文转发并配写社论。随即，《河南日报》开设“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专栏，每周一期，共计14期，“焦裕禄精神”席卷神州。
一个榜样的树立也非一帆风顺，对焦裕禄的学习，同样有杂音，关键时刻又是刘建勋敲响了定音鼓，没让忠良流血又流泪。
正是刘建勋的坚定支持，焦裕禄事迹才得以继续传播，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同志事迹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时隔半个世纪，人民领袖再次重提焦裕禄，是浩然正气的回归，刘建勋的心血没有白费。
刘建勋（中）在平顶山煤矿下矿检查工作
正在狂降的这场大雨，让世界的目光注视河南，在1975年的夏秋之交，河南同样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那次抗灾领导人还是刘建勋。
1975年8月4日，该年度中国内地第3号台风在福建晋江登陆。台风没有像通常那样在陆地上迅速消失，却以罕见的强力，越鄱阳，穿洞庭，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
强烈低气压和南下的冷空气形成对峙，热低压从海洋携带的大量水汽，遭遇强冷空气，受到桐柏山、伏牛山组成的“喇叭口”地形的抬升，罕见的大暴雨形成。
气象统计数字显示，1975年8月5、6、7三日的降水量超过中国大陆以往的正式记录，最大的暴雨中心为河南泌阳林庄，林庄那三天的降水量为当地正常年份两年的降水量。这场水灾形成了一个水利专业名词：75·8型降水。
刘建勋对中央派慰问团说：“省委没有更多要求，只求中央批准加快排水，抢救困在水中的灾民早日脱险。”
天灾最终被人力战胜，这是刘建勋留在河南最后的政绩。
文革中，老干部纷纷倒台、靠边站，刘建勋却罕见的屹立不倒，这份当时的幸运，也成了他晚年的苦果。
刘建勋在文革之初，已经调离河南，出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离开河南前，他写了一篇大字报，正是这篇文字让他走上了命运歧途。
作为河南省最高学府的郑州大学，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之一。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14人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接着，政治系也贴出了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
校党委连夜开会，决定反击，把学校174名学生打成现行反革命，带头贴出大字报的王相海跳楼自杀，以死抗争。郑大学生组成进京请愿团，向毛主席汇报郑州大学文革情况，并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正在北京开会的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
1966年8月18日，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省委领导来到郑大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刘建勋宣读了与领袖同题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而且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
刘建勋的大字报使倍受压制的郑大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然而，随着河南省军区的介入，风向又发生逆转。
1967年1月，刘建勋已经赴京工作，来河南串联的清华大学学生唐某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发出《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
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的班子却纹丝未动……省军区公开支持唐某，并把是否打倒刘建勋，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
围绕《27个为什么》，郑州造反派出现了分歧。郑大“联委”等认为《27个为什么》是大毒草，唐某是“清华井冈山”的冒牌货，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却和军区保持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双方到北京汇报。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②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文敏生、赵文甫;③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就这样，刘建勋二度入豫，成为首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
时针拨到1978，共和国的日历翻入新一章，65岁的刘建勋也到了告老还乡的年纪，可他这句号画不圆满了。
刘建勋卸去官职，心情变得沉重，这不是光荣退休，而是带病免职。错误？“我到底有什么错误”？这是刘建勋至死未解的疑问。
职务遭到褫夺前，刘建勋已经病倒，查出身患白血病，中央批准刘建勋的老秘书和警卫员在北京负责照料他们夫妻的生活起居。不久，河南省委便把二人被撤了回去，很快被分别调离省委办公厅和转业离开部队。刘建勋夫妻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老保姆，子女都在郑州工作，只能靠孩子们轮流请假，采购生活用品，运到北京。
1981年，刘建勋的夫人陈舜英心脏病再次发作。因为夫妻俩的户口、工资关系都留在河南，在北京看不了病。陈舜英对此只是自嘲地说：“我一辈子听党的话，从来不计较什么职务、待遇。真没想到，今天这个职务、待遇会（对我）这么重要！”
陈舜英生在福州一个名门望族，与林徽因家族沾亲。大学毕业后，陈舜英本可留在北平大学任教，或赴美留学，但民族危亡之际，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12·9运动”期间，陈舜英和妹妹陈舜瑶同为骨干，并都在抗战烽烟中，走入革命队伍。陈舜瑶的丈夫，就是宋平。
如此资历、如此背景，治病却成了陈舜英的难题。在北京医院进行紧救，她只能在急诊室的过道上，临时加床“排队”。后来，费尽周折才挤进一个十几位男、女病号混杂的大房间。
身患癌症的刘建勋，一步一步地挪动到了妻子的病床前，自己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两位老人此时只剩下双手紧攥、四目对视的气力了，惟有默默无言、长久静坐……
入院不到一个星期，陈舜英病情急转直下。生死关头，一辈子不走后门的刘建勋破例写了求助信：
先念同志：
陈舜英病情极重，现住北京医院南楼，虽说医生已尽了很大努力，但仍不够方便，有的同志建议能到北楼抢救一番，或可回天有术。事关制度，不情之请，请原谅。
李先念是刘建勋的老领导，从军队到地方，二人相知相重，情同手足。见到求助信，李先念马上让秘书通知北京医院：“换到干部病房进行抢救！”
可惜的是，刘建勋这次“后门”走得还是晚了一步。当他把李先念的批示告诉陈舜英时，妻子已无法作答。苍白、消瘦的脸上，干瘪的双唇微微翘起，露出了一丝苦楚而欣慰的笑容，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呻吟，更没有一句遗言。
妻子走后，刘建勋的病情急转直下。辗转病榻之际，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报告。把自己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往事，一一交代清楚。
习仲勋和王鹤寿赶到医院，向刘建勋传达了中央的口头结论。“今天我们两个是代表耀邦同志来看你的，你不要有思想包袱，要把病治好。”
生命的最后阶段，刘建勋拼尽全力写了一系列短信，李先念、李雪峰、陶鲁茄、纪登奎……一连9封信送出，这些都是他毕生最尊重、最信任的老战友。
这些老战友也没有辜负刘建勋，他们不避讳刘建勋的问题尚未作出结论，纷纷赶到医院看望，并带来更多老友。
见到昔年故交，刘建勋很欣慰，也很感慨。相识之时，个个公瑾少年，而今全都廉颇老矣，自己则命悬一线。这份情，刘建勋不但自己珍惜，他还要儿孙铭记。不立遗嘱的刘建勋，给子女做的最后交代是：“我死后，你们要替我和妈妈常去看看他们。记住！不许提任何要求。只能逢年过节，替我们去看看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叔叔、伯伯！”
1983年4月23日，从来不吃零食的刘建勋突然提出想吃冰激凌。有丰富经验的医生暗地里提醒家属，“这很可能是回光返照。”果不其然，一语成谶。
刘建勋去世23年之后，他和妻子的骨灰在河北涉县将军岭完成了合葬仪式，入土为安。那是刘建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与陈舜英相识、相恋的地方。
那天的安葬仪式，李先念夫人林佳楣不顾年迈，坚持参加，并送给刘建勋儿女一份礼物。当年，刘建勋写给李先念的那封求助信，李先念居然精心保存着，用一条手帕仔细地包裹起来。李先念逝世后，林佳楣整理遗物才发现，她告诉刘建勋的儿子：“留作纪念，好好保存，这是他们一生战友情的见证！”
刘建勋垂危时写给战友的9封信，内容各不相同，但结尾都是同一句话，那是刘建勋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喊：
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
河南的历史上不乏灾害，但每一次灾害都没有吓到中原儿女。这次暴雨，被称作500年一遇，500年什么概念？黄河清、王者出。这王者，是你、是我、是14亿睿智英勇的中国人民！
今天分享的故事，是想给正在抗灾的河南父老送去一份信念。落后贫瘠的年代，大灾大难都被我们征服，今日中国更不可能被任何天灾难住。紧急关头，我们要有信心，要有理性，坚信这个世界的美好，不要被“带节奏”的个别坏人搅乱心情，破坏了我们明天的幸福。
天佑河南！天佑中华！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伊本正经说）：不屈河南：那个逆天抗灾的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