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9日，天刚蒙蒙亮，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福建前线空军指挥所主任曾幼诚将军已经按惯例来到指挥所进行交接班工作。之所以在天还未亮的时候交接工作，是因为当时台海两岸的对峙激烈，往往天一亮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便会进来，如不提前交接班，恐来不及应对敌情。
曾幼诚刚刚坐下，便接到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钧打来的电话。皮定钧自报家门后，没有任何客套，直截了当地说：“昨天晚上，在黄岐半岛发生了一件事。黄岐半岛的凸出部离马祖很近，我们有一支水上部队在那里，有一艘登陆艇，上面有九个人，当中出了一个叛徒，与台湾敌特沟通了，昨天就引上来两个人，对艇长说这两个人是他的朋友，要搭船。艇长他们警惕性不高，就应允带他们到南边去，结果晚上开船后，其他人都睡着了，只有艇长一个人在驾驶登陆艇，这三个叛徒就用冲锋枪把其他人都打死了，然后劫持了这艘登陆艇开到对面的马祖岛上去了。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电话让曾幼诚深感震惊。他预感到此事绝难善了。“八一三”炮战以来，金马方向打打停停，在国共军事手段之外不乏政治争取，但涉及叛逃事件，尤其是这种杀害军中袍泽的恶性事件，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容忍。
曾幼诚将军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在人民海军建立后，还是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国民党方面大肆报道，试图将叛逃人员送到台湾接受“表彰”，以鼓舞士气。国共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空海搏杀。
1966年1月8日夜间，大陆福建沿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守备师船运队一艘50吨的小型登陆艇（舷号：F131），艇上共有10人，从马尾装运物资前往霞浦（艇上物资：柴油54桶、军用海图44张、冲锋枪手枪信号枪多支、子弹手榴弹24箱），以10节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驶至马祖海域时，该艇依预订航行计划实行灯火管制，摸黑航行。蓄谋已久的吴文献等三人趁机开枪，杀死艇长甘久郎等七人，将登陆艇驶至马祖。
这与皮定钧司令员传达的情况略有出入，但总体相符。而台湾方面对吴文献等人叛逃的经过，则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叙述。
根据台方记录，这艘F131号是在1月9日0时30分为国民党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设在马祖岛上的雷达所注意到的。当时它的位置处于靠近马祖的半洋礁海区。国民党军发现这艘艇航向很不正常，正在以10节的速度向其防区驶来，目标直指两军的实际对峙线。雷达监视员当即向值班军官报告。由于从未遇到这样的事情，马祖方面一片忙乱。“金防部”紧急下达如下命令：第一，海上侦察队派炮艇一艘；第二，船舶连派出两艘同型号的LCM登陆艇；第三，两栖侦察队和附属部队派出三艘胶舟，迅速进入有事海区，形成对不明登陆艇的包围状态。
约深夜两点钟，F131号登陆艇进入马祖南竿岛马祖澳国民党军警戒线。南竿、北竿、高登各哨位的火炮和轻重机枪都对准了该艇，2时30分，海上各舰艇的合围完成，南竿岛上的探照灯齐明，同时照射向已经驶入港口的F131艇。这时，国民党军官兵惊讶发现，该艇没有按惯例保持灯火管制，打开了照明灯，而桅杆上则挂着一条白床单。国民党海军人员推断该艇并无敌意，随即接近并登上F131艇，进入舱内搜查。他们首先看到的便是舱内黑板上写着“起义投诚，望君接应”的字样。三名叛逃者吴文献、吴加珍和吴春富放下武器，空手走过来。据《马祖日报》报道，当时舱内和甲板上到处染满鲜血。经过清点，艇上共有五具尸体。
与我方记录不同，国民党方声称发动叛逃的共有七人，他们在途中按照预谋袭击了艇长甘久郎少尉和另外两名干部。在激战中三名干部全部被杀，策划叛逃的七人中也有四人被击毙。事后蒋经国还专门安排给这四名死亡的所谓“义士”每人颁发了60两黄金的奖励。
笔者就此采访了一位对当年事件知情的大校军官。据他讲述，所谓七人共同发动叛逃，是台湾情治部门为抢功而对实际情况进行的歪曲，以对事件进行最大化宣传，试图提升本部门地位。而情报部门不断传回大量详细而张扬的信息，客观上给共产党提供了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对解放军空军的行动提供了帮助。
经调查，这起叛乱的主谋只有吴文献、吴加珍和吴春富三人。吴文献是领航员，另外两人是轮机兵。他们由于偷听敌台广播而起意叛逃，利用同乡关系串联起来，而艇上其他人员与他们并无这样的关系。叛乱发生时正值午夜，除驾驶台上的艇长以外，其他人都在睡觉。叛乱三人先合伙杀死艇长，而后进入舱内残忍地用冲锋枪扫射其余六名战友，造成这一惨剧。在这一事件中遇难的七名我军人员，后均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甘久郎、陈振新、魏献美、杨保、张正庆、许忠义、施林岳。
证实吴文献等人确属劫艇来投，国民党军方面欣喜若狂，迅速将三人安排在特务机构“大陆义胞接待所”，为其理发更衣，披挂锦缎条幅照相，并紧急联系台北的“国防部”，要求迅速派机前来，接吴文献等前往台湾。台湾的新闻界闻讯，立即与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联系，包机一架前往马祖采访。由于当地地处前线，“华航”派出了该公司的王牌飞行员练振纲驾机前往。马祖的机场不适宜民航机起飞，因此练振纲驾驶的是一架“蓝天鹅”，即PBY水上飞机，台湾“中央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蜂拥登机前往。
就在台湾方面一片忙乱之际，我方的反击之剑已经出鞘。
放下电话，曾幼诚整理思路：国民党要把叛逃者接到台湾，但究竟怎样去不清楚，如果用飞机接，空军有没有办法将其击落？曾幼诚迅速将这个紧急情况逐级上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意识到军情重大，遂紧急请示周恩来总理。曾幼诚回忆，因为马祖离台湾很近，飞机起飞后，很快便会到达，周恩来总理很清楚这个任务极不容易完成，所以指示十分客观：就根据情况办，如果能够拦截最好。
接到指示后，空军司令员随即下达作战命令，福空指挥所便成为截击作战的具体执行者，当即开始部署作战任务。
当时，解放军空军的主力歼击机仍然是歼-5，这是一种轻便灵活的战机，定型于1956年，由沈阳飞机厂生产，仿制苏联研制的米格-17Ф喷气式战斗机。歼-5易于操纵，人机结合度高，火力凶猛，实战中屡立功勋，很受飞行员欢迎。
台湾国民党空军当时装备的F-100“超级佩刀”喷气式战斗机，是美军曾装备的第一种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1959年该机有一批出售给国民党空军使用。
歼-5是高亚音速战斗机，到1966年，与国民党空军装备的战斗机相比，存在着技术上的代差。但解放军空军更加先进的歼-6式战斗机，也已经开始装备福州军区的部队。歼-6式战斗机，是通过测绘仿制苏制米格-19型战斗机，由沈阳飞机厂制造的解放军空军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先后生产达26年之久，曾长期担任我空军的主力战机。从性能上来说，歼-6的原型机米格-19喷气式战斗机在苏联只是一种过渡机种，并不太受重视，但我国由于短时间内没有其他机型可用，故此只能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这样一来反而使米格-19设计潜力较大的特点得到了体现。优秀的飞机设计师陆孝彭甚至依托它开发出了一代名机—强-5喷气式强击机，至今仍有一些国家在使用。
反观当时国民党军使用的F-100战斗机，美军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真正有效的空优战斗机，反而因为它事故频出而十分头痛。这是因为它最初的试飞员为迎合官方尽快定型的意图，没有真实反映飞机的问题。这种飞机装备部队后，很快被反映存在稳定性和控制方面的问题，当机翼挂有副油箱时问题尤为严重。结果，最早的一批被全部停飞，重新设计尾翼后才投入使用。也正因为这种飞机毛病太多，它在美国空军中服役时间很短。
因此，福建前线解放军的歼-6和歼-5混合机群，面对台湾的F-100战斗机群，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数量上都已经略占上风。也正因如此，曾幼诚等空军将领对于打这样一场截击战是毫无惧色的。
实际上，福空指挥所调动用来截杀国民党方面运送飞机的战机，便是空二十四师的一对歼-6双机（沈学礼、杨才兴）和一对歼-5双机（李纯光、胡英法）。
福空指挥所首先判断，由于乘坐舰艇过海的时间长，不符合国民党方面尽快召开记者招待会、进行大肆宣传的初衷，其用飞机接运三名叛徒基本是可以确定的。
曾幼诚将军回忆，当时搜集到的情报是，在马祖有一个简易机场，先有两架运输机在那里降落，后又去了一架水上飞机，落在海湾里。另外据侦察得知，台湾“中央社”的记者来抢新闻，情报部门更是来了不少人，总共约有三十余名。同时台湾那边在新竹做了开万人大会的准备，要热烈欢迎“反共义士”的到来。
据此，我方坚定了叛逃者会从空中去台湾的判断，坚定了借机进行截击的作战计划。
笔者阅读台湾方面相关资料，发现这份情报中还有一些需要补充修正的地方。
首先，两架抵达马祖简易机场的飞机型号，其目的和到达时间是不一样的。F131艇叛逃事件上报后，国民党方面“国防部”立即调用一架C-47运输机飞来马祖，准备用它接运三名叛逃者回台湾参加新闻发布活动。1月9日晨8时30分，这架飞机到达马祖接人。但该机在落地时，起落架折断，翼尖擦地损伤。因为发生了这一故障，台湾才派来了第二架飞机，试图对其进行修理。载运了修理人员和器材的PBY水陆两用飞机，在上午晚些时候到达马祖，便是曾幼诚将军提到的两架运输机中的第二架。到达后，工作人员迅速核定，C-47运输机破损严重，需要修理，无法完成任务了。
此时，有人提议用这架PBY飞机将吴文献等人送往台湾，不过意见被否决。理由是该机只能乘坐八人，装运叛逃者，国民党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陪同人员不能同行，而各部门都不肯等待，生怕自己部门的大功被分割。
无奈之下，台湾方面随即派出一架大型水上飞机前往马祖，装运所有相关人员。中午12点11分，HU-16信天翁专机降落在马祖。
此时，大陆方面的工作，便是判断叛逃者具体会坐哪架飞机、何时起飞和怎样对其发起攻击了。这一段时间，解放军方面并不仅仅在等待，他们发现了截击任务中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时解放军空军还在使用苏式指挥系统，即通过地面指挥控制战斗机进行空战，这一仗也不例外。但因为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打草惊蛇，这次作战要保持无线电静默。那地面应如何引导战斗机的攻击呢？第二个问题是，水上飞机起飞的高度低，我方雷达很难发现。怎样及早发现敌机起飞，以利作战呢？
截击的准备工作，是曾幼诚参谋长亲自落实的。这次行动，计划是以歼-6双机担任掩护，李纯光和胡英法的歼-5双机实施攻击。曾参谋长随即派指挥所最好的领航员，携带所获得的目标信息及机型种类的情报，包括飞机形状、速度、飞行状态等，将有关资料信息提供给飞行员。同时，他们开始着手解决两大难题中的第一个：在对方也同时监视我方飞机、不得不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在作战中进行地空联络，下达有关航向等命令的问题。
当时规定的通信方法参考了朝鲜战场的经验，是利用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通过对它的轻轻敲击，发出不同的电信号，借用电信号的长短组合来代替话音通信。对手很难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敲击，即便注意到，也分析不出来。
领航员和飞行员确立了这种简单信号的约定后，第一个问题基本解决。第二个问题，即雷达的布置则复杂一些。
虽然还不知道马祖那架C-47飞机出了故障，但因国民党军最后派来的那架HU-16水上飞机吨位大，可以水陆两栖，飞行高度低，安全系数较高，更适合作为载运吴文献等人的专机，解放军方面遂将其视为监视重点。
曾幼诚考虑到，水上飞机飞得低，按照常规架设的雷达有盲区，看不见贴水面飞行的敌机，于是决定将离马祖岛最近的平潭岛上的雷达作为这次作战行动的专用雷达，下令那个架在山上的雷达全天只盯着马祖岛，并指示把雷达天线角度从仰角调成俯角，这样，敌机一起飞，雷达就能发现。当时平潭岛和福空指挥所之间并无电话通信线路，空军特意与地方部门协调，包用本省陆地通往平潭岛的两条线路之一作为指挥专线。这样，两大难题就此解决。
准备工作在中午12时之前完成。此时，距吴文献等劫艇叛逃不过12个小时。
准备就绪后，福空指挥所气氛凝重，所有人紧盯着雷达传来的信息，随时等待命令。曾幼诚回忆，当时最深刻的印象是三个负责在地图上标注雷达信号的标图员，其中一名标图员头戴耳机，接听雷达发来的数据，然后用铅笔在地图上标出。为把飞机位置标得更加准确，铅笔需要削得很尖，因此，另外两名标图员便在一旁不断地削铅笔，一连削了几十根。
仰仗着官方通讯社的地位，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随那架运送修理器材的PBY飞机已经到达马祖，并拍摄到了叛逃的登陆艇。他们发出的电讯刺激了其他新闻部门。台湾新闻界的巨头们便紧急联络航空公司，包租华航一架PBY水上飞机前往马祖抢新闻。同样由于天气不好，这一航程也颇有危险。华航总经理因此派出王牌机长练振纲担任这次航班的驾驶员。下午3时左右，飞机降落在马祖。一停稳，便看到岸上国民党军政人员正送三名“反共义士”登上HU-16水上飞机，准备起飞回台湾。
国民党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台北的“国防部”曾安排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驻嘉义基地）起飞两架F-100A战斗机，负责为从马祖飞回的专机护航。但在15时50分左右，这两架飞机被解放军在高空的沈学礼、杨才兴歼-6双机吸引，远离了HU-16专机，因此没能在其受到攻击时赶来保护。歼-6双机的机长沈学礼后担任空三十八师副师长，但他从未谈到过这次诱敌。
曾幼诚回忆时提到，HU-16专机起飞时，福空方面在空中也采取了别的行动牵制国民党军。
一是同时下令另一架飞机（未标记型号）起飞到高空，一方面是吸引敌方雷达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起转信飞机作用，如同备份指挥所一样，如果地面指挥所的信号不清楚，我机没有接收到，它可以在空中补充传达。二是为防止敌机起飞，还从另一个机场起飞了四架飞机往这边来，以造成敌方的错觉。
除出动战斗机护航，国民党方面还实施了多次无线电佯动，并让那架运送修理器材的PBY水上飞机先行起飞返台，以试探大陆方面的反应。
这架飞机刚一起飞，平潭岛上的雷达监控人员便传来信息：“看到有飞机起飞了。”
曾幼诚参谋长马上下达了“一等战备”命令，飞行员进了座舱，等候起飞信号。但他很快作出判断：这架飞机飞行线路过高，其招摇有些过分，应该不是我们要打的目标。果然，不久曾幼诚从雷达标图上眼看着第一架飞机飞走了，越飞越远。从对马祖的监视情况来看，对面并没有人已送走的轻松，依旧如临大敌，证明我方判断正确。
此后，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除不时发出电信佯动，始终一动不动，持续了两个小时。曾幼诚记录了当时一个难忘的细节。
早晨开始准备截击行动的时候，曾有多位领导到达指挥部督战，行动进入到实施阶段时，他们先后离开，但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袁彬没有走，陪在曾幼诚身边，却又一言不发。曾参谋长晚年讲，这是袁副司令员对他这样一个年轻指挥员的爱护之意，一旦此战出现什么意外，袁副司令员作为在指挥所的最高军官，将承担责任。
14时50分，吴文献等人开始登机。据统计，其中包括了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三名叛逃者，也包括了一批国民党方面的军政人员和机组成员共17人。登机后，HU-16并没有马上起飞。
这样一来，从上午到下午3时，几次报了“一等战备”，又几次解除。几次反复，使飞行员李纯光十分紧张。曾幼诚战斗经验丰富，深知这种状态下，飞行员自己把飞机摔了的危险比打掉敌机的可能性还要大。曾幼诚与李纯光颇为熟悉，经常带着作战部门的参谋到他的大队研究工作，并和飞行员们打篮球。所以，看到情况不对，他立即与李纯光通话，让他放松心情。电话接通以后，曾幼诚不和李纯光谈工作，只和他提打篮球的事儿，说了一分多钟，李纯光的情绪明显平和下来。
就在这时，雷达信息又来了：“第二架又起飞了，从荧光屏上连水花都能看得见！”
1月9日15时30分，解放军的雷达系统已经发现马祖方向的飞机开始有异动。15时35分，HU-16水上飞机起飞，在它起飞前两分钟，福州空军指挥所已经再次下达“一等战备”命令。
15时38分，雷达在马祖东南七千公尺处锁定HU-16专机，这架飞机飞得很低，推测是试图超低空飞行，利用地球曲面避开大陆雷达的跟踪，但我军还是及时计算出了它的速度和航向：航速200至240公里每小时，航向120度，直指台北方向。
福空指挥室中，随着曾参谋长一声“起飞”，机场打出了信号弹，李纯光等的战斗机在15时41分冲出跑道，沿预定航线从福州的闽江口到马尾港，低空飞向海面。
由于制定的预案合理，我机出去时国民党军方面看不到也听不到，没有发觉低空有我方飞机袭来。
根据曾幼诚将军的回忆，负责掩护的歼-6双机升上高空，而负责截击的李纯光和胡英法飞出闽江口时，敌机已经飞出三四十公里，距离台湾还有约100公里。于是，地面领航员开始向李纯光指示航向。
这个指示的过程很特别。指挥所这边把送话器的通话按钮一按，发出一个电信号，这是提醒飞行员注意接听信号。接着，飞行员听到一个非常轻微的声音：拐洞（就是70的意思）。李纯光按照约定按了一下飞机座舱内的通话按钮，并把航向转向70度。指挥所的领航员便明白飞行员已经收到航向指示了。接着，平潭岛雷达站的领航员接过了指挥权，从荧光屏上就能看到飞机的航向位置，所以直接向李纯光指示航向90，进一步修正了航向。
此时，在指挥所中的曾幼诚在标图板上看到，飞机朝90度航向飞去。这个时候海面上云底高只有约400米，浪很大，那架HU-16水上飞机飞行高度只有300米，已经很低了，但李纯光和胡英法的技术更加精湛，驾驶喷气式战斗机，竟然以两百多米的高度高速接敌！
15时51分15秒，李纯光的僚机胡英法率先发现目标，他只说了三个字：“看见了。”
李纯光回答道：“你上。”按照战前规定的“谁发现，谁开火”原则，由胡英法先打。胡英法随即在距离HU-16机尾部700至800米处开炮，但第一次攻击打偏了。胡英法接近到四五百米时第二次开炮，这次轻伤了对方的尾部。这时，李纯光也根据胡英法射击的方向找到了HU-16，他看到胡英法冲到了敌机前方，于是进入尾追航线，在距离敌机400米处开炮，没有命中。他进行第二次射击，击中了HU-16的左侧发动机。
HU-16专机没有装备武器，因此在遭到连续攻击时无法还击，只能对着话筒用明码狂叫：“我遭到共军数架飞机围攻，情况危急，请赶快救援！”但这时国民党军方面的护航飞机被调走，再起飞战斗机来护航已来不及。
HU-16机的驾驶员在连续遭到攻击之下仍努力控制飞机，并有意无意地降低速度，这一方面有利于可能条件下的迫降，另一方面，也是拖我方战斗机降低速度，希望造成我机开炮时失速自行坠毁。李纯光忽然果断地向右一拐，压了个坡度。这样还能看见敌机，往旁边一拉，就把间隔拉开了，再一转回来，还是在敌机后方，再次将其抓住。这个距离上，李纯光已经能够清晰看到HU-16上的国民党空军机徽了，而他的速度，也掉到了240公里/小时。歼-5的失速速度是220公里/小时，此时李纯光的飞机已经到了失速边缘。李纯光一边瞄准，一边在射击前把速度往上推，紧接着开炮，击中目标。HU-16一头栽进了大海。
截击叛徒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此时，距发现F131号艇被劫持、艇长等人被杀仅仅16个小时，空军的战友便用这样一个漂亮的绝杀，为遇害的同志报了仇。
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九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老兵读史）：空海搏杀十六小时——击落叛徒座机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