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故事

江和平

我与曹东林大姐是北京市海淀区同一个军休所的邻居，我常听她讲述前辈们的故事。曹东林1940年出生于延安，她的父亲曹力如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延安市市长。2014年2月24日，曹东林陪我看望老前辈姜宝箴阿姨。93岁高龄的姜阿姨1936年参加革命，离休前任中央高级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回忆起她的丈夫龚逢春红军时期的往事侃侃而谈。姜阿姨女儿龚晓实送给我两本书《贾拓夫传》和《龚逢春纪念文集》，我又查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等史料，得知陕北红军挽救了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红军的故事。

2014年4月24日右起姜宝箴、曹东林、龚晓实、江和平

陕北红军挽救了中央红军

1935年9月17日，经过一年的艰难历程，中央红军冒着枪林弹雨跋山涉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甘肃省南部岷县的哈达铺镇。不足万人、物资匮乏、身心疲惫的中央红军将向哪里去？红军向大西北转移是明智的选择，一是为了北上抗日，二是因敌人力量相对薄弱，三是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大方向明确，但具体路线和归宿地难以确定：是进军新疆？还是过宁夏进内蒙？经陕西关中转入山西？这些地区不是有国军的数十万大军驻守，就是有地方顽固武装力量拦截，或者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中央红军的命运前途未卜。

9月23日，聂荣臻在哈达铺镇的邮政代办所看到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面写道：“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聂荣臻立即将报纸送交叶剑英，叶剑英找来贾拓夫问：“我们到刘志丹那里去，你看怎么样？”。

1935年贾拓夫（右）与吴灌之、郭洪涛、阎红彦长征到陕北

贾拓夫是中央红军中唯一的陕西干部，1933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时，奉命到瑞金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后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军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他高兴地对叶剑英说：“我们陕北是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叶剑英把报纸经彭德怀，送到在哈达铺镇义和昌药铺的毛泽东手中。
　　

1935年10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到达吴起镇

长征以来外界消息闭塞，党中央并不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毛泽东立即找来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贾拓夫详细汇报了1933年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和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建议中央红军到陕北立足扎根。毛泽东认真地听了贾拓夫的汇报，兴奋地说：“别说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是好了。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党中央在哈达铺的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集体决定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说：“到陕北只有700里路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前进的根据地。”贾拓夫受中央委托，率队寻找陕北红军，送去联络电台，促成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终于摆脱了危难，有了落脚点，受到陕北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热情款待。

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红军

1932年，刘志丹在陕甘建立并领导了红二十六军，三年内创建了有二十余个县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正规部队近万人，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联合围剿。

刘志丹

1935年9月，红二十六军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抵抗白军，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担任了党和军队的要职，在党内无中生有、无情打击、无限上纲搞“肃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被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之外，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等罪名被关押。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被诱骗逮捕审查，遭受严刑逼供、残酷迫害，甚至被残忍地杀害。“肃反”使革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边区人心涣散，干部人人自危；白军趁机进攻，地富反坏造谣煽惑，已夺取的县城“反水”，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面临着灭顶之灾。

龚逢春

时任陕甘边区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陕甘边特委委员的龚逢春，也被列入“肃反”名单，因在外打游击侥幸未被诱捕。他得知消息后愤慨地说：“宁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绝不能死在‘左’倾路线的手下！”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初到陕北，不了解陕北“肃反”的恐怖状况。10月22日，龚逢春得知中央红军到来的喜讯，立即赶往吴起镇见毛泽东，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汇报了这里敌我双方的情况。他顶着为“反革命”伸冤的压力，直言不讳地汇报：陕北“肃反”搞残酷斗争，刘志丹等二百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捕入狱、遭受迫害。

毛泽东听后立即表态说：“中央来了，就可以正确地解决陕北‘肃反’的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随即下令：马上停止逮捕，已捕的干部一律交中央处理。党中央立即派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李维汉、贾拓夫等组成审查小组，快马前往二百公里外的瓦窑堡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刘志丹等一百余位同志幸免于难。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刘志丹等一批受诬陷被捕的同志全部释放，陕北军民奔走相告。毛泽东立即亲切接见刘志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和陕北的同志们受委屈了！”刘志丹高兴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刘志丹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和蔼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

紧接着，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配合，打胜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由于陕北红军保住了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才有了立足之地；由于中央红军的及时到达，才制止了党内“左”倾罪行、保住了陕北红军。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之“双挽救”，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