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千水万山到仁怀（一）
——庞耀增回忆录《历程片断》摘抄
南 下
1948年，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放战争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动员，提出了伟大的战略任务，即用5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
为实现这一战略任务，解放军就要打过长江去。中央要求解放区各级政府应迅速有计划地培训大批懂军事、政治、经济、党务等工作的干部。当时的形势非常振奋人心，各级干部都热烈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组织上要求由个人报名，组织审批，我们东明五区有5人报名，根据南下的任务和要求，上级只批准了2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得知被批准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区里还专门为我们召开了欢送会，欢送会上大家互相祝贺，非常热闹。
我按通知要求，于1949年3月2日到菏泽东南的张庄报到。3月5日，南下人员7000多人召开了动员大会，区党委书记潘复生、行署副主任韩哲一、军区司令员刘政远、南下区党委书记徐运北在动员会上讲了话，鼓励大家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求南下人员要认真学习党中央对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加强组织纪律性，克服一切困难，夺取更大的胜利。
为了适应到南方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需要，从3月5日至26日，以中队为单位，全体南下干部进行了军事训练和时事政策学习。在军事上，主要是学习打背包、列队、传口令、防空袭、警戒方法等。另外，还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军风、军纪等。每天早上5点紧急集合，整队训练、集合训练时，要背上自己的背包，进行急行军6公里以上的训练。经过20多天的训练，大家增强了体质和组织纪律观念。在时事政策方面，主要学习毛主席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党中央对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通过学习，提高了南下干部的阶级觉悟、政策观念、政策水平。
26日，边区党委举行欢送大会，冀鲁豫边区和南下区党委领导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还给每个南下干部发了军衣、军被、雨布、米袋、布鞋等日用品，做好了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整装待发。
我所在的支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南下支队”序列，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参谋长万 里、政治部主任申云甫、副主任郭 超。
3月31日，我们南下支队全体人员身穿草绿色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从菏泽晁八寨列队，浩浩荡荡徒步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部队一路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途经河南、江苏，于4月7日到达安徽合肥西。稍作休整后，于4月11日从合肥出发，经过5天的急行军，于15日到达桐城。南下区党委把到赣东北30个县的工作地点和任务向每个中队作了具体安排，我所在的二大队工作地点是上饶的广丰县。
我们又经过几天的急行军，于4月24日到达安庆。二野三兵团于26日黎明，分批乘坐大木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连天的炮火，胜利地突破了长江天险。国民党守军见解放军突破了长江，即全线溃退，我们随军的干部第二天清晨顺利靠岸，奋勇急进。一路上看见国民党部队修建的各种防御工事等全部被我军摧毁，被打死的敌兵横七竖八满地都是，被打伤的敌兵东倒西歪，不停地叫喊“老总救命”，我们只管前进，没有人理采他们。
行军途中非常艰难，我们穿的都是布鞋，路上石头多又是下雨天，路非常滑，两天就把鞋底磨穿了，只好买草鞋穿。北方人没有穿过草鞋，很不习惯，许多人脚都磨出了血泡，越走越痛，但没有一个人掉队，也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我用一件新衣服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换了一双胶鞋，可算是救了我的双脚。
我们一路风雨兼程，冒着瓢泼大雨，浑身上下全被雨水和汗水湿透，进入了江西境内。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到了景德镇和德兴，许多游击队员背着枪忙着接待我们，老百姓站在路两边热烈欢迎我们。按照上级的批示，我们于4月底到达指定地点广丰，接管了广丰沙田乡伪政府。
借 粮
在江西广丰县沙田乡开展工作期间，我当时任石板区副区长，兼任沙田乡乡长和区组织委员。解放江西时，大一点的伪政府官员基本上都逃走了，该地区地下党的基础很好，到哪个地方都有地下党的人员迎接，使我们接管伪政权的工作比较顺利，当地老百姓对解放军不是怕而是欢迎，群众还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在接管伪乡公所时，按照县里的批示，首要的任务是征借粮食支援前线。国民党在溃败时对所有粮库都进行了破坏，县里又下达了必须按时完成征粮的任务。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征粮工作非常艰难，怎么办? 经过研究，只好向当地大地主借粮和派粮。
我们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由于当地地下党工作开展得好，群众基础好，群众积极向我们提供情况，反映有个叫李财主的，他家离乡公所不远，家里的人没有走光，有粮食。我得到这个情况后非常高兴，就带着人去找王清明（当地的基本群众），王说我带你去敲门，但我不进门。
我们到了李财主家，李财主不和我们见面，让一个管家老头来应付。管家说：“老总，今年收成不好，新粮还没收上来，佃户也没有交粮，我们没有粮食。等我们催佃户快点把粮食交来就给你们送去。”因为我事先已经了解清楚，他家有的是粮食，我就当面指出：“你说的全是假话，那个不知道，你家不但有粮食，而且还有很多陈粮。你如果不愿借，就叫李财主到乡公所去一趟。”他看情势不对，就把李财主的大老婆叫出来与我们东拉西扯，就是不愿把粮食借给我们。周旋一阵后，看我们还是坚持要借，她换了个手法，与我们套近乎，她说：“老总，我们没有粮食，只有几件东西给您。”说着，她从屋里拿出些东西来，我一看是黄金还有圆宝、手饰等大概有十多件。她把这些东西递过来，说道：“老总，您收下吧，我们只有这点财产，都给您。”我大声说：“这些东西能吃吗?”她说：“老总您是不是嫌少了?我再给您拿点来。”我大怒，向她正色道：“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你趁早收起这一套，把粮食交出来。”她看蒙不过去，就耍无赖，说粮食我们要吃。我让她带我们去粮仓看，她看情势不妙，只好带我们去看粮仓。我们打开两个，里面全是粮食，少说也有上万斤。我说先借3000斤，今天就要，送到乡公所来，一斤不能少，否则就叫你家男人到乡公所来。我们回到乡公所后，下午李财主就把3000斤粮食用人背车拉，全部送到了沙田，我们按规定给他打了收据。
我们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群众说你们共产党真了不起，不为金银财宝所动，真是人民的好军队。
西 进
西进支队是在江西上饶由原南下的全体人员组建。我们当时在广丰，接通知到上饶报到，第二天安排我们一面学习，一面准备西进贵州。但一些同志认为贵州这个地方太远，听说过去只有犯了法的人员才被发配到贵州，我们这一去，恐怕以后难以回家了。有的人说贵州这个地方人无三分银、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山高林密，老蛇特别多，人又野蛮，说话都听不懂，蚊子和苍蝇一样大。
当时由于大家对贵州都不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就这样你传我、我传你，给大家思想上造成了一些波动。个别意志薄弱的同志思想开始动摇，有几个甚至不辞而别，当了逃兵。
为了给西进作好思想准备，1949年9月4日，新组建的西进支队党委在上饶召开了西进人员区以上干部会议，当时我参加了会议。会上，徐运北同志对我们在江西四个月的工作作了全面总结。9月8日，又在上饶广场召开了全体西进人员共9000多人的动员大会。会上徐运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政治部主任申云甫同志作了动员报告，他详细讲了国内形势、西进的任务和贵州的情况，要求西进支队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发扬长征精神，克服困难，保证完成向贵州进军的光荣任务。
动员会后，支队组织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认识到，解放全中国这是大局，贵州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党中央派我们去帮助贵州人民翻身得解放，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对全国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许多人的顾虑解除了，包袱放下了，坚定了进军贵州的信心和决心。西进的所有党员都表了决心，坚决听党的话，不怕牺牲，服从革命的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顾全大局，整装待命。
西进支队被编入五兵团，上级要求我们做好一切准备，特别强调出发前普遍进行轻装，按通知要求，每人不得超过30斤，不管你的东西再多、再好，30斤为准，各支队都要检查。当时我只有两套军装、一床小被褥，还有我从北方带来的手枪和一个小挂包、洗漱工具等，在检查中，我带的东西只有25斤。
经过几天的准备，9月27日，西进部队一律穿崭新的解放军军装，分两条路线前进。前梯队沿着五兵团司令部的行军路线乘火车至南昌，又乘汽车至长沙到湘潭。我们后梯队从上饶火车站登上列车，每个车厢60个人，大家都是站着的，你挤我，我挤你，开始奔向大西南。虽然征途遥远，车上也不舒服，但同志们精神振奋，歌声嘹亮。
晚上10点钟到了南昌，第二天，经沙河镇到九江，逆水而上，部队以班为单位，但同志们不怕困难，虽说睡不好，但大家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乘坐的舰艇停在汉口岸边。
这一天，10月1日，同志们从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家欢呼、跳跃，十分高兴。部队到了武昌休整了一个星期后，又乘船入洞庭湖向湖南进军，经过岳阳、长沙至毛主席的故乡——湘潭。在此住了7天，总结工作，检查纪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志们在思想上有了较大提高，更加坚定了进军贵州的决心。
由于进军贵州的路程远，又是急行军，领导要求支队一部分妇女、年老体弱者和有病的同志留在湘潭，其余同志从湘潭徒步行走，各队按划定的路线，随部队前进。
第一天我们走了50多里，后来逐步增加到一天走80—100里，经常是凌晨5点起床，走到天黑才宿营。每到一个地方，大家就抓紧做饭、吃饭、洗脚、休息。
雪峰山是我们途中最难走的山，海拔1900多米，上下40多里，坡度大，天气又不好，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非常难走，一个多小时才走3—4华里。每个同志身上的衣服都淋湿了又穿干，有的同志走不动了，其他同志就帮助拿行李。我们是早上4点出发的，天亮才到顶峰。山上雾很大，同志们全身都是稀泥，肚子又饿，只好把自己的干粮拿出来边走边吃。
尽管困难重重，但同志们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因为北方来的同志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山，有的同志说这比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好走多了的话来鼓舞大家。
进入贵州黄平后，部队进行了整编调配，休整了三天。从黄平出发到了遵义，途中最难走的是余庆到遵义的路程，天又下雨，我的鞋子也走烂了，脚上打起了泡，走起路来非常痛。但是光着脚走又不行，我就用稻草拴在脚上，这样才闯过了这一难关。整个征程，光走路就走了30多天，平均每天走60多里，才胜利到达了遵义。
千山万水到仁怀
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仁怀，28日，解放军按照战略部署，挺进四川围歼胡宗南等国民党残兵败将。解放军走后，仁怀当地民主人士和地下党组织县人民办事处，组织力量维护社会治安。我们于1949年12月21日由杨用信为县委书记，率领组建的整个仁怀县、区班子进驻仁怀，同志们精神振奋，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充满着喜悦的胜利之情，迈进了仁怀县城。县人民办事处和当地群众夹道欢迎我们，许多群众不断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向夹道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并高兴地说：今天终于来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在江西上饶，组织明确我们到贵州仁怀。这个路程，我们从山东菏泽出发，随刘邓大军南下到江西，又奉命西进，从北方到南方，从平原到高原，爬山涉水，翻越雪峰，经过苗岭，途经7个省，徒步行程8000余里。我们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今天，终于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同志们十分高兴，对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很满意，不管分配干什么，都乐于接受。大家兴高采烈地说，胜利了，应该庆贺一下。有的同志还说，该休息一下，喘口气再下去。
但县委抓得很紧，我们刚住下，通知马上就来了，要求同志们按各区已明确的地点，尽快到自己的岗位上。整个仁怀分为四处，我们属第二处，负责鲁班、茅坝两区。我和王以亮同志率20多人第二天就到了鲁班。许多群众看到解放军来了，就站在路边表示欢迎，伪乡长罗建周等部分民主人士也出来迎接我们。
为了尽快安定人心，我们到鲁班的第二天，正好是赶场。我们便分几处在大街上宣传党的政策，让群众不要听信谣言；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解放被压迫的人民，是为人民办好事的，让贫苦人民翻身作主人。我们的宣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听了我们的宣传后，满脸笑容，有的农民说：光听说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好事的，这一回可是真的了。为了调动团结各方面人士，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我们还召开了当地民主人士和部分青年参加的座谈会，动员他们一起来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由于他们是当地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鲁班区很快就组织了民兵20多人。民主人士有的将自己的枪献出来支持我们，有的人在国民党军队溃散时收缴散兵游勇的枪，也有人出钱买枪来献给政府。很快我们就收集到了20多支步枪，把民兵武装起来了。民兵组建起来后，对我们开展工作、了解敌情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国民党伪政人员都有一套应变计划。当时，大军压境都潜伏和溃散在深山密林之中等待反攻的时机。对这些敌情，我们认为十分准确，敌人绝不会甘心灭亡，他们叫嚣着要和我们作对。为了做好瓦解敌人的工作，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向敌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自愿投诚的，从宽处理，不愿投诚的，死路一条。几天后，不少伪政人员到区里自首登记。云安乡在当地很有名气，该乡的母家大户为了对付解放军，组织了30余人的反共司令部，准备和解放军大干一场。听了宣传后，他还派代表来与我们谈条件，我们多次表明党和政府的政策。母家有人在北京读书、还有人在解放区工作的，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就写信回来做工作，劝家人不要与共产党作对。经过做工作，最后母家把10多支枪全部交给了我们。
由于国民党长期统治，鲁班也是仁怀县比较有名的封建势力很强的一个地区。虽然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整体上来看，还没有彻底打垮敌人的势力，他们仍然在暗地里活动，组织反共力量，等待时机与我们作对。但是我们对整个形势作了认真分析，明确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同志们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 未完待续 ——
庞耀增同志简历
庞耀增 1926年12月生，山东东明人，1946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文化。
1942年至46年任自卫队长、村长；
1946年4月至48年任东明县五区区政府事务长、财政会计、财政助理员；
1949年3月随军南下赣东北，5月至8月任广丰县沙田区副区长、组织委员：
1949年9月参加西进支队进军贵州，任仁怀县鲁班区副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1953年至54年任中共仁怀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
1954年至63年任仁怀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书记。
1964年至67年任中共习水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1968年至72年任习水县生产指挥部第一副主任；
1973年至77年任中共习水县委书记、中共遵义地委常委、委员；
1978年至82年任贵州省农办副主任、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
1983年至87年任贵州省农经委副主任；
1988年至93年任贵州省农经委副主任、扶贫办主任、贵州省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贵州省政协委员。
GAOJIAN 根据庞耀增回忆录《历程片断》《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编辑整理。
2025.02.25.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庞耀增：千水万山到仁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