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飞惊
1962年10月17日，印度军队在东、西两线同时向我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
下午13点30分，中南海颐年堂。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印自卫反击战。
印度挑衅中国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两三年的事了，焦点是领土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瓜分全球殖民地时，人为制造了很多领土争端，英国在1913年侵占了我国藏南地区9万平方公里领土，还炮制出所谓“麦克马洪线”，对外宣称是北洋政府许可，妄图浑水摸鱼，混淆视听。
实际上，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届中国政府从来没承认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但二战之后，印度独立，却妄图借助这段公案，独占争议领土。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次会谈时，明确指出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周总理说：“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
当时，中印关系还不错，尼赫鲁表示以后有机会，双方协商调整，但到1959年时，尼赫鲁却向我国提出领土要求，被我国严词拒绝，只是考虑到维护两国良好关系，一直采取克制容忍态度，没有采取过激手段让矛盾升级。
但这种克制反而助长了印度的嚣张气焰，印度边防军不断在双方国境线上挑衅，搞得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印度方面也越搞越大胆，妄图瞒天过海，一点点蚕食我国领土。
对印度的狼子野心，刘伯承元帅早有警觉，他曾向解放军总后勤部提出建议说：“看印度最近的反华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在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
在刘伯承看来，印度野心不小，中印很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一旦发生战争，西藏地处偏僻，自然条件恶劣，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入藏公路作为补给生命线，必须高度重视。
形势果然如刘伯承所料，印度不断挑衅，试探我国的底线。1962年秋，印度悍然派兵越过麦克马洪线，直接侵入我国境内，设立了大小50多个军事据点，多次制造武装冲突。
对印度的步步进逼，毛主席一直在克制，在隐忍。
毛主席的隐忍不是蒋介石对日本的隐忍，而是等待机会，他要等待印军再大胆一些，再深入一些，给我们充足的开战理由，然后重拳出击，一下子把对方打趴下。
印度显然会错了意，把我们的隐忍理解成了软弱，准备再接再厉，蹬鼻子上脸。
刘伯承一直在观察中印形势，他明白中印迟早会有一战，在给国防部的意见中，刘伯承说：“中印边境的冲突势必发展成为一场相当规模的边境战争……这个仗非打胜不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使我们及早从这个方向腾出手来，对付主要敌人（美苏）”。
该来的总会来，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公然对印度军队下令，要求把解放军从印度准备占领的领土上清除掉，他还扬言中国军队不敢跟印度打仗，甚至不会反击。
在尼赫鲁的纵容下，印度政府和军队上下都极其嚣张，防长梅农更是信心爆棚，公然叫嚣：“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
印度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们没有和中国交过手。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又是亚洲国土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国土接壤，比邻而居，历史上却从未直接交手，主要是因为两国隔着青藏高原，各有各的势力范围，没有利益冲突。
相反，近代以来，中国和印度有着类似的命运，堪称同病相怜。
19世纪中期，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世纪后期，中国也逐渐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先后走上沦落之路。
相似的命运往往会让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产生共鸣，但印度却不一样。
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将印度视为在东方最重要的领地，在印度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用于维持在当地的殖民统治，还组建了一支印度军团，作为大英帝国军队的组成部分，参加大英帝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比如八国联军侵华时，就有印度部队。
由于配备了先进的武器，加上英军的训练，印度军团战斗力还是不错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度军团为英国东征西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可以说，印度军队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经历过很多大场面，不乏与欧洲强国交手的记录，而中国军队从清末以来都在国内活动，在与欧美列强的外战中“逢洋必败”。对比之下，印度小瞧中国，看不起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在情理之中。
但印度人似乎忽略了一点，我们在1950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中，可是击败了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而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也让尼赫鲁开始膨胀，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等待的机会到了。
1962年10月17日，毛主席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领导人开会，决定对印度实施自卫反击。
决定达成后，最重要的是总指挥人选。
在很多人看来，对付印度，最好的总指挥人选当然是彭德怀。
1950年10月，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经过三年奋战，击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迫使对方签订停战协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震撼了全世界。
能挫败世界第一强国，对付一个印度，自然不在话下。
遗憾的是，彭德怀元帅早在1959年便经历政治风波，远离指挥中枢，根本没有机会指挥这场对印自卫反击战。如果他能挂帅，对印度方面必将是巨大的震慑。
接下来的人选，很多人认为是林彪。
1950年9月，中央讨论抗美援朝出兵事宜时，其实林彪就是重要人选，但因为林彪身体不好，最终毛主席还是点了彭德怀的将，林彪还在10月赴苏联疗养。
经过一段时间疗养，林彪的身体有了好转，开始活跃起来，还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出任国防部长，随后又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身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毫无疑问是对印自卫反击战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当然，以林彪的地位职务，一个自卫反击战，用不着劳他大驾，必须到前线直接指挥，只要在北京听听汇报，看看地图，发号施令就行。
遗憾的是，林彪又错过了这次自卫反击战，原因还是身体不好。
1962年3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后不久，林彪身体再次出现问题，向毛主席称病在家休养，军委常委会议也不参加，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和聂荣臻共同主持。
林彪不在，很多人又想到粟裕。
粟裕的军事才能，完全可以媲美彭德怀、林彪。在确定志愿军司令人选时，毛主席第一考虑是林彪，第二考虑就是粟裕，但粟裕当时身体也不好，头疼眼晕，难以坚持工作。
为了不耽搁大事，粟裕亲自写信给毛主席，说明自己的病情，毛主席很理解粟裕，让他放宽心休养，最终才将抗美援朝的重任交给彭德怀。
到了1962年，粟裕的身体不成问题，可他和彭德怀一样，甚至比彭德怀还早一年，在1958年就遭遇政治风波，远离了军事指挥中枢，即便有心挂帅，也无力出马了。
彭德怀、林彪、粟裕，我军最能打的四大将帅中，已有三名无法挂帅，剩下的只有刘伯承。
论军事指挥才能，刘伯承跟彭德怀、林彪、粟裕不相上下。
1962年，刘伯承70岁，已是古稀之年，但老帅身体康健，头脑清晰，指挥大型战役一点问题都没有，何况这场战役目标定位是“自卫反击”，不会发展为局部战争，不需要统帅亲自出征，以刘伯承的能力，只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即可。
不过，当时的问题是让刘伯承指挥对印自卫反击战，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刘伯承为人低调，早早退出军事指挥一线，建国之后他主动辞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要去当个“教书先生”，所以才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要精力放在军事理论研究，为我军培养高级军事人才上。
1962年时，刘伯承既不在中央军委任职，也不在国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相当于赋闲，显然无法直接指挥对印自卫反击战，又不能像志愿军司令那样临时任命。
这个问题难不倒毛主席。
毛主席深知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老帅虽然不在军事一线了，但不能浪费了才华，于是在1959年，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时任副组长徐向前、粟裕，这个战略小组可谓卧虎藏龙，云集了我军最能打仗、最懂战略的三大军事家。
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相当于中央军委的高级智囊团，成员相当于高级军事顾问，负责协助制定重大战略体系，参与重大战略决策，一般由年龄较长或赋闲的将帅担任，并不参与具体军事指挥，一向低调的刘伯承多次说自己是“残废军人”，是“编外参谋”。
解放军猛将如云，毛主席为什么选择老帅刘伯承？作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1、刘伯承具有超强的军事指挥才能，此乃军内公认。
刘伯承熟读兵书，富有韬略，善于判断敌情，擅长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又在苏联伏龙芝高级军事学院进修，朱德评价他有“古代名将之风”，陈毅更是称赞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与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吴起相比。
2、刘伯承熟悉大西南和西藏的情况。
建国之初，我军进军大西南，横扫国民党反动派，和平解放西藏，就是刘伯承总体指挥的，后来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因此刘帅熟悉大西南的地理人文环境。
3、对印自卫反击战主力和前线指挥都是刘伯承的老部下。
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力是解放军第18军，时任军长张国华，就是刘伯承亲自点的将。西藏和平解放后，18军就地撤销番号，改为西藏军区，张国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而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主力“藏字419部队”，就是原18军下辖第52师的几个团，张国华任前线总指挥。
无论是作战主力，还是前线总指挥，都是刘伯承的老部下，由刘伯承指挥，自然更加顺畅。
综合上述几个因素，刘伯承确实是对印自卫反击战总指挥的不二人选，而刘伯承元帅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厚望，他虽远在北京，却对战争前线了如指掌，每每做出争取的指挥，果真如古代名帅一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刘伯承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的指挥，既有战略的指挥，也有战术的指挥。
10月20日始至28日止，是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我军主要任务以防御为主，迅速瓦解印度军队的进攻，清除了印度在我国境内大多数据点。这一阶段，刘伯承已经着手部署反击，对前线部队提出：
“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最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有好战术。”
第一阶段进展很顺利，我军挫败印军后，并未乘胜追击，而是主动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
但刘伯承断定印军不会甘心，还会继续进攻，他总结了第一阶段作战经验，指出此次战役中山地作战的重要性，而我军一向缺乏山地作战经验，下一步要注意山地作战的三条要领：
“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有三条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无路可行，也可以利用山沟插进去，一般山地沿山沟运动最终是能够翻过山梁的。三是顺山背夹背而进，相互策应。沿河流攻击应由两岸并进，不要只顾一面而遇到敌人的侧击。如迫不得已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持勇猛地打出去。”
刘伯承之所以熟悉山地作战，一方面归功于他熟读古今中外兵书，深入研究兵书中关于山地战的作战要领，军事理论素养深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抗战时，长期活跃在太行山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
果然不出刘伯承意料之外，印度“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非但不接受谈判，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宣布全国紧急，继续增兵，于11月13日再度向我军大举进攻。
这次战役前，刘伯承根据前线上报的印军兵力部署，指出此次反击作战的重点方向是西山口至邦迪拉一线，并提出了反击的战术方针：
“目前敌人的配置是铜头锡尾，背紧肚松……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从西山口、申隔宗地区敌人的防御态势来看，其右翼是敌人的脊背，左翼是敌人的肚子。我攻击部队以主力向西山口、申隔宗插下去，从敌人的肚子上开刀，要比砍脊背容易些。”
刘伯承的战术总结成八个字，就是“打头、切尾、击背、剖腹”。
别看刘帅以儒雅著称，对待敌人可丝毫也不客气，他特别强调：“要准备实施强攻，准备打硬仗、啃骨头。插入、迂回、分割、包围，把敌人打死、打伤，或俘虏，这才是战争的胜利。”
中央军委将刘伯承的指示原文转给前线，要求前线遵照执行。
前线总指挥张国华看了之后，对老领导的神机妙算佩服地五体投地，接下来完全按照刘伯承提出的战术部署开展战役：
首先是55师，作为主力，进攻西山口、申隔宗地区之敌，谓之“打头”；
其次是11师，绕过印军西山口之敌，沿着达旺河北岸的羊肠小道，在高山密林中秘密前进，迂回到邦迪拉地区，承担“切尾”任务；
最后是419部队、山南军分区，分别从略马东、申格宗向敌后迂回，419部队负责“剖腹”，山南军分区负责“击背”。
“正面牵制，两翼夹击，侧后迂回”，如此严密完美的战术方针，使得印军四面受敌，陷入死地，完全在我军掌控之中。仗还没打，胜负已分。
11月21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第二战役结束，我军大获全胜，自卫反击战取得完满胜利。
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很高兴，点评说：“这次仗打得很好。前面防守，后面不防，绕到屁股后面它就完了。古今中外谁都怕抄后路，这次还击战，主要是十一师跑到它后面去了。”而指导做出三面包抄后路决策的，就是刘伯承元帅。
对印自卫反击战时间不长，前后只有1个月时间，如果刨去中间休整的18天，交战时间还不到半个月。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人民解放军充分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以4万之师击溃印度30万之众，歼灭、俘虏敌军近1万人，自身伤亡不到印军三分之一。
这一战给了狂妄的印度一记当头棒喝，此后再不敢轻启挑衅，打出了中印边境数十年和平，就连西方媒体也禁不住高度评价，将其形容为“小刀切黄油一般干脆利索的战争”。
此战所以打的如此漂亮，有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各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更少不了刘伯承的运筹帷幄，他从战略、战术、进攻、防御、后勤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既宏观又微观的指导。
不夸张地说，这场反击战几乎完全是按照刘伯承的军事方针打下来的。
整个自卫反击战期间，刘伯承身在北京，心在前线，就像在前线长了一双眼睛，把前线部队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都提前想到了，没有想到的问题也提前考虑了，并且提出了具体方针，直接指导自卫反击战取得完美胜利。
刘邦赞誉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莫过于此。这一年，刘伯承已是70岁高龄，“军神”的最后一仗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需要指出的是，网上很多文章称林彪指挥了对印自卫反击战，叙述地绘声绘色，如同真实一般。虽然作者很尊重林彪的才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说法纯属虚构，没有史料依据。
无论是做出决策的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聂荣臻，战略小组组长刘伯承，还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都有参与指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记载，唯独林彪找不到任何参与指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资料，这是必须要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