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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忆否 夜拍窗棂疑是他
值此崇民伯父诞辰130周年之际。我又一次怀着十分的敬仰，读完了《高崇民全传》。这本书虽然详实的记载了崇民伯父的革命历史功绩，我还是感到不满足。因为，在我的心里存有另一本书，那应该是一本别人写不出来的书。
五十年的岁月倏忽而去，半城明媚半城雨。历经生活磨砺的我，对丁香花强烈思念的那一道门扉，从来没有被尘封。我清晰地记得，文革时期，已经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崇民伯父，在浓密的丁香树下，用花剪小心翼翼的，剪去枯萎的枝叶，尽量保持树形整齐的每一个情景。在他晚年的那些日子里，他与被称之为平民之花的丁香树朝夕相伴。丁香花怒放的时候，他或是端坐在门廊的藤椅上，默默地欣赏着花蕊的烂漫，或是倒背着双手，在花丛中漫步徜徉，或是喜悦的招呼家人一起品味芬芳。这一桩桩，一件件，真的是，“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有人说过，“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崇民伯父心中那团燃烧不息的火焰，我一直可以看到，我，不是路人。
在后来的土默川插队生活中，在腾格里沙漠品尝孤独的时候，崇民伯父熟络的东北乡音，犹如阳光的面容，碧水溪流一般的亲切，一直陪伴着我。他对我的每一次教诲都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把我的内心照的暖暖的。我坚强地顶住了塞外的苦寒，繁重的劳动，艰辛的生活。崇民伯父“一个人最难做的事情，是如何做好一个人。”的提醒，始终萦绕在耳边。使我能够客观的正视自己，做到谦虚谨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不做任何龌龊的事情。
待到我两鬓如霜，似乎到了对万般世事已经顿悟的时刻，崇民伯父对家乡黑黝黝的土地，对大豆、高粱丰硕果实的挚爱，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还是一团在荒原上呼啸燃烧的旺火。一直照耀着我，使我从没有发出夕阳童话一般的感喟，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叹息。我还在努力的读书，写作，从不疲惫。因为，崇民伯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殷殷期望，镌刻入了我的魂魄。使我的一生，都氤氲着淡淡的水雾，长满各种颜色的小花，使我的一生，都弥漫着清新的，爽爽的青草气息。这美好的一切，都浓浓的洇画在我内心的宣纸上，真的不可以轻易的抹去了。就像母亲给与的筋骨血液，父亲给与的性格气质，已经造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我。
我是崇民伯父第三子高大会少年时代的玩伴。崇民伯父居家院落很大，居室也很多，恰是我们这帮十来岁淘气的“顽劣之徒”恣意玩耍的乐园。于是乎，我们经常以学习小组的名义，在这里横行无忌。在桌子底下藏身，玩抓特务游戏；在地毯上摔来打去， 显示身手；在老伯父的秘书办公室里，肆意的高谈阔论，争执不休。崇民伯父和伯母对我们的种种劣行，却往往视而不见， 百般宽容。后来，从崇民伯伯的言谈中，我无意中发觉，他赞同小孩子们无拘无束，喜欢小小子们的虎头虎脑，他不喜欢小孩子们呆头呆脑，少言寡语，老成持重，满腹韬略的模样。这大概是他从来没有对我们的淘气行径而反感的原因。
崇民伯父的书房里大量的书籍，使我首先“改邪归正”。酷爱读书的我，一下子沉陷进去，无法拔出身来。我和高大会淘气的内容也由无端的打闹走向正轨。当时，崇民伯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正在主持整理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在崇民伯父的主持下，收集，整理了有关西安事变的二百多万字的历史资料，为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记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工作虽然繁忙，但是，当他看到我们开始热爱读书，很是欣慰，经常在空暇的时候，到书房里查看。有一次，我在阅读前苏联小说《旅顺口》时，被作者描写的，栩栩如生的日俄战争的战斗场面所深深吸引，甚至紧张的有点喘不过气来。崇民伯父背着手走过来，沉吟了一会，严肃的说：“日本，沙皇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彼此的利益，争夺我们的领土，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残害我们中国人民。而作者却在歌颂这场罪恶的战争。这是一本坏书！”崇民伯父的提醒启发了我，虽然我很自信，不会受到坏书的蛊惑，但是，我却懂得了，书籍，同人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也是进步与反动，粗鄙与优雅，高尚与平庸，光明与昏暗并存，崇民伯父提醒我们，人世间的好书浩如烟海，人生如此短暂，不能在坏书和闲书上盘桓，消磨大好时光。有一次，他发现孩子们沉湎于小人书难以自拔，耽误了正常学习，耽误了阅读好书的时候，崇民伯父干脆将所有的小人书投进火炉，烧个一干二净。崇民伯父多次说：“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我们懂得了，他所说的，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可以影响人的一生的道理具有非常沉重的分量。由于不断的阅读，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一群嗷嗷待哺的青年。到了晚年时光，读书时间弥足珍贵的时候，更加体会到，阅读坏书，闲书，是在消耗生命，残害思想。如果没有崇民伯父当年的教诲，我们不会养成把坏书，抛到一边去的好习惯。
崇民伯父担任的国务工作很是繁忙，还是把青年人的成长，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经常在餐桌上以及和子女们的随意聊天中，有意无意的，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很多重大历史史实的发生过程和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翻阅《旧唐书》，若有所思的问我：“你觉得《旧唐书》精华是什么？”我那时候胆气壮，高声朗诵：“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然后，得意的说：“此言出自《旧唐书》卷七十一。”崇民伯父严肃的说：“年轻人读书要克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毛病。阅读历史，绝不能一得自矜，浅尝辄止。否则，就会像《阿房宫赋》里说的那样，‘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见我的表情有些茫然，崇民伯父继续说：“学习历史一定要鉴别其真实性，懂得汲取教训，约束自己的人生走向。不为我们的后人留下谬误。否则，我们一定会被历史所教训。历史必须是真实的，清白的！”我懂得了，历史一定是客观的，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既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随意涂抹，保持历史的清白，是我们对后世的责任。
崇民伯父对子女的舐犊之爱，可说是爱之深，情之切。他在外出考察工作时，闻听到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都要写一张条子回来予以鼓励，他的关爱也体现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上。男孩子很小，就要参加家务劳动，和公务人员一起抬土箱子倒垃圾，女孩子们在全家吃毕饭后，一定要承揽所有餐具的刷洗。久而久之，孩子们从事家务的好习惯蔚然成风。崇民伯父对老师非常尊重。他的孩子因为生病，需要请假，崇民伯父会亲笔写请假条子转给老师。他不能容忍孩子们背弃同学之间的友谊和同学之情。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曾经为我们有的同学以洁身自好为名，抛弃同学、朋友的行为而震怒过。
无心插柳，树已成荫。他的言传身教，虽如霡霂细雨，照样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在我和他家子女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他们的嘴里，从来没有吐出过一句粗鄙言辞，甚至一个脏字。崇民伯父给四个男孩子的名字里，都用了一个“大”字。他的四个儿子长大成人之后，也做到了行为大气，举止大方。他的四个女儿名字里，都有个“春”字。我在和她们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感觉到了春风拂面，平和怡然。崇民伯父的子女，都能做到淳朴、勤俭、平和，敦厚。我和他们每一个人从来都是融洽相处，他们也从来没有把我当做外人。用老伯母的话说，我这个人是个白活蛋，他的好几个子女就是聆听我瞎白活的忠实听众。我们和谐的在一起，面向翠花湾（崇民伯父的住居）一起而歌，一起而笑，一起而戏，一起而泣。他们在文革中，大部分人被打落到农村落户，但没有一个人，对艰苦的农家生活发出过怨言。他们脸上的笑容永远像崇民伯父那样灿烂；他们在陆续成家的时候，也从没有把对方的门第出身当做条件。我的玩伴高大会和平民子弟同学一辈子厮混在一起，须臾不能分离。他来到任何同学家里，赶上饭点，不管是一碗面条，还是窝头咸菜，棒子面粥，上桌就津津有味的开吃，在我们的同学、朋友圈里，大家都亲切的叫他大会哥。
忆当年，细微琐迹不等闲。崇民伯父身体力行，在子女的房间里见到一些碎纸屑，他也要躬身捡起。看到书房、小客厅、饭厅里的凌乱，他会摆放整齐。孩子们在放学的路上，碰到他的专车经过，他也绝不会让司机停车，径自而去。他的司机是个退伍兵，在老家已经有了对象，可是，在给首长开车以后，喜欢和一些女孩子纠缠。每接到这些女孩子打来的电话，只要在场，崇民伯父总是高声喝道“他在老家有爱人了！”崇民伯父经常在工作闲暇之时，带上围裙，到厨房帮厨。一切就绪后，他会亲切的招呼大家：“别玩啦，开饭喽！”他身上具有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和风趣。我们那时候，经常在电视里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偶尔的，他也会坐在最前一排和孩子们一起观看。有时候，他会来上一句冷幽默：“这外国人怎么长得都是一个模样呢？”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自己倒先笑了起来。我长大成人之后，方才明白。崇民伯父是在告诉我们：“人，要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正派的，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就是崇民伯父的家风。
崇民伯父不仅对子女，对任何年轻人都予以关怀。我们有一位同学给他写的信中，引用了几句李密《陈情表》的话，情绪有些阴暗、晦涩。他阅读之后，深为忧虑，再三嘱咐我转告这位同学，大小伙子火气应该壮实，一定不能丢失朝气，过早衰朽，无病呻吟。同时，他也向我们耐心的讲解了，《陈情表》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李密和晋武帝的其人其事。文革中，我曾经是一份红卫兵小报的主笔，写过很多不着调的文章，崇民伯父坐在门廊下的藤椅上，让女儿一篇篇的读给他听，然后，郑重的告诉我：“革命热情可嘉，讲出的道理却幼稚，还是要多读书！。”有一天晚上，闲来无事，我用小提琴拉了一首外国乐曲。第二天，崇民伯父和我说：“过去，我一直以为西方音乐是粗野的，看来不是，西方人也像任何民族一样，把欣赏美，创造美当作人生的功课。懂得美，创造美才能懂得如何做好一个人。”在崇民伯父的启发下，我才知道，我在小报上写的文章，由于没有把道理讲透，所以缺乏道理之美。崇民伯父批评我文章道理的幼稚，是我还缺乏发现人生之美的能力。我和玩伴高大会开始收敛了青少年的躁动，不知多少次，去电影院观看前苏联电影《青年时代》。我们都被电影插曲《我亲爱的母亲》所感动，我们确实体会到了母爱中，深沉而含蓄的美。我们也知道了，只有母爱，才使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童年，走不出真挚的幻梦。我们俩也不止一次的观看前苏联电影《白夜》。这部电影表现出的幸福的到来和失去，是那样突兀倏忽，使我们两人遗憾的相对无言。其实，我们的心灵既然被打动了，就是在美的溪流里的一次徜徉。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我和玩伴高大会从来都没有放弃对文学、舞蹈、音乐、美术、摄影艺术的欣赏。有一次，高大会在阅读完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之后，被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所表现出的爱情之美，人格之高尚深深感动，甚至难以自制，他和我说：“我怎么感觉玛格丽特临终之前，高喊着的名字不是阿尔芒、阿尔芒！而是在喊着高大会，高大会？”从此，我和高大会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和高度上，领会着人性之美，我们知道了，具有追求美的愿望和能力，才能敲开道理的大门。
崇民伯父经常饱含深情地回忆家乡农家院里的高粱米水饭，黄米粘豆包，冻豆腐炖大白菜。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美味。我们也多次被老人家的回忆所感染，因为他的话语里，有一股泥土的芬芳，一份真挚的情愫，一份对人民的热爱。崇民伯父从来不掩饰自己身上的平民性。他到当年的战友和朋友家里做客，兴致来了，会盘腿坐在人家的钢丝床上爽朗的大笑，谈古论今。虽然盘腿坐在钢丝床上不够惬意，他还是稳如泰山，照坐不误。我和玩伴高大会都在崇文区一家平民子弟学校读高中。高大会经常把很多同学领到家里玩耍。崇民伯父从来都是亲切对待，该攀谈的时候就推心置腹，到了饭点，就招待大家一起吃饭。尤其是在文革时期，高大会经常领着我们这些“战友”们，在家里议论文革“大事”，探索问题，油印传单，甚至昼伏夜出，到街上去刷大标语。崇民伯父这时候正被迫赋闲在家，但是，他从来不对我们的行为发表异议，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的作为。直到有一次，我们几位文艺宣传队的同学被社会流氓殴伤之后，崇民伯父对文革乱象的反感终于爆发了。他把所有的受伤同学接到家里疗伤。有一位手掌骨被打断的同学，崇民伯父就派自己的专车接送，到医院治疗。有一位脚踝骨受伤的同学，崇民伯父拿出自己珍藏的跌打丸，用白酒化开，亲自给这位同学敷药。看到这些，我们的心里都是暖暖的。感觉到崇民伯父，形象是那样高大、亲切。他就是一位亲切的长辈，是一位甘心情愿的，为年轻人铺路，搀扶年轻人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前行的引路人。
从1960年到1968年，我在崇民伯父的身边，不自觉的，逐渐的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一个青年人。和崇民伯父也愈发熟稔。崇民伯父也如是，见到我的进步就鼓励，见到我的谬误就批评指出。1968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去给老人家拜年。崇民伯父正在饭厅吃饺子。我想和崇民伯父耍点调皮。开玩笑的说：“大过年的，按规矩，应该给您磕俩头。”崇民伯父放下筷子，和老伯母一起朗声笑了起来，老伯父指着我说：“大过年的，也不正经，进了这个门，就上桌吃饺子！”当我夹起第一个饺子的时候，心里掠过了一阵不安和难过，因为，我们这一茬子年轻人，马上就要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了。我的玩伴高大会正在积极的酝酿着去部队当兵，我也在考虑离开北京，或是去东北兵团，或是去农村插队。也就是说，我很快就要离开可爱、可亲、可敬的崇民老伯父和老伯母远行了。
1968年9月21日，我离开北京去内蒙古插队的前一天中午，崇民伯父顾不上休息，要我过去谈话。我匆匆的赶了过去，老人已经坐在小客厅等候一些时间了。和我进行单独谈话。崇民伯父先是沉默了一会，才缓缓的说：“人过20多岁才离开家，走的有点晚，但是，毫不犹豫的走上社会就应该表扬。你去的那个土默川是北朝民歌里唱的那个敕勒川吗？”我说：“接知青的当地干部们说：土默川就是历史上的敕勒川。说我们那里的土地一马平川，黄河大鲤鱼比猪长得还大。”崇民老伯父哈哈大笑起来：“这话说的不真实，恐怕那里的猪长得还没有黄河鲤鱼大吧？”我也笑了起来，我知道，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崇民伯父对当时农村、牧区的现状一定是了然在心的。崇民伯父沉吟了一会，眼睛微阖，轻声叨念着：“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他好像是想考考我，向我提问：“最后一句应该是哪一句？”我信口就说：“‘风吹草地见牛羊！’对吧？”崇民伯父郑重的说：“风吹草地见牛羊就是你们将来的前途，青年人走出这一步以后，必须要时时考虑，如何做好一个人。”崇民伯父虽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但是，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崇民伯父强调的“如何做好一个人”这句话，始终在我的思索中，这句话的分量，始终让我感到那样沉重。
崇民伯父和我的谈话开始轻松起来，他饶有兴趣的谈及了他和蒙族乡亲们接触，交往的趣事逸闻，谈了他所知道的蒙族的风俗习惯，偶尔的，还笑呵呵的来上几句蒙族之间相互寒暄、问候的蒙古语。我听了，也不由自主的发笑，因为，老人说的几句蒙古语带有浓重的东北话的味道。崇民伯父特别感慨地说：“少数民族，一般的都特别朴实，善良，宽厚，都爱喝上几口，你顶得住吗？”我说：“那我可要认怂，我是喝上几口就上头！”崇民伯父呵呵的笑了起来：“喝酒盖脸的人好交往！告诉你一个绝招，按照少数民族的习惯，悄悄的把酒杯扣过来就妥了，人家不会强灌你。”逐渐的，我们的话题从如何与少数民族相亲相融，转移到1965年，74岁高龄的崇民伯父到西藏参加自治区成立大会这件事上。崇民伯父说：“本来，周总理要亲自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但是，一方面由于国事繁忙，分身困难，另一方面，也有些人认为西藏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担心总理的身体接受不了，坚决反对总理亲往。我们代表团归来以后，总理不止一次遗憾的说：‘高崇民同志比我还大七岁，不也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说到这里，我看到崇民伯父的脸颊上，流露出了很满足、惬意，甚至有些自豪的表情。这个鲜活的表情，永远印刻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忘怀。因为，我发现了老人的童心未泯，清晰地看到了他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幼童那般天真可爱的模样。一阵阵热浪，不时地涌上我的心头。
在整个谈话中，77岁的崇民伯父没有一丝倦意，他用最通俗的语言，滔滔不绝的讲述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历史，讲述着他矢志不渝的革命理想，讲述他一生中所经历的很多事情。我完全听得出来，崇民伯父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对土地的眷恋，对人民的挚爱，对年轻人的期望。就像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体会到，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甘愿在困难的砥砺之下，永不屈服，永远热爱生活，永远为之奋斗！我终于明白了，崇民伯父的谆谆教诲，实际上，就是彰显着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谈话竟然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还意犹未尽。这时候，老伯母进门提醒我们，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当我走进饭厅，万万没有想到，崇民伯父想得那么周到，把我和高大会在京的所有好友，同学都请了过来，一起为我送行。当然，他所有的家人也都赶回来参加。崇民伯父如此的关爱令我更是感动。老伯母亲自下厨，忙乱了不知多少时间，准备了两大桌十分丰盛的菜肴。崇民伯父亲手开启了他珍藏的茅台酒，笑呵呵的对大家说：“这顿酒就是祝贺你们这些孩子们的成年酒！”送行宴中，崇民伯父三次走到我这里和我碰杯，老人豪爽的说：“东北人讲究实在，碰杯就要一口见底！”说罢，老人将杯中酒一口喝尽，还特地亮出滴酒不剩的杯底，我也是扬起头，一饮而尽。最后一次碰杯的时候，崇民伯父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崇民伯父引用的《论语》上的这一句话，竟然是崇民伯父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我没有记错，崇民伯父这天下午和我长达四个多小时的促膝谈心，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他三次高举酒杯为我送行，大概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我几次想拿起笔，给天堂里的崇民伯父写一封信，想告诉他：“您的这三个最后一次，把我的一生折磨的好苦，流下的泪水好多。”
1968年10月8日，我和崇民伯父离别后的第16天，四人帮及康生之流终于伸出了罪恶的黑手，将崇民伯父逮捕。。在秦城监狱的三年黑暗中，崇民伯父始终坚贞不渝，不说一句假话，不诬告任何人，宁做寸寸折，不做绕指柔。他大义凛然的说：“无论什么时候，有理就不要怕，不要被恶势力吓倒。”崇民伯父为忠于他维持历史清白的坚定信念，伏案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详尽的介绍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为很多他昔日的战友和同志们后来获得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真的是“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71年7月29日，崇民伯父在秦城监狱遇害。
1971年9月4日，我请假从内蒙古赶到崇民伯父家。老伯母和我的挚友高大会拉住我的手，强作平静的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高大会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副带有棒子面粥残渣的碗筷和两块钱钞票。这是监狱方面送回来的崇民伯父遗物之一。高大会凄切的说：“这两块钱是我爸爸被带走时，我妈悄悄放到他兜里的，没想到，三年里，他一分钱都没有用过！”听到这里，我实在控制不住，跑到厕所里嚎啕大哭。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流泪挟血的痛心彻骨之感，那种痛楚，根本无法用文字叙说。
9月4日这天深夜，我和高大会默默的坐在一起，谁也不想多说什么。只觉得眼前是一片茫然。我们的四周，也是死一般寂静，无处诉说的的痛苦，始终在折磨着我们。直到长安街上，电报大楼的钟声响起，我们才意识到，已是午夜时分。我不由自主的想到，崇民伯父要是看到我们俩，这么晚还在读书，做功课，聊大天，他一定会过来敲打房间的窗户，提醒咱们‘太晚啦，该休息了！’”我默默地拿出纸笔，写了四句诗“夕阳送我归故家，闲院簌簌飘落花。昔人未语千滴泪，夜拍窗棂疑是他。”
我以为，崇高而美丽的人生永远不是刻意的黄昏；匆匆路过的，甚至不曾目睹落花簌簌飘落的，也不见得是一种落寞。至于，折磨我们的，莫名的，并且抑制不住的泪水，仅是小精灵的跳跃。夜拍窗棂，时时关爱我们的崇民伯父，才是我心里永远的辉煌。
2021年11月16日，崇民伯父离去50周年之际，写于望都家园。